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回忆录——解放战争
回到目录页南京受降
9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军队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此时我恰在南京，有幸参加并亲眼目睹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这庄严的一幕。 记得签降地点设在中央军校礼堂。那天，礼堂大厅正中墙上高高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画像，大厅中央为受降席，受降席对面设较小的长案，为日军投降代表席。受降席与投降席均以白绸环绕。左侧是中国高级将领和盟军军官席，右侧为中外记者席。参加仪式的共有千余人，其中出席观礼的中国高级军政官员有汤恩伯、王懋功、李明扬、郑洞国、冷欣、廖耀湘、舒适存、蔡文治、谷正纲、丁惟汾等。整个会场气氛庄严、肃穆。
进占沈阳前后
作战部署
当时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情报表明，苏军很可能在近日内撤出沈阳。我们研究决定，按原部署着驻于沈阳铁西区的第52军25师，密切注意苏军动向，一俟苏军撤出，该师应迅速接管沈阳防务。待沈阳接收后，再派出新1军等精锐部队沿中长路向铁岭、开原前进，以占领四平街、及长春、永吉为作战目标。同时，命令新6军等精锐部队分别由辽中、盘山等地进占辽阳、鞍山、海城、本溪等各重要城市，以作为拱卫沈阳的屏障。至于已占领朝阳至平泉一带的第13军，主要任务则是掩护北宁路西侧的安全，并做进攻承德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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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进驻
3月13日，苏军果然撤出沈阳，第52军即于当天相继全部进入沈阳市。南面进占浑河铁桥；北面攻占北陵飞机场，并以汽车输送该军第2师4团向解放军驻地山梨红屯进攻而占领之，另此一部攻占八家子。同时，新1军50师亦进占沈阳西之平安堡。 3月16日前后，东北行营及保安司令长官部由锦州移驻沈阳。此后，国民党军队以沈阳为中心，积极准备向沈阳以南、以东、以北地区展开进攻。3月22日，第52军占领抚顺，新1军占领铁岭，新6军占领辽阳。至此，沈阳外围的重要城市，除本溪外几乎均为国民党军所控制。
进攻本溪以及首战四平街
两路进攻的决策
我们进占沈阳不久，蒋介石先生给熊式辉将军和我下了一道密令，限我们于4月2日以前占领四平街。为此，我们连夜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略。
会上，大多数将领认为位于沈阳东南的本溪是解放军的重要据点，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又集结有十万重兵，对沈阳是个严重威胁，必须首先拔除。但蒋先生限定4月2日前攻占四平街的命令又不能违背，所以会议最后还是决定：由刚到东北的另一位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长官梁华盛将军到中长路方面，指挥新1军和第71军先行向四平街方向发动进攻；稍后另以第52军军长赵公武将军指挥该军25师由抚顺出发，新6军之14师由辽阳出发，分两个纵队于4月7日向本溪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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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线受挫
真是祸不单行，就在北线受挫的同时，南线进攻本溪的国民党军队也吃了败仗。4月7日前后，解放军3纵、4纵先后将新6军14师、52军25师击溃，52军副军长郑明新、25师师长刘世懋和14师一名副师长负伤，两师共损失1800余人，其中25师有一部因厌战放下武器。败报传来，使我们受到很大震动。部分军队竟在火线集体放下武器，当时在东北尚属首次。特别是连素有王牌军之称的新1军和新6军也挨了打，这一切都令人大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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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攻本溪
4月29日清晨，国民党军队开始在南满向本溪的解放军发动进攻。在辽阳的新6军主力和在沈阳苏家屯以东及抚顺地区的第52军主力同时夹攻本溪解放军。东北行营和长官部事前对这次军事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对外宣称杜聿明将军赴四平街前线督战，借以迷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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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街会战
5月14日，三路国民党军队在空军和炮兵强大火力支援下大举向解放军进攻。当晚，右翼兵团在威远堡门附近遭到解放军猛攻，双方混战一夜，拂晓前解放军即主动撤退。此后连续激战数日，除中央兵团之新1军遭解放军顽强阻击，毫无进展外，左右两翼均较顺利。右翼兵团之新6军于17日进占西丰，随后进出平岗。5月18日，右翼兵团突破解放军在四平街外围的重要防线，对坚守四平街东南塔子山的解放军某部实施三面围攻，经激烈的拉锯式争夺，解放军因伤亡殆尽被迫放弃阵地。18日晚，向哈福屯进攻的195师与解放军发生激战，随即占领哈福屯，并进出老爷岭。
由于右翼兵团的迂回作战取得成功，直接包抄了坚守四平街的解放军主力退路，使解放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当夜，解放军即实行战略撤退，主动放弃了已坚守一个多月的重镇四平街。解放军的这次行动十分迅速，一夜之间就将防守四平街一线的部队四散撤走。19日四平街已成一座空城，新1军始开入市区，首次四平街会战遂告结束。
进占长春、永吉
杜聿明与孙立人的矛盾
孙立人将军是一位治军严整、才华横溢的优秀将领，在抗日战争中以卓越战功闻名中外。新1军开入东北不久，他应英皇之邀，前往伦敦受勋，以后又去美国游历了一番。蒋先生对此事曾大为不快，但考虑到同美国人的关系，一时对他也无可奈何。在四平街会战后期，孙氏方回到部队，很想借攻占东北名城长春使新1军扬威东北，却未想到杜将军把攻击长春的任务划归了新6军，因而心中十分不满。孙将军一向认为新6军廖耀湘部，是杜聿明将军的基本部队，怀疑杜有偏心。这次事情未能如愿，便不大高兴，不愿积极执行杜将军的命令。
当时我正在泉头指挥所指挥作战。听到新1军仅派50师向公主岭、长春方向推进，主力尚未出发的报告，十分焦急，即与新1军联系，要该军主力迅速出击。但孙将军在电话中吞吞吐吐地强调部队耗损太大，需要整补，就是不愿服从追击作战的命令。我与孙氏于抗战期间在印缅战场虽曾一起共事几年，彼此相处甚好，但亦知此时他与杜将军矛盾较深，一时很难说服他。正踌躇间，杜聿明将军忽然于20日清晨乘专车来到泉头指挥所，我便委婉地将此事告诉了他。杜闻言大怒，连连问我孙军长为什么不肯服从命令。我担心杜将军性情急躁，倘与孙将军一下子闹翻，后果更难收拾，所以有意不提孙氏对杜的不满，只是建议一起找孙将军谈谈再说。杜将军略想了想，也只好同意了。
于是，杜将军与我马上乘车赶往四平街，到达双庙子车站后，得知通往四平街的桥梁尚未修好，即在该站停留指挥。此刻，杜将军心急如焚，显得十分焦躁，一边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在室内来回踱步，一边焦急地对我说：“现在左右两翼都在追击作战中，只是孙军长的中央兵团不能配合行动，倘被解放军看出破绽，集中主力向新6军反攻，我们会吃大亏的。”我心里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却又怕给杜增加烦恼，所以只说了些宽慰他的话，同时劝杜见到孙氏时，最好以大局为重，对孙多加劝导，尽量不发脾气，切勿将两人关系彻底搞坏。正说话间，孙立人将军赶来见我们。他仍以部队作战过久，必须整补为由，当面向杜提出宽限追击期限。杜将军压住火气，向他详细分析了北满战场情势及我们的处置决心，希望他能遵令率部向长春追击前进，并提醒孙说，50师孤军深入，倘在长春附近遇敌反扑，必遭覆没，应当迅速前往接应。我亦从旁多方规劝。无奈孙氏坚持不肯前进。这时时间已到正午，杜将军见反复劝导均无结果，不禁勃然变色，站起身厉声对孙说：“现在廖耀湘、陈明仁两部进展极为顺利，并未遇到敌人有力抵抗。新1军应迅速照令前进，否则长春攻不下，部队遭受损失，你是要负责任的！”孙氏见势成僵局，才怏怏回部，但始终未按杜的命令行事，只是担心北进的50师受梨树方面解放军的袭击，曾派遣一部前往扫荡。当晚，我们接到新1军的报告，说“梨树之敌经派队扫荡后，已向辽河北岸撤退，正面50师到达辽河南岸附近”。素以办事强硬果断著称的杜将军，此时也只有长叹一声，别无他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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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视察长春
南满的战局稍稍缓和后，蒋介石先生于6月3日亲赴长春作短暂视察。当时，我的指挥所已移驻长春，闻讯即率在长春的众将领、幕僚和团以上军官及地方士绅前往机场迎接。蒋的专机刚一在机场停机坪上停稳，他便满面春风地走下舷梯，高兴地向我和廖耀湘等几位高级将领打招呼。随后，蒋先生在我们陪同下来到飞机场大厅，先后接见了等候在那里的众多中级军官和长春士绅、商人，讲了一些慰勉之类的话。
众人散去后，蒋介石先生单独留下我和廖耀湘等几位高级将领，在机场休息室密谈。他先简单地了解了一下北满的军事情势和敌我双方的部署情况，然后很郑重地对我们说：“政府经与中共方面谈判，决定在东北战场实施短期停战，倘无情况变化，停战令可能在近日内下达，你们务必做好充分准备。”接着他再三强调，要我们在停战期间抓紧整补军队，调整部署，特别要提高警惕，严防中共“破坏”停战，等等。
关于在东北短期停战的安排，我先已知道。但谁心里都清楚，所谓“停战”，不过是企图赢得一个喘息时间而已，以便为下一步的军事进攻做好准备。在国民党军队占领整个东北之前，这个地区的和平是不会出现的。此刻蒋先生大讲加紧整补部队，严防中共“阴谋”等，无非是让我们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一旦在谈判桌上不能压迫中共就范，就再次诉诸武力。
蒋先生讲过话后，便逐一询问大家还有什么话要讲，众人均表示服从“政府”决定，一定要按委员长的训示去做，蒋闻言高兴地笑了。临行前他还特别对我和廖耀湘将军指示说：“拉法这个地方很重要，须派兵防守。”见我们唯唯称是，才放心地与众人告别，登机匆匆离去。
进攻南满，四战临江
国民党在东北的腐败
而在国民党统治区，情况却是每况愈下。早在进攻东北之初，许多国民党官员就是抱着抢肥缺、发横财的目的来到这里的。随着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域的扩大，吸引了更多的人涌入东北。这些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官员，置东北人民的生死于不顾，采取贪污、受贿、营私、敲诈等种种手段，拼命吮吸人民的血汗。一些地方豪绅也在国民党政府的纵容下，欺压百姓，雄霸一方。至于官场上，则更是乌烟瘴气。各派系之间角逐激烈，纷纷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上下沆瀣一气，纲纪荡然。更糟的是，军队中的腐败现象也更加严重了，许多高级将领和中级军官竞相用贪污和克扣军饷赚来的钱，购置房产土地，经营私人企业，甚至还有人从事走私军火、倒卖黄金等勾当。军队的纪律日益废驰，一些部队，特别是地方武装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连号称“王牌军”之一的新6军，在驻防长春期间也时有违纪事件发生，杜聿明将军为平息舆论非议，不得不将该部与驻扎于鞍山、海城的新一军相互对调，才算暂时了事，所有这些使东北民众大失所望，原来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军”所抱的幻想随之破灭了。当时在东北国民党占领区流传着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一斑。现在回顾起来，应该说，从那个时候起，国民党政权在东北就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它在东北的最后失败，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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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的幻想
然而，那时我们作为蒋介石先生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将领，尽管对国民党在东北、在整个中国的前途已经感到忧虑重重，却没有放弃任何维持这个已失掉民心的政权的努力和企图。我们自知在政治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便将希望寄托于军事上。当时，在东北和热河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共有新1军、新6军、第52军、第71军、第13军、第93军、第60军等七个军25万人，再加上特种兵和地方武装，总兵力可达40万人。我们幻想着凭借国民党军队的精良装备和人数优势击败共产党军队，进而夺取整个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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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临江战役
12月27日，杜聿明将军集中新6军、第71军等五个师的兵力从通化以南多路向东进攻，企图首先沿通化、辑安铁路构成封锁线，然后进攻临江。但攻势一开始就遭到南满解放军3纵、4纵一部和两个独立师的正面顽强阻击，进展缓慢。正当双方相持不下之际，解放军4纵主力突然跃到我军后方，直插安东、沈阳铁路两侧，十余日内横扫二百余里，连续攻克我大小据点二十余处，严重威胁着我军后方安全。杜将军未料到解放军会出此一着，急将新6军新22师和第71军91师西调救援。解放军乘此机会向通化、辑安铁路两侧的第52军195师展开反击，双方激战多日，195师终因伤亡过大而被迫退却，国民党军队第一次进攻临江随之失败了。
第二次临江战役
当国民党军队集结兵力进攻临江的时候，北满的解放军采取“南打北拉”的作战方针，于1947年1月5日，出动1纵、2纵、6纵及三个独立师，沿中长路两侧渡松花江南下，先后歼灭新1军两个团，直接威胁长春、永吉，迫使南满我军向北增援，成功地减轻了南满解放军的压力。
国民党军队在南满的失败，使杜聿明将军心急如焚。为了继续贯彻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他抽调新6军、第52军主力共四个师兵力，于1月30日在通化以东分三路再次进攻临江。第52军195师刚刚进抵通化以北高丽城子附近时，突与解放军3纵、4纵一部遭遇，双方激战良久，195师终于不支溃退。几天后，新6军之新22师、207师亦连遭败绩，无力再进，遂使这次攻势又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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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遇险
当晚，杜将军带着几卡车卫队由德惠赶回长春布署。途中突然与大批由东向西挺进的解放军遭遇，当即发生激烈交火。解放军并不知晓此刻迎面撞上的就是东北国民党军队最高指挥官的车队，所以仅以一部兵力包围攻击杜的卫队，其余部队继续向前挺进。杜将军亲自指挥卫队与解放军激战良久，最后终于乘小汽车带着一部分卫兵冒险冲出，其余卫兵及卡车大多为解放军俘获。
杜将军回到长春后，惊甫未定，即匆匆在市内布防，以备解放军攻城，同对又急调新6军及第13军主力火速开到长春应付危局。当时，新1军已撤进德惠城内，第71军则匆匆退入农安县城，长春城内只有新1军少量留守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驻防，力量十分单薄。但解放军只顾以主力包围农安，企图围歼第71军，来不及攻击长春，才使杜将军得以从容调动援兵。
在新6军和第13军主力快要赶到北满以前，北满解放军即将中长路四平长春段、长春德惠段以及长春吉林段等铁路干线严重破坏，然后撤去农安之围，于3月16日主动撤回江北。至此杜聿明将军才长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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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临江战役
正当国民党军队主力北上解德惠、农安之围的时候，南满解放军又采取“北打南拉”的战术，乘机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重要据点全面进攻，截断通化与沈阳的交通线，并以主力包围驻扎在通化的第52军195师。杜将军顾此失彼，只好又将新6军和第13军主力转移到南满，准备第四次进次临江，以解通化之围。这时，杜将军经多日过度疲劳，旧病复发，乃命我在抚顺的营盘车站负责作战指挥。
我于3月下旬接受任务后，立即部署兵力，作好攻击准备。3月29日，即下令开始攻击。新6军主力沿营盘至通化的公路向前推进，一路排除解放军的小规模抵抗，于4月初进抵通化附近。通化守军见援兵已到，遂里应外合及时出击，解放军乃主动撤去。但在新6军左侧山区中前进的第13军89师，却于4月3日在通化西北地区被解放军3纵及4纵一部包围歼灭。在此期间，活动于我军后方的解放军4纵部队又将驻守新宾的第52军2师一个团歼灭。鉴于这种情况，我不敢再轻率进攻，乃将部队撤回。这样，国民党军队最后一次进攻临江，仍以失败告终了。
再战四平街
夏季攻势前奏
南满解放军3纵、4纵10师和独立师，也于5月13日对沈阳、吉林铁路中段的山城镇、草市发起攻击，歼灭驻扎草市的一个工兵团。5月15日，新6军军长廖耀湘将军奉命率新22师和207师前往增援，其新22师一部因骄傲轻敌，在南城子地区中伏，导致全师溃退，连一些重炮、装甲汽车等装备也在突围和退却中丢弃了。而后，南满解放军主力沿梅河口、四平铁路向西进攻，连克东丰、西安等城，与北满解放军主力会师。同时，南满解放军4纵一部也于5月27日围攻梅河口，次日，全歼守军第60军184师（原部起义后，重新又成立者），师长陈开文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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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解放军的攻势仍在继续。6月2日，解放军主力一部（番号记不清了），在炮兵掩护下猛攻开原新、旧城，与守军第71军54师一部和新6军169师一部发生激战。当夜，守军奉命放弃开原，向铁岭撤退。解放军于次日占领开原。
开原失守，使中长路完全被切断，沈阳与四平街的联系无法畅通。我们估计解放军下一步可能将向四平街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控制开原这一战略要点更为重要。6月3日下午，熊式辉主任和我在杜聿明将军病床前进行紧急磋商，最后决定抽调新6军新22师和14师，分别从清原方面和辽南方面反攻开原。同时再次命令防守四平街的第71军军长陈明仁将军，加紧整补部队，加固工事，准备大战。6月7日，新6军部队重新占领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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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围部署
当时，归我指挥北上解四平街之围的部队计有新6军、第93军、第53军、第52军195师，以及一部分重炮、战车部队。
我一到铁岭，即命令原在铁岭、开原一带布防的新6军部队，做好作战准备，并向铁岭至开原及以北的中长路两侧加强警戒。掩护第93军、第52军195师在昌图集结。为了隐蔽我军作战意图，我特命第53军暂驻本溪，以迷惑解放军，一俟新6军、第93军等部队打响，即迅速转到中长路方面作战。 在攻击部署上，我考虑到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一贯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使我方多次吃了大亏。现在我率大军驰援四平街，倘解放军打援部队主力埋伏在已为其控制的开原以东地区的李家台、东丰、西丰、西安等地，俟我军通过开原、昌图以北地区后，从铁路以东地区进出开原、铁岭，切断中长路，迫使我军在铁岭、原以北地区与其决战，那么，不仅会延误了救援四平街的任务，就连我指挥的这十几万援军也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为此，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以战力最强的新6军专门对付解放军的打援部队。命令该军在开原以东及威远堡门南北之线占领阵地，掩护主力沿中长路向四平街外围解放军攻击。该军随战斗的进展，亦逐步向四平街以东地区攻击前进。第93军、第53军、第52军195师等部队则由我亲自统帅向四平街北进。这一方面的具体部署是：第93军（附炮兵团及战车营）由昌图沿中长路向四平街攻击前进。第52军195师为预备队，俟第53军到达开原后，该师即在第93军的左翼，向八面城攻击前进。第53军为总预备队，随战斗的进展，准备由左翼迂回到四平街西北地区侧击包围四平街的解放军。同时，我还电请长官部和杜将军，出动空军密切配合我地面部队作战，并注意随时侦察中长路以东的解放军的行动。 这时，据长官部的无线电侦察，中长路以东地区电台甚多，电波特别频繁，我们由此判断解放军2纵、4纵主力可能活动于中长路以东的山区。但到6月26日，该方面的电波突然终止。杜聿明将军估计解放军主力正在转移中，乃电令我们利用这个时机，迅速开始攻击。
围城打援之战
6月26日，第93军部队首先投入正面攻击，部队进至距昌图不远处就与解放军阻击部队展开激战。解放军凭借昌图附近地区的丘陵地带，构筑了层层阻击阵地，顽强抵抗，使第93军进展极为缓慢。 在此前后，解放军果如我事先预料的那样，集结大批主力部队，向我担任战略掩护任务的新6军发起猛烈进攻，企图包抄我军侧后。6月23日下午，解放军一部主力部队在炽烈炮火的支援下，首先向驻守八棵树一带的新6军169师发起攻击。169师是刚刚由国民党交警总队改编成的一支正规作战部队，尽管官兵军事素质较好，但毕竟是初次在东北战场上遭受解放军如此猛烈的攻击，尤其是缺乏步炮协同作战的经验，结果经过一昼夜激战，第一线防守部队伤亡甚众，八棵树附近高地全部失守。新6军军长廖耀湘将军虑及八棵村之得失，关系到新6军右翼及整个增援大军的后方安全，乃严令169师师长郑庭笈务必迅速收复已失阵地。6月25日下午，169师在飞机和地面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反攻，与解放军在八棵树附近各高地展开惨烈的争夺战。至晚七时，解放军因伤亡过大，被迫退却。此后，解放军又转而进攻貂皮屯、威远堡门、莲花街、平岗等地，与新6军各部队连日进行激战。 ……（此处部分省略）
战后反思
解放军撤去四平街之围，向北满退却后，我原拟指挥各部乘胜追击，不料新6军14师在威远堡门遭到解放军异常猛烈的进攻，损失惨重，该军军长廖耀湘将军连电向我告急。为此，我只好放弃追击计划，于7月1日派第53军周福成部从泉头车站向威远堡门解放军侧翼攻击。同时，廖将军亦派新22师从正面进攻解放军。经一昼夜激战，解放军主力向西丰、西安方向撤退。历时半个多月的第二次四平街会战算是结束了。
四平街解围的战报传到南京，蒋先生十分高兴，先后授予陈明仁、周福成、廖耀湘等高级将领及“有功”官兵青天白日勋章和云麾勋章，慰勉有加。沈阳城内也接连举行所谓“庆祝”活动，着实热闹了一番。其实我心里非常明白，此次四平街虽然侥幸解围，但国民党军队受到的损失是相当巨大的。在解放军持续五十天的夏季攻势中，国民党军队有八万余人被歼，丢失县以上城市四十余座，解放军已将其东、西、南、北的根据地联成一片，而我方仅控制着沈阳、长春、锦州、四平、永吉、本溪等十余个战略要点，完全失去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除非出现什么奇迹，否则今后的日子会更难熬了。
陈诚到东北后的“杰作”
陈诚抵东北
东北解放军的夏季攻势，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也彻底拖垮了杜聿明将军的身体。我由前线回到沈阳后，他已病得难以支持，不得不经蒋介石先生批准，于7月8日离开东北，准备出国治病（后未去成）。他的司令长官职务由我代理。
挚友的离去，使我的心情更加沉重。来到东北不过一年多的光景，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是难以战胜的，担心这样拖下去，将来很难预料会有什么样的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从那时起，我就萌动了借机离开这个灾难之地的想法。
7月12日，参谋总长陈诚将军突然来到东北视察，先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听取局势汇报，并接见苏炳文等东北的知名绅士，以后又到铁岭向新6军官兵授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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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攻势
为了重新打通北宁路，陈诚将军绞尽了脑汁，但苦于兵力不足，无计可施。于是，他只好请求蒋介石先生下令在华北的傅作义将军出兵援助。不久，傅将军拨出第92军和第104军，统归侯镜如将军指挥，向热河出击。同时，陈诚将军又调驻长春的新1军主力回防沈阳。长春则由以新1军的新38师为基干扩编成的新7军防守。
在打通北宁路之战中，侯镜如将军指挥十分谨慎，他汲取第49军上次兵力分散、轻敌冒进的失败教训，采取“集结强大兵力，机动灵活作战”的战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作战中，每个军的兵力绝不轻易分开使用，使解放军难以各个击破，因而比较顺利地打通了北宁路。
侯镜如将军在北宁路方面的作战成功，给了陈诚将军一定的启示和刺激，他决心打一、两次漂亮仗来扭转东北的战局，挽回自己的面子。他的具体作战方案是：以沈阳及其外围城市为依托，将新6军、新5军、第49军等部队组成一个强大的机动兵团，准备在南满地区，特别是北宁路以西地区，与解放军主力展开决战。但是，东北解放军为策应北宁路方面的作战。突然于10月初旬在北满地区发动大规模的秋季攻势，一下子打乱了陈诚将军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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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月1日起，东北解放军主力1纵、2纵、3纵、4纵、10纵分路向中长路进击，突然向四平街南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10月2日，驻守西丰、昌图及威远堡门地区的第53军130师被歼，师长刘润川被俘。驻守开原东南八棵树的守军一个团，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不久，法库、彰武等地亦相继失守。
这下陈诚将军慌了手脚，接连向南京告急。蒋介石先生闻报匆匆飞到沈阳，提出“巩固沈阳及其与关内的交通联系，加强沈阳以北各据点的守备力量，以求确保”的作战方针。据此，蒋先生命将新6军调守铁岭，同时调华北的第92军21师、第94军43师、第13军54师、暂3军10师、11师和骑兵4师等六个师出援东北。
东北解放军见大批国民党军队向沈阳及以北地区增援，忽将主力转向长春、永吉方面作战，以一部兵力围攻永吉，并相继攻克德惠、农安等城。陈诚将军此时已知解放军的厉害，担心部队在增援中被歼，乃令长春、沈阳以北地区的部队不得轻动，故而未曾再遭受大的损失。
这时，活动在热河及辽西地区的解放军与北满解放军遥相呼应，先后歼灭国民党暂51师、暂57师一部或大部，一度夺取了新立屯、黑山、阜新等地，随后又于10月下旬将奉命西援的43师包围击溃。至11月5日，东北解放军的秋季攻势始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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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攻势与新五军覆没
面对东北危殆的战局，陈诚将军被迫转而采取“重点防守，保持军力，保住沈阳”的作战方针。这完全是一个消极被动，准备挨打的战略，但在当时，陈诚将军确也只能如此了。不过，他似乎尚未充分预料到今后可能出现的更加危险的局面，在1948年元月1日发表的“告东北军民书”中，居然侈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云云。并准备派作为战略机动部队的第九兵团等部队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向沈阳以西公主屯地区的解放军进攻。但这时东北解放军却先已发起了浩大的冬季攻势，再度打乱了陈诚将军的部署。
当第九兵团之新5军前进至公主屯时，发现解放军2纵、3纵、6纵、7纵等大批主力部队向该军迅速合围。该军军长陈林达将军当即给陈诚将军拍发紧急电报，请求退守设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巨流河。陈诚将军闻报大惊失色，急忙召集行辕的高级幕僚研究对策。行辕副参谋长赵家骧将军主张让新5军迅速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会同各部据守辽河以南及沈阳据点，以攻势防御击破解放军的攻击。对这个作战方案，陈诚将军虽表同意，却迟迟下不了决心。在公主屯的新5军部队因撤守不定，眼睁睁地看着解放军部队向其四周包围，丧失了突围转移的宝贵时机。直至一天多以后，陈诚将军终于下令新5军向沈阳撤兵，但为时已晚，此时新5军已被解放军重兵团团围住，四面楚歌。元月6日晚，解放军发动总攻，陈林达将军虽曾指挥部队拼命抵抗，并多次发动反冲击，但终于在次日上午全军覆没，军长陈林达将军、师长谢代蒸、留光天将军也在此役中被俘。
在新5军被包围时，廖耀湘将军原可指挥新6军就近解围，廖却畏首畏尾，按兵不动，坐失了救援时机。在这期间，第49军79师、26师亦先后在彰武、新立屯被歼灭，陈诚将军苦心经营的所谓机动兵团，不到一个月便损失了三分之二。这时，新6军正被迫撤回铁岭，沈阳只有新3军和新1军的两个师驻守，铁西区外围则仅有几个工兵营布防，解放军乘虚兵临沈阳市郊，用大炮轰击铁西区，一时形势万分吃紧。
沈阳军事会议
国民党军队遭受的一连串败绩和沈阳面临着的危险局面，吓得陈诚将军手足失措，卧床不起。他一面匆匆调驻辽阳的第52军主力和驻四平街的第71军主力，星夜集结沈阳，力图稳定局面；一面再次连电向蒋介石先生告急。
元月10日，蒋介石先生亲飞沈阳，当日即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举行军事会议。会前，据说陈诚将军曾单独与蒋先生进行了谈话，他把东北国民党军队最近的几次惨败，特别是新5军的被歼，完全归咎于众将领不服从命令，并向蒋先生请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将军，及新6军军长李涛将军。
参加会议的将领们事先已预感到，此次蒋先生飞临沈阳，很可能要追究失败责任，说不准谁又要成为陈氏的替罪羊，因此大都提心吊胆、忐忑不安。我估计廖耀湘将军在新5军被消灭这件事上，难免要担些风险，故会前即找到随蒋先生同来沈阳的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先生，请他在必要时为廖讲一下情，刘氏答应试试看。距规定开会时间的最后一、二分钟，脸色铁青、表情严厉的蒋先生才在陈将军的陪同下步入会议室。一见蒋介石先生紧绷着的脸，大家不禁暗暗叫苦，心想今天是“在劫难逃”了。
果然，会议一开始，蒋先生便大发脾气，痛责在东北的众将领指挥无能，作战不力，把好端端的队伍都一批批送掉了。他愤愤地责问众人：“你们当中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当年的‘黄埔精神’都哪里去了？简直是腐败！像这样下去，要亡国了！”蒋先生的浙江口音本来略显尖细，此刻由于过于愤怒，声音都有些发颤了。在场的人吓得无一人敢出大气。
蒋先生整整骂了大约十几分钟，大家以为骂也骂得差不多了，岂知他话锋一转，又接着大骂起廖耀湘将军和李涛将军来，切责其不服从命令，拥兵自保，见死不救，致使新5军全军覆没。声称廖、李二人要对这次惨败负责任。
至此，大家心里都明白了，看来今天陈诚将军的替罪羊必是廖、李两位将军无疑了。我们这些平素与廖、李俩人关系较好的人，不禁暗暗替他们捏着一把汗。
出乎人们的意料，蒋先生刚一讲完话，廖、李二人立即挺身站起来申辩说，他们从未奉到援救陈林达将军的指示，故不能对新5军的失败负责。而陈诚将军则表示曾嘱罗卓英将军给廖将军打电话，命其就近解新5军之围。这样一来，就形成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我们这些不了解情况的局外人自然不好插言，就连蒋先生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场面极为尴尬。争吵到最后，陈诚将军在无可奈何中，神情沮丧地站起来说：“新5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先生原本打算惩办廖、李二人，现在见陈氏自己承担了责任，只好改口说：“仗正在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吧”。说罢即离席而去。
蒋先生离席后，陈诚将军接着又说了几句自我检讨的话，最后表示：“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党攻到沈阳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言毕即宣布散会。
蒋、卫在撤守东北上的分歧
卫立煌的固守方针
卫立煌将军到东北之后，考虑到陈诚将军失败的教训，转而采取一种持重态度。他认为，依现有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进攻则力量不足，但若防守一些战略要点，力量还是有余的。故当务之急是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据此，他上任伊始，便主张“重新整军”、“固守东北”，提出“固点、联线，扩面”，“重点不重线”等作战方针，一方面努力加强沈阳外围防务，确保沈阳安全，维护沈南水陆交通；另一方面则要长春、锦州、四平街守军固守城池，牵制解放军力量。
这时，东北解放军主力在辽西、辽南的攻势正急如暴风骤雨。2月6日，解放军4纵、6纵部队攻克辽阳，全歼守军新5军54师，继而又于2月19日再克鞍山，歼灭第52军25师。同时，解放军3纵、10纵部队攻占法库，追歼守军新6军暂62师，随后乘胜南进，威逼营口，驻守营口的暂58师师长王家善率全师起义，营口又告失守。2月28日，开原亦被解放军攻占。在华北方面作战的聂荣臻元帅，也派出三旅兵力切断了榆关至锦州的交通。又据飞机侦察报告，东北解放军一部在沟帮子、盘山一带构筑坚固阵地，其目的显然是阻止沈阳、锦州两地的国民党军队会合，以便分割而歼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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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与守的争论
2月20日，蒋先生专派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闿、副厅长李树正飞到沈阳与卫将军协商，并提出仅留第53军及207师驻守沈阳，其余主力应尽快从沈阳撤至锦州。
卫将军获悉蒋先生的这个意见后大吃一惊，他没有料到蒋先生竟会这么快就改变了当初亲自向自己许下的全力支持保住东北的诺言。卫氏一向是把沈阳当作一个战略基地来经营的，也下了很大本钱，现在凭蒋先生的一句话便要撤军，当然是想不通的，但又不敢公然违抗蒋先生的意旨，只好分别找身边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商议对策。
在罗、李二人到达沈阳的当晚，我已睡下，忽接卫将军的随从副官打来的电话，说卫总司令有要事相商，请我即刻就去见他。待我匆匆赶至卫将军的寓所时，他已在一间小客厅里等候。我刚刚在沙发上坐下，卫氏就将蒋先生的意见内容向我作了传达。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问：“桂庭，你的意见是怎么办？”我因事出突然，一时不好回答，便推辞说：“还是先听听总司令的意见吧。”卫将军沉吟了一下，方态度犹豫地说：“如果委员长坚持这样决定，我们当然也只好服从。不过，现在放弃沈阳去打通锦州，途中要通过几道河流，加上共军设有几道坚固的阻击阵地，依我军目前的士气，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稍顷，他又带着试探的口气说：“我们最好能说服委员长，让我们暂时固守沈阳，整训部队，然后再乘机出击，是有希望扭转战局的。况且沈阳有兵工厂，抚顺有汽油，本溪有煤，粮食也可以想办法，完全能够坚持下去。你看如何？”
听了卫将军的话，我心中矛盾重重，半晌没有作声。其实，对于卫将军力图固守沈阳的一套主张，我心里是有看法的。我认为，似这样将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分散困守着十余个孤立的据点，等着被解放军分而治之，在战略上是极其被动的。如能正视战争失利的现实，将主力设法拉出去，将来或许还能卷土重来，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我也清楚卫将军所强调的那些困难都是事实。当时在沈阳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打得精疲力竭，士气非常低落，倘一旦失去城市依托，向锦州方面运动，确有可能中途被解放军主力包围消灭，我反复思忖，觉得还是先在沈阳守上一个时期，看情况再打通锦州稳妥些。卫将军见我如此表示，脸上现出笑容，说道：“桂庭也是这样想，我便放心了。明天我们再和其他将领们商议一下，如果大家意见一致，我们就把这个想法报告给委员长。”待我告辞卫氏，返回自己的寓所时，时间已是午夜了。
以后卫将军又征询了赵家骧、廖耀湘等将领的意见，大家也都觉得目前不宜向锦州撤退。卫氏心中有了底，乃决定派我随罗、李二人去南京，当面向蒋先生陈述他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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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廖矛盾的产生
但是，蒋介石先生始终没有忘记将沈阳的国民党军队主力撤至锦州的主张。3月底，他电召卫立煌将军去南京，拟亲自说服卫氏（这时我已奉命去防守长春）。
在蒋、卫会见过程中，蒋先生以长春、沈阳交通断绝，单凭空运无力维持补给为由，一再要卫氏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在沈阳、长春留少数部队防守。卫将军则以部队残破未加整训完成，不可能打到锦州，反而有被消灭的危险为由，坚决反对。二人争论许久，最后卫将军表示，只要蒋先生同意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的全部补给由他设法请美军顾问团帮助运输，这样才使蒋先生再次让了步。但他还是反复叮嘱卫氏，一旦补充整训完成，仍要率主力赶快打通沈锦路。
卫立煌将军见过蒋先生后，经过一番活动，果然得到美军顾问团的大力支援。他回沈阳后，兵员装备给养即源源而来。为着贯彻长期固守长春、沈阳、锦州，锐意经营东北的计划，他终日埋头整军经武，加紧训练部队。
但到了5月初旬，蒋先生又令卫将军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并提出除留守沈阳的第53军及207师外，其余各军及特种兵团（战车、炮兵、装甲车、骑兵等）统编为机动兵团，归廖耀湘将军统帅，随时准备行动。这样一来，就等于把在沈阳的卫将军架空了，所以这项主张马上遭到卫将军的强烈抵制，后来始终未能实行。不过从此卫、廖之间也产生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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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守长春的任命
这样僵持了几天，我又接到蒋介石先生发来的一封带有命令口气的电报，一定要我到长春负军政的责任。蒋先生亲自给我下这样的命令，使我不能不有所考虑了。去，还是不去？我思想上斗争得很厉害。去长春，显然是死路一条，恐怕很难生还；不去，就要冒公然违抗蒋先生命令的风险。而那时我受“忠君”的封建思想影响较深，加以多年来受蒋先生用曾国藩的榜样培养教育的结果，使我养成了“服从命令，安分守己”的作风。这也正是我一向深受蒋先生信任的原因之一。所以，此时我不愿，也不敢不听从他的话。正在我迟疑难决之际，我在东北的一些朋友，如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将军、第52军军长覃异之将军、新6军副军长舒适存将军等知道消息后，都相继来劝我不要接受这个危险的任务。廖、舒二人向我建议说：最好能要求卫立煌将军让梁华盛将军继续主持长春军政事务，或请求在锦州的范汉杰将军与我对调。我思来想去，觉得现在也只有用这个办法去碰碰运气了，乃去卫立煌将军的住处向他谈了上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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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离死别
我飞离沈阳前，许多朋友赶来看我。大家知道局势险恶，前途未卜，也许说不定这就是今生最后一次见面了，彼此都有点生离死别的感觉。廖耀湘将军与我共事多年，一起共过患难，对我更为关切，分手时他还一再埋怨我：“桂公（一些部属和朋友对我的尊称）为人也太厚道了，长春是不该你去的。卫总司令这样决定，不是把你往虎口里送么？”我苦笑着摇摇头，没有说话。他自觉有些失言，又改口道：“将来万一事情不可为，请桂公率队伍向西南方向突围，那里共军兵力空虚，我到时也一定设法接应你们。”我知道这是他的好意安慰，心中既感激又酸楚，心想到了那种时候，我们谁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纵然想彼此救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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