中国远征军在缅甸

黄翔

中国远征军的组成

1940年秋，日寇侵占了越南，中国从越南开通的补给路线被切断了。以后中国的补给路线便由缅甸的仰光经滇缅公路进入云南。1941年到1942年初，美国的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经过这条公路运到中国云南的大后方。这时我们第5军也在云南，负责昆明的防守。日寇为了切掉中国这条补给路线，于1942年初从泰国再次进入缅甸。这时英国当局深感它在缅甸的兵力不足，不得不请求中国援助（本来中英双方早有由中国协助英国共同防御缅甸的协定，但英方出于自私，多次拒绝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中国当局也就仓促地组成远征军，准备进入缅甸，协同英军作战。

当时的远征军司令部长官是罗卓英，杜聿明是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代号5A）军长，所辖200师（代号200D）师长是戴安澜，新22师（代号N22D）师长是廖耀湘，96师（代号96D）师长是余韶。我所率领的第5军新兵训练处两个步兵团，随同入缅作战。另外，第6军（代号6A）军长甘丽初所辖第49师（师长彭壁生）、167第93师（师长吕国铨）、暂55师（师长陈勉吾）；第66军军长张轸所辖新38师（师长孙立人）、新28师（师长刘伯龙），也陆续进人了缅甸。

先遣参谋团入缅侦察地形

1942年2月底，杜聿明军长命令我为先遣参谋团团长。参谋团一行7人，除我而外的其他成员有：军部少校参谋邹德安、各师的参谋主任以及英文翻译陈参谋。先遣参谋团的主要任务，一是和英军联系，了解友军的情况及敌情；二是侦察地形。当时的作战方针，主要是取攻势防御。所以到缅甸后首先要选定几个适于防御的阵地。

先遣参谋团大约是在1942年2月底（具体的日期已记不清了）分乘两辆吉普车从昆明出发的。当晚到达滇缅交界处中国一方的小镇畹町。那时，这个小镇已经成了滇缅公路运输的中间站，所有来往车辆上的人员都要在这里吃饭或者住宿。这个地方的房屋大都是临时用竹子建成的，床铺也是用竹子编的。我们在竹屋中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继续出发。我们先到了缅甸境内的腊戍。这是缅北的一个重镇。在腊戍住宿时，印军方面派P.M.上尉来接我们。我首先向他提出一个要求，请他给我们一张全面的缅甸军用地图，他答应了我的要求。第二天我们从腊戍继续前进，中途经过眉苗，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城镇。我们在这儿吃过午饭，略加休息，又继续前进，当天晚上到达曼德勒。曼德勒是缅甸的一个首府。英方预先在曼德勒给我们准备了比较舒适的住处。住下后我们同英军的几位军官（大概是上校级的，名字记不得了）共进晚餐。席间，双方交换了彼此部队的一些情况和关于仰光方面的敌情。我们在曼德勒停了一天。到第三天，大概是3月2或3日，我们又继续向南沿仰光的曼德勒公路前进，侦察沿路地形。

当时我看到所经之地都是平展的开阔地，虽有一些丛林，但并无适宜军事防御的阵地地形。我们到漂贝后又住了一晚，第二天继续向南前进。到平满纳时，我发现了一片起伏地。这是一片标高还不到50米的高地，相对于平原来说，也算是勉强能作为防御阵地的地形了。我在这一带视察了大约半天时间，以后又向南走了百把公里，经同古到达仰光。这是英军的第一师第一旅所在地。我们会见了该旅旅长，探询有关敌情，但是他没有一个比较明确清楚的答复。沿途，我们看到一些由前方撤退下来的印缅军。士兵都是加纳族人。他们倒扛着枪，疲惫不堪地向北急速行走。看到这些，我们感到情况是很严重的。

此后我们折回漂贝。经过平满纳的时候，200师的部队也都陆续到达了。戴安澜师长留我们在师部吃了一顿便饭。我们回到漂贝时，军部也到了漂贝。至此，我们先遣参谋团的任务就完成了。军部和各师的参谋都回到各自的岗位，我也担任起新兵训练处即独立支队的指挥任务。独立支队有两个补充团，一天后陆续到达漂贝附近。

大概是3月5日左右，一天晚上杜军长打电话请我到军部去。在这之前，我已经将我们先遣参谋团侦察地形的经过及议定的防御方案向他作了汇报。

这时，军部参谋长罗又伦拟定了一份本军关于缅甸会战的计划。杜聿明军长把计划给我单独看了一下，让我提出修改意见。我看过以后，在作战的指导方针方面，略微提出了一点修改意见。记得当时杜聿明军长表示很赞赏。他说：“到底是老参谋长！”我听后感到非常高兴。

新训处协同二○○师在同古作战

日寇3月8日在毛淡棉击退英军之后侵占了仰光。我们的国际补给路线被切断了。日寇继续以它的主力55师团向北前进。我200师奉命占领同古，以便掩护军主力集中。200师于3月8日接替了英军的防御，并掩护其向西北方向撤退。不久，便与敌55师团前哨发生接触。3月20日，敌55师团向我驻防同古的200师开始攻击。我200师没有空军和炮兵的支援，只凭借阵地之优势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杜聿明军长为了加强200师的防守，令我率领新兵训练处的补充第2团向同古方面前进。我于3月20日的中午到达200师师指挥所，见到戴安澜师长，并了解了当时的情况。这时从200师的右前方传来炮声。我军骑兵团（机械化骑兵团）正在和敌人战斗。听来炮声距200师右前方越来越近了。我料到敌人有迂回包围200师右后方、切断联络线的企图，当即向戴安澜师长建议，赶快变换后方联络线（从军部出发时，我和杜军长已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有所判断，杜军长同意我的意见），尽快把师指挥所移到色当河（即锡唐河）的东岸，也就是左岸（色当河上有一座桥梁）。当时戴安澜师长同意了我的意见，马上命令工兵连赶快架设新指挥所的通讯联络线。没有多久，我就同戴安澜师长转移到色当河东岸。这时杜聿明军长命令把新兵训练处补充第2团划归戴安澜师长直接指挥，要我回漂贝军部率领留在那里的新兵训练处补充第一团。我徒步行军，沿色当河以东公路，经同古于第二天拂晓到达漂贝。

此次战斗，敌人对我军实行了步、炮、空军联合的猛烈攻击。我200师全体官兵以及补充第2团与敌人奋战了12个昼夜，予敌人以重大杀伤，后奉命撤出同古。以后到达梅克提拉集中待命。补充第2团也奉命归还新兵训练处。军骑兵团奉命组织抵抗，最后也撤退至平满纳。军骑兵团代理团长黄行宪在此次战斗中不幸阵亡。

大概是4月7、8日，军主力新22师和96师乘汽车逐次到达平满纳、漂贝以北地区。22师在平满纳地区与敌人发生遭遇战。因为兵力是分批到达、分批参加战斗，所以打得很不利。96师的情况也是一样，立足未稳，即仓促应战，战况不利。英军弃路退到任安羌以北，东路（第5军右翼方面）的第6军暂55师也被敌人击溃，退到棠吉东北的山区。

我对所部退却路线的选择

敌人占领了第5军右侧棠吉的一个重要地点。200师又奉命向棠吉攻击。我们新兵训练处独立支队同时奉命协助200师攻击棠吉。军部特别派出了一个工兵连，破坏棠吉以南的一座公路桥。我当时指派了补充第2团第1营营长项荣还率领该营协同工兵连执行这一任务。但是项荣还率部出发不到两小时，军部又派一位少校军需送来一份命令及部分缅币。命令的内容是：敌已占领腊戍，要新兵训练处赶快向八莫方向撤退。

敌56师团已绕过200师占领了棠吉，并继续向北突进，大概于4月29日占领腊戍。这样我们中国远征军到中国的联络交通线就被切断了。我接到撤退命令后，一方面派人赶快追赶项荣还第1营，另一方面选择退却路线。长距离的退却，路线如何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我手中已有一份比较完整的地图，这份地图对我选择撤退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撤退途中，我们遇到零零落落向北撤退的华侨。我集中了大概二三十位华侨，请他们做向导，与前卫营一同前进。我判断敌人是分三路向北前进的，中路已经到腊戍，并继续向中国境内前进。另一路也就是东路，沿滇缅公路北境即22师和96师所经过的路线推进。再有一路就是西路，则去追击印军，向密支那方向沿印度边境前进。所以我认为退却路线绝不能选择在公路线上。我们靠的是两条腿，可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我们只能选择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作为退却路线。当时敌人已经跑在我们前面，我们的两侧和后面都有敌人。我这个支队处在敌人的一个马蹄形的包围圈里。敌人的主要目的是迅速占领我们向国内和印度方面撤退的交通要道。这时，我们应尽量避免与敌人接触，争取脱离敌人，很快地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当时的情况是比较严峻的。

撤退之前，我在紧张的部署工作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将军骑兵团的代理团长黄行宪的遗体从漂贝挖起，派专人用卡车迅速直接运回国内，尔后又运到贵州安顺县城附近安葬下来。黄行宪是我的一个堂叔，也是黄埔军校七期的同学。我不能把他的遗体丢在敌人的占领区内。

第五军及其属部的转进经过和路线

敌人进占腊戍以后，远征军主要的后方联络线被切断了，这对我军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为了免于被敌歼灭，我们中国军队特别是第5军就不得不向北撤退。

第5军军部和直属部队及新22师很艰难地通过了洞洞山和野人山。当时正值雨季，洪水泛滥，疾疫流行，死者过半。96师经过密支那东侧地区（此时密支那以北已被占领，不得不绕到江北前进），一直退到缅甸的最北部葡萄地区，最后艰难地退到云南边境。96师的副师长胡义宾在撤退中突遭袭击，负伤阵亡。200师的撤退路线和新训处的退却路线相距10天的行程。戴安澜师长在通过细色公路时受敌袭击，负重伤，一周后即去世了。

我部历尽艰险终于回到祖国

我所率领的新兵训练处从棠吉到漂贝一个交叉的公路上，即开始作撤退的准备。因为要等第一营的归还，我们在交叉点以北的一个地区停留了几个小时。这时敌人两架侦察机在我们的上空盘旋，我们的部队就自动地在树林底下掩蔽起来，敌机似乎没有发现我们就飞走了。当时第1营尚未归来，我非常焦急，我不能把这个营丢掉，于是，就派了一位军官急速赶去向他们说明我们退却的路线，让他们跟上来。我们向北转进时，走的是一条未修完的公路，比较好走，到下午就进入了一片山区。山上原有的道路被倒塌的竹林拦住了，我们只好临时派先遣部队用大刀在前面开路，真可以说是披荆斩棘。这样一直走到将近黄昏，才就地宿营休息。这天大家虽然疲惫不堪，但还没遇到敌情，行军比较顺利。第二天，大概是5月1、2日，具体的日子记不清了，我们又继续沿着山中小道前进。这是一条羊肠小道，周围没有村落，是敌人不容易对我们实行阻击的路线。我们连续行军近四天，5月6日左右到达南图河的南岸。这条河是伊洛瓦底江的一条支流，由东北向西南，下游叫米坦格河，到曼德勒就同伊洛瓦底江汇合了。这条河的两岸是绝壁悬崖，仅有一条羊肠小道能通到岸边。这时正是雨季，河水暴涨，流速在5秒立方米以上。水深流急，我们又没有渡河工具，怎么办？部队已陆续集结在南岸一带，我站在岸边望着这条河焦急万分。我当即派人到上下游去寻找渡河材料。我自己在南岸的一个崖窟中把行军床铺开，在那里休息并指挥部队的渡河行动。

我原是工科毕业的，曾学过一些渡河方面的知识。这时去上游寻找渡河材料的官兵弄来了一个长达15米、直径约80厘米的大树，树的头上还有一个大孔。这大概是山林砍伐后遗留下来的木材，太幸运了。我马上命令通讯排用所有的电话线编一根约50米的粗绳，大约用了将近两盘电话线。实际上河宽大概只有20米。我选了两名会游泳的，是士兵还是军官我忘了，将粗绳牢牢地缠捆在那根木头的大孔上，然后把绳子牢固地系在两岸，作超纲渡（这是工兵的一种渡河方法）。第一批约10人，像骑马似的骑在大木头上面，然后用超纲的方法由左岸把木头牵到右岸。试渡成功了！接着部队就连续用这个方法渡河，当然速度是比较慢的。渡过河的部队上岸后，即在北岸警戒和掩护，以便后续部队安全渡河。经过了一昼夜，项荣还营也赶上来了。我的心情也就轻松了一些。第二天，部队大部分渡过去了。我就和新兵训练处的官兵包括参谋副官和特务排等一起渡河。经过三个来回也都渡了过去。最后一个营的兵力也在黄昏前全部渡过河去。这一非常艰巨而严峻的关口总算闯过去了。遗憾的是在渡河时有一位性急的青年军官（估计他会游泳）迫不急待地跳下水，想游过河去，不料水流太急，跳下去后就淹没了。不一会儿，在几十米开外处看见他的手脚翻了几翻，然后就再也无踪影了。这是渡河中唯一的牺牲者。

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加以说明，就是在渡河进行当中，突然接到重庆发来的一封无线电报，内容是“黄翔的部队应留在缅甸境内打游击，牵制敌人”。还称我为游击司令。我接到这个命令后，认为是行不通的。因为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很不利的。中国军队又已被击败，在群众中是不可能得到支持的，留下只能被彻底歼灭。所以，我没有遵照这个命令行事，仍按原来的转进计划继续向既定目标撤退。渡河后，接着就要通过由曼德勒、眉苗到腊戍的这条东西公路。这时公路的各要点已被敌人占领了，而且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继续向东北前进。我们必须选择敌人的间隙部，并且要在夜间行动才能通过这条公路。我们先在河北岸的森林中露宿了一夜，同时派出搜索部队搜索公路附近的情况。不久搜索部队报告说：“刚刚看到敌人的一个汽车部队牵引着大炮向东北前进。”我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注意隐蔽。一直等到天黑，我们才缩短了部队的纵长，用很短的时间从眉苗和细包之间的空隙中迅速通过去，没有被敌人发现。接着就连夜前进。那几天，敌人正忙于侵占我云南边境的几个要点如畹町、芒市、龙陵、腾冲等地，后方是空虚的。我抓紧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向八莫以北地区转进。大概又经过了两昼夜的行军，我们就安全地通过了南次和八莫公路，于5月10日左右抵达云南的西南边境。

这天我们在老百姓的竹楼中宿营。不料，半夜遭到土民的袭击。我命令各部队固守自己的住地，不可轻易行动，但也要做好对付进一步袭击的准备。这一带森林浓密，四面是石岩。土民在拂晓以后继续从附近的森林向我们打枪，当然用的是一般的鸟枪和步枪之类的武器，火力并不猛烈。为了行军的安全，我指定两挺重机关枪和两门迫击炮实行威力搜索，那里有枪声就向那里集中射击。这笨办法很奏效。

为及时了解情况，做适当处置，我同补充第二团苏团长，跟在前卫连的行列中行进。刚走不远，土民又继续射击，有几名搜索士兵被打死了。这时我又采取那个笨办法，命机关枪连往有枪声的地方密集扫射。一经扫射，那里马上沉寂，从此再没有枪声了。就这样我们边搜索边前进。经过半天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了云南腾冲以南100多公里的盈江。我们在盈江休息了一天，遇到了盈江的土司刀宝图。我在昆明时就认识他了。他对我们很热情，供给我们食粮，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赠送给他两挺俄式轻机关枪，他非常高兴。我们出发时，他又给我们补给了三天的粮食。这时腾冲已被敌人占领，我们必须绕过腾冲，经古永向沪水方面前进。在这之前，曾经接到军部的一份电报，要我们到云龙县集中休整。大概是在5月11日左右我们到达沪水，就是怒江的西岸。这时的怒江也是河水暴涨。所幸有一条大木船，每次可渡一排人。但是，渡船停在对岸，没有人看管。我们向对岸山上土司的一个管事喊话，说明我们是什么部队以及我的姓名。很幸运，我和这位土司也曾在昆明见过面。要到渡船后，我们用了大约一夜的时间就全部安全地渡过了怒江。

第二天早上我们稍微休息了一个小时，吃完早饭就继续向漕涧前进。事先我已给杜聿明军长发了一份电报，说明因渡河困难，我们要到漕涧集中。经过半天的时间我们就到了漕涧。漕涧是一个大镇。到此为止，我们的转进便告一段落了。总的说来沿途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没有遭到敌人的袭击，所以没有大的伤亡，而且途中都按时得到了补充，官兵们也没有挨饿，病的也很少。这比起其他各路的友军如军部和22师经过野人山那样的地区，困难要小多了。

在漕涧住了两天之后，我骑马行至瓦窑堡，昆明留守处的吉普车已开到瓦窑堡等我。到瓦窑堡后，我乘车到达保山，那时宋希濂同志正在那里负责滇西的防务。我见到了他，同时还见到了过去参谋团的主任林蔚。他们对我这样安全的归来非常满意，慰问备至。我就把沿途的经过做了简单的汇报。尔后，我又回到漕涧。

在缅甸转进的长途行军中，特别使我欣慰的是，我有一匹好马始终伴随着我前进。它非常忠实地尽到了责任，使我安全地回到了祖国。我把它当作亲密的朋友，爱护备至。后来它得病死了，我十分痛惜，至今仍十分怀念它。

1987年5月18日王桂玲整理

来源：文史资料选编第40辑

录入校对：观棋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