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姆珈训练营地与筹划反攻

兰姆珈训练营地

兰姆珈营地原是英国人修建的一所战俘营，面积相当大，经过改造后各种设施都很齐全。当时驻印军总指挥部和各直属部队及新1军各部队都驻扎在这里。

由于驻印军在兰姆珈的主要任务是接受美国的军事装备和训练，所以在这个营地里，专门开办了由美军人员执教，中国方面负责行政管理的军事学校——兰姆珈训练学校。除了驻印军的各级干部要在这里轮流受训外，国内准备接受美械装备的十三个军¹的部分军师团级军官，也分批空运到这里受训。这类性质的学校我国当时共有两个，一个在印度，另一个设在昆明，即“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在云南大理另设分团）。这些学校分别举办请如步兵、炮兵、工兵、通讯、战术（参谋）等多种训练班，训练时间一般为六个星期，先后在这些学校里受训的军事人员达一万余人。有些技术性很强的兵种，如军事通讯专业，除了由军队内部选派学员，还在国内招收了不少高中学生。这些青年人既有爱国热情，文化素质亦好，掌握技术很快。譬如在兰姆珈训练学校，大多数通讯专业学员能在三、四个星期内，熟练地掌握美国一般通讯人员需要三个月时间才能学会的技术，使美国教官们大为惊奇，一再称赞中国人聪明能干。

对于士兵的训练也是相当严格的。兰姆珈营地设有一些训练场，每个训练场可以容纳一定数量的部队，士兵们轮流在各训练场接受美国教官的训练。美国人训练军队同中国的传统练兵方法有很大不同，他们把训练场当作工厂，把士兵当作原料，训练的分工很细，要求严格，但动作却很简单。美国自恃有强大的空军及炮兵，故对筑城作业和夜战教育不甚重视，至于对官兵的精神教育就更谈不到了。

驻印军的给养由英方提供，均发实物，主要是罐头和面包，营养较国内好得多。记得那时一日三餐的主要菜肴是罐头，遇有聚餐宴会也常常是罐头食品，吃得久了，把人的胃口也吃“倒”了，不少人后来一见到罐头就摇头。不过从营养学的角度说，这些高质量的食品使官兵们始终能保持着充沛的体力，加上军队中配备了很完善的医药卫生条件，所以官兵疾病很少。更重要的是军中基本杜绝了逃兵现象。我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多年，深知逃兵是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当时国民政府并无完善的兵役制度，只好乱拉壮丁，加上军官腐败，层层克扣士兵军饷、伙食，导致部队中逃兵现象层出不穷。“逃了补，补了逃”，永远练不完的新兵，使军队的战力大受影响。但驻印军在印缅期间，由于远离祖国，又受洋人欺负，因而士兵们的爱国思想比较浓厚，我亦及时督导各级军官和政工人员随时抓机会进行爱国教育，所以官兵比较团结，“打回祖国去”，成了官兵一致的愿望。当时军部办了一份《军声报》，经常报道军内外大事。另外还成立了剧团，也常常到各部队中去巡回演出，这些都对鼓舞部队士气，起了很大作用。通过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人那种只重训练技术，不注重也不可能注重精神教育的殖民地式的训练缺点。

新1军所辖新22师、新38师，最初只有9000余人，其中新22师3000余人，新38师6000人。以后陆续由国内空运补充兵员，使每师达到一万余人。在建制上，每师辖步兵三团，炮兵一营（后来增加一营）、工兵一营、通讯兵一营、辎重兵一营、卫生队和一个特务连（反攻缅北战役开始后，新38师配属一个战车营）。每团步兵三营，迫击炮、平射炮各一连，一个通讯连、一个卫生队、一个特务排，兵员约三千人。每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每连三排，每排三个步兵班，一个轻迫击炮班。总指挥部的直属部队计有：炮兵三个团，每团重炮三十六门；战车六个营；汽车兵团，拥有载重汽车四百辆；工兵两个团；化学兵两个团（后改为重迫击炮团），每团有重迫击炮四十八门；骡马辎重兵一个团。还有一个特务营、一个通讯营和一个战车训练处。此外有一个训练处，处长的权力很大，仅次于史迪威将军。1943年初秋，又由国内空运新30师（师长胡素将军）到兰姆珈接受装备和训练，归入新1军建制。至1944年夏，最高统帅部为了取得更多的美械装备，再拟空运第54军到印度，但史迪威将军只肯接受两个师，不接受军部。该军第14师（师长龙天武将军）、第50师（师长潘裕昆将军）空运到印度接受装备后，在缅甸战役中与原驻印军合并，扩编为新1军和新6军，这是后话。

驻印军各部的补充兵员，都是由国内精选的，身体素质甚好。经过半年多的强化训练，部队的军事素质提高很快，后来成为在缅甸战场上无坚不摧的抗日劲旅。

1943年11月底，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参加开罗会议归国途中，曾在蒙巴顿等英美将领陪同下，于印度兰姆珈做短暂停留。他们很有兴致地视察了训练营地，并检阅了部分驻印军部队（当时驻印军新1军主力已开赴前线）。蒋先生夫妇看见受检部队装备精良，队伍严整，官兵精神饱满，士气旺盛，深表满意。以后在同我的谈话中，蒋先生充分肯定了驻印军在兰姆珈的训练成绩，并反复强调了积极争取美援的重要性。

蒋先生抵兰姆珈停留时曾有这样一段小插曲：他们夫妇及随行人员一到达营地，美方人员就一再邀请他们下榻于总指挥部内，但蒋氏却坚持要住在我的军部里。此举颇使美国人有些尴尬，也使我很为难，因为军部的营房都很简陋，实在找不到象样的房子供他们休息。正巧我的妻子刚刚从国内来探望我，仓促间只好将我们的卧房腾出来，稍加布置，临时充作蒋先生夫妇的下榻处。从这桩小事中可以看出，当时蒋先生与美国人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由于我在驻印军期间的主要使命之一是协调中美军事人员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着重叙述一下当时中美关系及驻印军内部中美双方合作的有关情况。

二次大战期间，国民政府一直将美国作为自己重要的战略盟友，特别是抗战中后期，接受美国政府的各种援助甚多。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蒋先生就设想过在美国的帮助下，装备三十个甚至更多的精锐美械师，借此改变国内抗战的局面。至于美国方面，如上所说，也希望通过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在远东拖住更多的日本军队，减轻自己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因此中、美两国作为反法西斯盟国，在基本战略利益上是一致的，所以在战争期间始终能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双方国力相差悬殊，这种合作在很多情况下又不是平等的。那时美国朝野一些人士，认为中国贫穷落后，而且国民党的政治腐败，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非依赖像美国这样强大的盟友不可，因而不大看得起中国，在中国人面前常常摆起一副施主的模样。更有些人则希望通过军事援助和经济“施舍”，扩大美国的在华势力，以便在战后将中国置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圈内。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忘记和否定美国人民在战争期间所给予我们的极其宝贵的支援，也不能说上述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识完全支配了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但事实证明这些因素的确曾给那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过一定影响。至于中国方面，由于国民政府不懂得也不敢依靠人民来取得这场反侵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美国人的帮助上面，所以处处显得仰人鼻息。然而遇到一些严重损害我国民族利益，特别是危及统治集团利害的事情，又不得不做一些抗争的表示，因而在两国关系上，难免常常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麻烦。在中国驻印军问题上，就曾是双方经常争执不休的焦点，这个矛盾主要表现在蒋介石先生和史迪威将军之间。

谈到蒋、史之间的矛盾，还是要从他们各自的打算说起。史迪威曾任驻华武官多年，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颇熟悉，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他这次受命到中国来，一方面是代表美国政府监督美援的运用，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在华利益。另一方面也有个人的企图，他想通过自己是个中国通的便利条件，利用中国的士兵和美国的装备，在远东创造一番英雄事业，挽回在缅甸失败的面子。他希望首先能取得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继之以美国军官代替中国军官，建立一支殖民地式的军队，作为他代表美国左右中国命运的资本。史氏的这个想法与当时的美国领导人不谋而合，因而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首肯，但却无法为蒋先生所接受。蒋氏是一位凭借军事力量起家的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家，历来视军队如生命，绝不能容忍兵权旁落人手，况且是落入外国人之手。本来，他取得美援的目的，是加强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力量，确保和巩固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因此，无论他对美援是如何渴望，也不肯轻易付出哪怕是放弃一部分兵权的代价。这样一来，蒋、史之间就种下了产生矛盾的基因。

矛盾的公开引发是在中国驻印军组建之初。史迪威将军出于他坚持建立殖民地式军队的一贯主张，提出“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拟将驻印军营长以上军官由美国人担任，并且先由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准备接替中国军官的职务。

史氏的这一企图，立即遭到全体中国将士的强烈抵制，连美国人非常器重的孙立人将军（孙氏毕业于美国南方弗尼吉亚军校，与美方关系比较密切），也表示坚决反对，遂形成僵持局面。蒋先生对史氏的这套主张和做法很反感，坚决拒绝了史氏的无理要求，不过为了缓和关系，还是同意将原来的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部撤销，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由史迪威将军担任总指挥，罗卓英将军副之。但是，蒋氏的这些苦心安排远不能令史迪威满足，他一方面将三百余名美国军官，除派一部分在昆明和兰姆珈训练基地任教官和管理人员外，其余分别派到驻印军中担任权力很大的各级联络官，企图通过这些联络官来达到控制中国军队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又借口中国将领腐败无能，一再要求调走罗卓英将军。蒋先生不得已只好再次妥协，勉强同意将罗氏调回国，同时把驻印部队主力两个师改编为新一军，由中国方面派遣军长管辖部队，但受史氏直接指挥。所以说，我出任新1军军长一事，实际上是蒋、史之间这一回合斗争的结果。

史迪威将军对于成立新1军当然还是不满意的，但也不便再表示反对，以后便挖空心思地采取缩小军部编制的方法，来削弱军长的权力和作用。根据他的规定，军部只有三、四十人的编制，没有任何直属部队。至于部队的指挥、训练、人事、经理、卫生等权力，也都集中到总指挥部那里，军部的权限仅限于管理军风纪等事务。

不仅如此，缅北反攻战役开始后，有一个时期史氏和他的美国同事们，不愿让我过问军事，亦不允许中国师级将领行使前线作战指挥权，事事要由美国人来决定。经过我们的抵制和斗争，以及中国将领们在战争中显露的卓越指挥才能，才迫使史氏逐渐取消了许多无理限制。以后由于双方在长期共事中不断增强了相互的理解和信任，彼此的关系才比较融洽起来。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蒋、史之间的矛盾。在撤换驻印军干部的问题上，蒋先生没有完全应允史迪威将军的要求，史氏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一个时期以后，他又向蒋先生提出，中国的十三个美械装备军应该同中国驻印军一样，由美国高级将领来指挥，也就是说应该由他来指挥。蒋先生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不肯再做出任何让步。

为了压迫蒋氏退让，史迪威再次打出美援这张王牌。他先派包瑞德到延安建立美军观察组，并放出空气，打算把美援物资中的一部分分配给八路军。继而又扬言要亲自去延安，摆出要援助共产党的样子，藉此向蒋施加压力。蒋先生素以顽固反共著称，他最担心的是共产党武装力量在敌后日益强大，日后成为国民党的强劲对手，故史氏这一手也确实触到了他的痛处。

不过，此时蒋先生对史迪威已经极为恼火，无法再容忍下去，遂下决心，冒着得罪美国人的风险，于1944年10月致电罗斯福总统，坚决要求撤换他。史氏尚蒙在鼓里，甚至以为蒋先生一定会再次屈服，所以由印缅回来不久便去重庆与蒋谈判。谈判破裂后，始感到不对头，只好又去请何应钦将军从中转圜，但为时已晚。罗斯福总统为了拉住蒋先生这位在远东的重要战略盟友，不得不采取丢卒保车的办法，很快复电同意撤回史氏，改派魏德迈将军接替他的任务。史迪威将军惟有一声长叹，悻悻地离去了。

史迪威将军的中途离任，并未使中美关系像蒋先生所期望的那样，消除一切隔阂。魏德迈将军虽然在反共问题上，较他的前任态度明朗，而且也不大过问中国军队内部的事务，这些颇令蒋先生放心。但是，蒋氏一心要争取的美援却不像以前那样来得顺利了。美国方面表示，除了已着手装备的中国十个美械军外，不打算再装备其他中国军队了。后来经中国方面再三要求，魏德迈将军才应允再装备三个军。此外，中国驻印军的预备装备原存于印度，蒋先生曾一再请求交给中国，而美国却仍然送给印度。原来打算在西安、桂林两地装备的中国军队，也不打算实行了。蒋先生只好把十三个美械军的预备装备拿出来，成立若干个半美械装备军，以满足部下一些将领的要求。当时有人说：“美国这样作法，使中国军队既饿不死，也吃不饱。”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在保持密切合作的同时，相互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少的。

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使我在驻印军中开展工作显得十分艰难。因为我既要想方设法搞好同美国人的关系，保证美援落实；又必须在骄傲自大的美方人员面前，小心翼翼地维护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威信及利益。同时为了顾全大局，还不得不拿出相当的精力，设法平息和调解部队中对美国人的种种不满和愤恨情绪。这种困难在我到任初期尤为严重。

我一到兰姆珈营地，就明显感觉到部队中普遍存在着对美国人的不满情绪，其中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尤甚。那一时期各师中下级军官，以及总部各直属部队的部队长，大都牢骚满腹，经常跑到军部来诉苦。有人曾对我说：“班超当年扬威异域，我们今天到印度来却领略海外洋威，实在愧对祖宗。”有个别人甚至因不堪忍受洋人欺负，请调回国。至于孙、廖两位师长，因所处地位不同，言行尚属谨慎，但私下也时时流露出对美国人一些做法的不满。

为了稳定部队情绪，我曾花费相当时间到各部队中巡视，根据蒋先生和何部长的指示精神，在了解和掌握官兵心态的基础上，对将士们晓以大义，多方安抚劝导，尽量避免激化矛盾。同时对于美方的一些不妥行为，也积极、严肃地与其交涉，不做无原则的迁就。

当时双方争执较大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美国联络官在部队中的权限与作用问题。

史迪威将军出于要控制中国军队的目的，一直坚持由美国军官直接训练中国士兵，所以赋予各级美国联络官很大的权力。如平时训练期间，美国军官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的部队，直接带领连队到训练场，中国部队长居然根本不知道。中国军官当然不愿意美国人这样随便摆布，为此常常与美国联络官发生争执，双方闹得很僵。后来士兵们也不肯听美国人的话，在训练场上鼓噪起来，几乎酿成流血冲突。鉴于事态严重，我们在中美高级将领会议上正式提出，美国联络官的权限不应超越同级部队长，中国军官的作用必须得到尊重。史迪威将军也担心双方关系搞得太紧张会激出事变，不得不作出让步，规定各部队联络官在调动部队到某训练场时，应事先与该部队长联系，并向师部汇报。以后大多数联络官这样办了，有的还是不理会这个规定。尤其是总指挥部的直属部队，更是由美国人为所欲为。甚至联络官认为某个干部不如意，只要向总指挥部汇报，就随时撤换，并送上飞机回国，事后中国的部队长才知道。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纷一直未能彻底解决。

二是总指挥部参谋长波德诺将军的权限问题。

波氏会讲汉语，也是一个中国通，但大国沙文主义相当严重，很瞧不起中国人。他曾坚持驻印军应参照美军军制，赋予参谋长直接指挥部队的权力。中国将领则认为这样不符合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职权划分的有关规定，表示反对。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史迪威将军接受了中国将领的意见，同意按中国军队的办法来确定参谋长的职权范围。波德诺对此事大为光火，一直记恨在心，处处存心刁难中国将领。如新1军军部原分配有一辆小轿车，他认为这是浪费，命令将车子调回总指挥部。又如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因出席新德里会议，顺便到兰姆珈营地视察，中国将领在欢迎时派了一排仪仗队。事后波氏竟在会议上严厉质问说：“是谁命令派仪仗队欢迎宋部长？如果不经过总指挥部的同意，随便派遣部队的话，我们美国军官就回去好了。”史迪威将军也在一旁附合他的意见。中国将领则针锋相对地反驳他们：“前几天印度一位省长来参观时（省长是英国人），总指挥部曾派出一营仪仗队；而中国的部长来视察，派一排仪仗队，就不应该吗？”美国人听了面面相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以后波氏与中国将领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很多人都讨厌他。

三是我到任不久发生的一件震动全军的事件。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担任总指挥部副参谋长的中国将领温鸣剑将军，因事与国内军政部通电，史迪威将军知道后大发雷霆，认为有违军纪，竟不与重庆方面打招呼，强令温氏回国，另着一名美国军官接替他的职务。此事引起全军大哗。温将军本是军委会任命的驻印军将领，史氏不经请示即将其赶走，是对中国方面极不尊重的举动，中国将士对此均愤愤不平，连平时在这方面言行谨慎的孙、廖两位师长也表示碍难接受。我感到事关重大，遂将事情全部经过连同我们的意见向重庆做了汇报，随后去晋见史迪威将军，意欲劝他顾全大局，收回成命。但史氏态度顽固，坚持不肯变动决定。在一旁的波德诺更是蛮横无礼，居然说什么：“驻印军是由美国装备训练的，因此军中事务包括人事必须听命于总指挥部，即使中国政府也不得干预过问。”我听后气愤极了，强忍住心中怒火，严肃地质问他：“参谋长阁下的这番话，可以代表美国政府和总指挥的态度吗？我提醒阁下，中国是个主权国家，不能接受殖民地式的待遇。”波氏顿时语塞，面红耳赤地退到一旁。史迪威急忙出来打圆场，说了一番无关痛痒的话，把气氛缓和下来。不久蒋先生和军委会先后复电给我和孙、廖两位将军，一面斥责史迪威“何以对于人事调动，不先请准而擅自撤委”，一面慰勉我们督率将士安心训练，一场风波至此才渐渐平息下来。除了这几个问题以外，一些小的矛盾和摩擦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当然，以上这些情况也仅仅反映了驻印军内部中美双方合作的一个侧面。从总体上说，双方的合作关系一直是不错的，虽有过一些波折，但从未发展到严重危及双方合作的地步。绝大多数美国朋友和中国将士，能以大局为重，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注意维护相互间的团结，这是合作赖以保持、巩固的重要因素。

这里特别应当提到史迪威将军。尽管他对中国将领素有偏见，性情也比较急躁，在一些事情的处置上对中国方面不够尊重。但应当承认，他毕竟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法。最难得的是他身为异国高级将领，却毫无官架子，待士兵们十分友善，喜欢同他们交朋友，慢慢赢得了不少中国将士对他的钦敬，许多人亲昵地称他为“乔大叔”。在后来的缅北反攻战役中，每当战事处于紧张时刻，只要乔大叔瘦削高大的身体出现在阵地上，总会引起战士们热烈的欢呼，部队的士气更加高涨起来，再艰难的任务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完成。史迪威本人也常常以此引为自豪。在处理同中国将领的关系上，一般地说，他还是比较理智，能够顾全大局的。驻印军在兰姆珈营地训练期间，由于他同蒋先生的关系比较紧张，加上他头脑中的一些偏见，因而对我和其他中国将领很有戒心，担心我们是蒋派来监视他的，不会真心与其合作。但即便如此，他对我们也能以礼相待，对我们提出的一些正确意见和建议，也往往能够采纳。后来随着共事日久，双方的信任程度逐渐加深，他也改变了过去的一些看法，我们之间开始建立起一种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使我们在后来的战争中彼此信赖，互相尊重，始终保持着军事指挥上的协调与统一，进而为取得反攻缅北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切实的保证。虽然史迪威将军在战争尚未结束时便离任而去，但他对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贡献，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我们中国将领在处理与史迪威将军和其他美方人员的关系问题上，也始终是比较得体的。一方面，在事关我们国家和军队尊严、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坚定不移，除非上级同意，轻易不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对于史迪威将军，我们像对待本国长官一样，给予他应有的尊敬。他下达的命令、指示，只要是正确的，便认真执行，从不违抗，并在工作中尽量积极地协助他。对待其他美国朋友，我们也努力体现出不亢不卑、宽和大方的风范，与之友好相处。即使双方一时发生矛盾，我们也保持冷静和理智，采用适当方式加以解决。譬如，我与史迪威将军共事一年多，尽管他有时脾气暴躁，但却从未与他红过脸。连史迪威也多次向我称赞起中国将领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重庆军委会和军政部对于我和我的同事们在驻印军中的工作表现深表满意，曾一再给予褒奖。

新1军各师和总部各直属部队，在兰姆珈营地受训了半年多。1943年10月，缅甸雨季结束后，各部队陆续开始向前线挺进，按作战计划投入了对日寇的反攻。

筹划反攻及修筑列多公路

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失利，使我国主要国际交通线滇缅路被切断，从此盟国援华物资只能依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由于补给量极少，远不能满足国内需要，国民政府迫切需要重新打开这条供应线。美国为了减轻自己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也希望协助中英军队规复缅甸，恢复滇缅路交通，使中国有力量拖住并打击更多的日本军队。

1942年7月，史迪威将军向中国最高统帅部提交了收复缅甸的备忘录，并很快得到了批准。但中国方面提出，为了确保反攻缅甸战役的胜利，美国至少应派出一师以上的战斗部队到达印度与中国驻印军联合作战，并在中国战场投入五百架作战飞机，同时还应使空运的援华物资提高到每月五千吨的水平上。此外，中国还要求英国派出一支强大舰队进出中国海和爪哇海，取得制海权，并进攻安达曼群岛以掩护陆军在仰光登陆，与中国军队在缅甸北部的军事行动相呼应。稍后，中国方面进一步提出，中国愿增加一师兵力（新30师）空送至兰姆珈受训，并在云南边境集结十五至二十个师兵力，分由滇西和缅北夹击日军。

此后，中、美、英三方围绕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进行议上，一些美国高级军事将领力促盟国应尽快采取军事行动，打破日寇对中国的封锁。美国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将军的观点很具代表性，他认为：“在欧洲战场，从地理位置和人力方面看，俄国处于最有利的地位来和德国周旋；在太平洋，中国对日本有类似的关系。我们的根本政策应为向俄国和中国的人力资源提供必要的武器，使他们能够作战。”

由于美方坚持，会议制定了旨在规复缅甸的代号为“安纳吉姆”的作战计划，决定于1943年11月中旬反攻缅甸。

在“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的基础上，史迪威将军与驻印英军总司韦维尔将军，反复磋商了中国驻印军在缅北的攻击路线问题。

攻击路线的选择，具有战略上的重大意义。根据当时我军的实际情况，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便于大兵团作战，尤其要便于发挥驻印军比较优良的重装备的威力；第二，能迅速进出缅北地区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一举而向孟拱、八莫等要点攻击；第三，公路修筑比较容易，并且为尔后使用效率高的地区。据此，史迪威最初曾有意在印度英帕尔地区选择一条攻击路线，因为那里通往缅甸的地势相对平坦开阔，比较有利于作战。但是这个设想立·即遭到了平庸而圆滑的韦维尔将军的反对。他担心中国军队一旦深入到缅甸中南部，会加大中国对缅甸的影响，对大英帝国在战后重新控制这块殖民地不利。这样几经周折，最后决定的路线是从印度三省东北端的列多起，经大加卡崎岖绝径的野人山区、胡康谷地的新平洋南折至孟拱、密支那，迄八莫与滇缅路衔接。

这条路线从地图上看，似乎距离较近。实际上野人山是崇山峻岭、森林密布、人迹不到的地方，只有蜿蜓于悬崖绝壁之间的羊肠小径可通。一到雨季，泥泞满道，蚂蝗遍地，跋山涉水，尤为困难。通过这一地区，要走十几天。修筑公路的困难也很多，路修成后，雨季根本不能通车，使用率也很低。因此，后来在整个缅北作战期间，我军大多不得不依赖空运补给。其次，胡康谷地、孟拱谷地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形势甚为险要，易守难攻。日军后方的交通反而便利，兵力转运灵活。迫使我军背靠绝地以攻天险，在作战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卡萨布兰卡会议后不久，中、美、英三国高级官员会晤于印度加尔各答，商讨如何协同实施“安纳吉姆”作战计划。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是外交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会议商定，中国驻印军和集结在云南怒江东岸的中国远征军，将按计划对缅北日军发动钳形攻势，会师后再向曼德勒挺进，与在缅甸中南部作战的英军会合。英美盟方再次承诺出动海军控制孟加拉湾，并在仰光登陆，还答应将空运中国的军用物资保持在每月一万吨左右。同时，会议还强调要大大加强中国战区的空中作战能力。据此，美国罗斯福总统批准成立了以陈纳德将军为司令的第14航空队。这支航空队以后逐渐扩大到拥有五百架作战飞机，在中国抗日战争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5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相邱吉尔再次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三叉戟”的高级军事会议，商讨盟军于北非战役结束后的行动和反攻缅甸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英美参谋部的高级军事首脑和中缅印战区司令官韦维尔、史迪威、陈纳德等，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也出席了会议。

出人意料的是，英国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企图改变已经商定的关于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邱吉尔首相提出，盟军应绕过缅甸，转攻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北端，再夺取新加坡，对东南亚日军作战略包围。这种拖延时日，逃避与敌决战的设想遭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会议总算确定了一个代号为“茶碟”的作战计划。但这个计划只规定盟军在缅甸北部采取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亦放弃了在1944年收复仰光的目标，“这意味着仰光以北去中国的交通不会在1944年打通”，故比起“安纳吉姆”计划，“茶碟”计划实际上是大大倒退了。

1943年8月，在苏联和北非战场上接连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已暗中与英美盟国接洽无条件投降（投降协定在8月底正式签订）。为了权衡意大利投降以后的战争局势，确定全面击败德、日法西斯军队的作战方略，英、美两国首脑又于8月19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了代号为“四分仪”的高级会晤。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人的主张似乎占了上风：会议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坚决主张，决定1944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并制定了美英盟军在诺曼底实施大规模登陆反攻的“霸王”战役计划；在对日作战问题上，罗斯福总统从其太平洋战略出发，亦敦促英国痛下决心，在东南亚与中、美两国军队联合对日决战，收复缅甸。会议并决定成立一个由英国皇家海军中将蒙巴顿勋爵担任统帅、史迪威将军担任副统帅的东南亚战区司令部，统一指挥，协调英、美、中三国军队在缅甸、锡兰、苏门答腊和马来亚等地区的作战行动。这次会议还提出了一个全面击败日本法西斯的军事计划。

为了增强中国的抗日能力和确保反攻缅甸战役的胜利，魁北克会议还作出了几项与中国有关的具体决定：扩建机场，尽快提高中印空运能力，力争至1944年6月达到每月二万吨的水平；中、美、英联合铺设一条由加尔各答经孟加拉阿萨姆穿越缅北直通昆明的管径六英寸、长约三千余公里的输油管道，这将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输油管；列多公路应迅速延伸至芒友，与滇缅公路相衔接，尽快全面恢复这条中国重要国际交通线的运输能力；使用B—29型轰炸机，自中国基地轰炸日本本土；派遣一支人数大约有三千人的美军精锐突击队，到达缅北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这支代号为“加拉哈德”的美军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粮良，擅长以远距离渗透的战术，突击敌人的后方和侧翼。应当说，以上几项决定，对于支持中国的抗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943年11月2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和中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齐聚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著名的“开罗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对日作战问题。中国方面强烈希望尽快发动反攻缅甸的战役，并再次表示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将按计划，分由列多和保山进攻（时驻印军新1军已由列多前进基地攻击前进），但这项军事行动必须得到在孟加拉湾的英国海军的策应。为此，中国建议“英国海军应及时集中，为行动作好充分准备”。

然而会议却只讨论了英国方面提出的一个代号为“锦标保持人”的作战计划。这项计划规定：中国驻印军两个师由列多向缅北发动攻击（此项行动已在实施中）；英军第15集团军四个师于1945年1月中旬，“将在若开区向前推进以占领改善的防线，并将利用任何可以获得的成功”；同时英军第4集团军三个师“将向茂叻、明塔、锡当进军，尽可能向东南推进；美国伞兵部队于1945年3月中旬袭占英都，配合中英军队作战。

由于“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未明确规定中、英、美三国军队在缅甸作战的目的，亦未提英海军在孟加拉湾集结，水陆两栖攻占仰光的方案，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方面要求迅速打通滇缅运输线的战略需要，故引起中方的强烈不满。蒋介石先生等中方代表在会议期间一再要求“盟军向曼德勒进军，并坚持必须配合海军行动”，盟方“必须每月空运一万吨物资去中国”。但这些要求在英国方面的种种借口下，均未被接受，最后蒋先生只好同意了“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

开罗会议后不久，美、英、苏三国首脑于11月21日在德黑兰举行会议，讨论盟国对德、日军事行动问题。会议以后，英相邱吉尔竟以“苏俄已答应出兵对日作战，东南亚军事行动失去了意义，中国方面的贡献更无足轻重”为由，又进一步决定放弃缅甸作战计划。

围绕反攻缅甸之议，英国方面一再背信弃义，出尔反尔，使中、美、英三国在缅甸的联合军事行动始终无法实施，其中自有一番缘故：在指导战争的战略思想中，英国人历来把欧洲放在优先的地位上来考虑，他们认为在欧洲战场的胜负，将决定整个战争的结局，从而不愿在远东集结和消耗大量的兵力和物资，这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英国也不愿意或不情愿尽全力援助中国。按照英国人的观点，中国一旦在战后取得亚洲和世界强国的地位，就将对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利益造成威胁和损害。他们固然不希望中国在战争中被打垮，但也不希望中国通过战争而强大起来，最好的办法是维持现有的局面，使中国永远处在贫穷、软弱、分裂的状态中。这实际上也是战时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思想。正是基于这一点，英国人才再三阻挠发动旨在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的反攻缅甸战役。如果英国必须在远东采取军事进攻行动，那么他们宁愿把目标放在新加坡到香港这一线，因为这样可使英国在战争胜利之后，继续保有这些海外领地。在这些问题上，充分暴露出这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极端自私和狡猾。

而这时的中国，在经历了整整六年多的抗战之后，国力消耗甚大，各方面都处在十分艰难的境地中。国民政府亟需迅速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将大批援华物资输往国内，以维持大后方日益恶化的经济和补偿前线的战争消耗。由于英国不肯在南缅登陆，进而承担与中美军队联合收复缅甸的义务，因而依靠中美陆军修通列多路，借此使大批物资直接由印度陆路输往国内之举，即成为当务之急。同时，美国方面也担心中国政府会因英国的消极态度，而动摇在缅北发动军事进攻的决心，亦一再催促中国尽快行动。

先是，蒋介石先生于1943年10月19日，在重庆邀请盟方蒙巴顿将军、史迪威将军、索默维尔将军（美空军补给司令）和中国将领何应钦、商震、刘裴、林蔚等开会，商讨反攻缅甸的作战方略。其中确定，中国驻印军将于1944年1月15日首先由列多发动攻击，目标是推进至北纬23度一线，以确保列多路的安全。会后，史迪威将军主动将攻击日期提前，命令新38师于10月下旬由列多东进，一面掩护筑路，一面攻击前进。英国决定放弃在南缅的登陆计划以后，中国驻印军加强了在缅北的攻势，除已在前线作战之新38师外，新22师以及部分直属炮兵、战车部队陆续调往前线，投入攻击。

中国驻印军的作战方针是：从列多前进基地出发，经野人山区进入胡康谷地及孟拱谷地，夺取缅北重镇孟拱、密支那等要点，然后经八莫，向曼德勒推进，将日军逐渐压迫至曼德勒附近地区包围歼灭之。其第一期攻击目标为孟拱、密支那之线；第二期攻击目标为八莫、南坎、腊戍之线；第三期攻击目标为曼德勒。关于驻印军在缅北作战的详细情况，我将在下两节作专门介绍，这里暂不赘述。

正当中国驻印军在缅北与日军酣战，并节节向前推进之际，日军突然对驻在印度英帕尔平原的英军，发动了计划已久的大规模进攻。直到这时，一直消极避战的英国人才不得不硬着头皮投入战斗，在科希马——英帕尔地区与日军进行了一场长达三月之久的激烈而残酷的厮杀。

日军这次进攻的目的是明显的，他们企图攻占印度英帕尔地区，摧毁这里的机场和物资仓库，并重创或消灭英军，使其失去反攻缅甸的能力。同时，一旦击溃英军，切断阿萨姆——孟加拉铁路，也将使在缅北作战的中国驻印军因失去后方供应而孤立无援，最后不得不重蹈1942年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失败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英帕尔的英军能否守住阵地并击退日军的进攻，对于整个东南亚战局的确具有关键作用。所以，在科希马——英帕尔战役的紧急关头，中国驻印军曾有撤回精锐的新38师，调到英帕尔协防英军之议，幸而不久战局转危为安，此议遂罢。

为了牵制日军，策应中国驻印军和在英帕尔的英军的行动，我最高统帅部下令驻扎在滇西的十余万中国远征军于5月11日强渡怒江，向日军第56师团等部队发起猛烈进攻，迫使日军三面应敌，在战略上陷于不利的境地。

或许可以这样说，日军对英帕尔的冒险进攻，虽给驻印英军和中国驻印军一度造成很大威胁，但客观上也起到了把英国人重新拉回缅甸战场的作用，最终形成了中、英、美三国协同对日作战的局面，这大概是日军和盟方都始料不及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叙述一下列多公路（即中印公路）的修筑情况。早在1943年初，中国驻印军的攻击路线确定之后，史迪威将军就与韦维尔将军商定，由美国修筑一条从列多穿越缅北的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和纵横交错的河流，直通密支那、八莫的公路，以便在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反攻时借以提供物资支援，同时还可使大批援华物资经密支那中转空运中国国内，不必再飞越那令人生畏的驼峰。

由于缅北地势复杂，气候异常，人迹罕至，无论是筑路，还是作战都非常困难。英国人开始不相信能在这一地区筑路，认为这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根本无法实现。尽管如此，中美工兵部队还是于这年3月，在美国供应处的惠来少将和阿鲁斯密准将指挥下，开始了这项艰苦险峻的工程。

最初参加筑路的部队，是我工兵第10团，及美国工兵两个团，还有雇佣的一些当地劳工。这时雨季尚未来临，地形较佳，筑路机械亦充足，工程开始时进度尚称迅速。自5月以后，雨季来临，加上已临近野人山区，终日阴雨泥泞，疫疠肆虐，工程进度为之大减。7月中旬，我工兵第12团亦由兰姆珈调到列多参与筑路。8月间雨季将逝，驻印军总指挥部乃增调工兵部队，日夜赶筑。这时在筑路工地上的中美工兵部队，除我工兵第10、第12团，美军工兵45、第330团外，还有美军第823、849两个航空工程营，第209、第1883、1905等三个战斗工兵营，另有部分英国人率领的印度、西藏、尼泊尔劳工，总计实际施工人员达七千余人（美国工兵每月轮休一部，此数未含）。中美筑路部队不避艰险，突击抢修，使每日进度平均可达一英里左右。

9月初旬，工程渐达南荣河畔，为加快施工进度，遂改为分段筑路。我工兵第12团等部，在新38师先遣支队的掩护下，经过一百零三昼夜的艰苦施工，在南荣河上建起一座全程中最大的耐重桥梁，并将公路修筑至通往新平洋的那斯考。此后，中美工兵部队在野人山区，不顾毒蛇、猛兽、蚂蝗、蚊蝇的滋扰，伐森林、凿峻岭，昼夜施工，风雨匪懈，几乎在我军战斗部队前进至大龙河西岸的同时，于1943年12月27日将长达116英里的列多——新平洋公路路基修通。此段公路是全部工程中最为艰险的一段，中美工兵部队克服重重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其血汗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如期完成任务，为取得后来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中美工兵部队的此番壮举，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

自列（多）新（平洋）段路基辟通后，虽然暂时可以通车，但为保证公路在雨季畅通无阻，中美工兵部队突击加宽路幅，并在路面上铺设碎石。由于公路沿线岩石甚少，要在几十英里以外的地方运取，因而大大影响了工程进度，直到1944年5月间才使这段公路完全竣工。以后筑路部队除以一部继续担任公路保养任务外，大部则紧随新一军的战斗进展，逐次将旧的牛车道加以修缮，使汽车能够通行，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同时，鉴于旧有的牛车道所经之线地势低洼，易被淹毁，筑路部队乃另测新线，以新平洋为起点，循旧有道路东北侧地势较高区域，经大龙河、新龙河、茂林河、大宛河等处，重新修筑了一条直达丁高沙坎的公路路基。这段路基虽然在5月底即告竣工，但因雨季来临，数度为洪水冲断，几经抢修，终于在7月间通车。尔后再衔接旧路，略加修葺，通车至瓦拉渣。这时我军主力已相继攻占了缅北要地卡盟、孟拱。

列多路自瓦拉渣经卡盟至孟拱一段，本有旧线可资衔接，亦因地势低洼，又值雨季，泥水没膝，无法通行，虽几经修缮，终难使用。除卡（盟）孟（拱）一段勉强可通行外，其余时被洪水淹没。中美工兵部队不得不另择新线，越孟拱河，循河之东，傍山西麓，不经卡盟、孟拱而直趋密支那，改辟一道。这条路既可避雨水冲毁，又较旧路缩短一半，使用价值甚好。我军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后，列多公路自列多至密支那之间全线通车，大批物资以密支那为中转源源空运国内，对国内抗战贡献殊大。

1944年雨季以后，中国驻印军继续乘胜前进，经浴血奋战相继攻克八莫、南坎、腊戍诸重镇，中美工兵部队随大军之后赶筑公路，连结各点，并与滇缅公路相衔接，至此列多公路全线竣工。

录入校对：观棋不语

为了帮助中国加强抗战力量，经中美双方磋商，美国方面承诺除驻印军外，另以美械装备国民党军队十三个军即第2、5、6、8、13、53、54、71、73、74、79、85、94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