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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al for General Liao Yaoxiang

    辽西战役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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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耀湘

    辽西战役是攸关东北国民党军主力命运的一个战役,其影响及于其他战场,是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之一。在辽西战役之前,东北国民党军队已被迫困守于长春、沈阳和锦州三点,主力位于沈阳地区。如何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对东北国民党军队曾是生命攸关的问题。蒋介石在战前确曾设法要把沈阳的主力撤往锦州。所以,在记述辽西战役的时候,有必要把这一段史实也写进去。


    一、蒋介石曾决心撤退沈阳主力

    一九四八年五月初,蒋介石就决心要撤退沈阳地区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曾秘密通知卫立煌去南京面商。卫找我商量,我听到后为之一怔。当时,我虽感到国民党东北局势之不可为,但还没有料到蒋介石就要撤退沈阳的主力。这无疑是决心放弃整个东北,并置长春十万军队的命运于不顾。

    卫立煌说:“委员长曾经答应增派军队至东北,打通锦沈交通,并已增派第九军和第五十四军来到锦州。如要撤退沈阳主力,他应该实践诺言,先多派几个军到锦州来,向东打通锦沈交通,沈阳部队西去与东进的部队会师,再一同北上,把长春被围的部队拉出来,然后才能再议撤退。”

    他认为,东北解放军的主力就位于辽北与辽西地区,监视沈阳与长春我部队的行动。如我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向锦州撤退,背靠辽河、新开河与绕阳河三条大水侧敌行动,有被解放军层层截断、分别包围、歼灭的危险。

    他又说:“现在就从沈阳把主力撤退,无疑是抛弃长春守军,这消息一传出去,定会瓦解长春守军的斗志,长春马上就成问题。”

    卫的意见与蒋介石的决心有极大距离。

    他不想先亲自前往南京,恐怕与蒋介石当面发生摩擦。他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卫立煌的主张有道理,尤其他要把陷于危殆的长春守军救出来,使我内心特别感动,觉得他尚有一个军人的气概。我当即表示同意他的主张,卫很高兴。他请我代表他去南京见蒋介石,陈述东北将领的意见,当面再请增派三个军的力量来东北。卫并派他的参谋长赵家骧与我一同前往,我又请卫增派军长罗又伦随我去南京,因罗与国防部负责起草作战计划的人如罗泽闿(当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李树正等是同学,便于接洽联络,打听消息。

    我们在五月初乘专机到南京(记得是南京“国民大会”闭幕后几天,蒋介石刚刚当上总统)。到南京后,蒋介石首先单独召见我。蒋介石告诉我,他之所以要撤退沈阳的主力, 1) 首先是想在东北解放军未进攻锦州之前,先主动把沈阳主力撤往锦州; 2) 其次是当时国民党的空运能力有限,不能够负担沈阳十几万大军的补给。

    他还说长春守军的状况,使他感到非常痛苦。我把卫立煌的意见告诉他,尤其是卫立煌想把长春守军拉出来的意见,对他似乎有一种道义上的压力。

    蒋介石考虑有三、四分钟之久,然后对我说,他本来打算另外抽调一些部队去东北,傅作义答应抽调一部分,他想再从山东抽调出一些队伍,但现在一时尚抽调不出来。沈阳主力的撤退,可稍微推迟一些时日。当天主要谈的问题就止于此,以后又谈了有关补给与空运的问题。

    后来据罗泽闿说,蒋还想把由过去驻印军组成的沈阳主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三军)转运至南京地区,作他的机动预备队,必要时用以巩固南京老巢。

    第二天,蒋介石召集我、赵家骧、罗又伦、罗泽闿四个人在他的私邸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他明白指示:“沈阳主力的撤退,可稍微推迟一个时候,但必须立即准备好,待抽调的军队到达后,即开始行动。沈阳地区的部队,必须按任务重新编组。”他决定把周福成的第五十三军编为防御兵团,担任沈阳的防卫。

    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三军和第五十二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一军共六个军加第二〇七师并附东北“剿总”直属的重炮及战车部队编为机动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随时准备行动。

    我对兵团编组问题,向蒋介石申述了两点意见:

    (一)这样彻底改组沈阳部队的编组,最好暂不发表,因泄露出去会引起周福成及其他地方部队的不安,可把这个决定交赵家骧参谋长带回去转交卫总司令,在适当实际发表。

    (二)在机动兵团行动期间,沈阳还是机动兵团的后方和补给与空运的基地,决不能发生意外。因此,我建议把第二〇七师编入周福成的防御兵团,该师有三个旅,每旅三个团,实际上比一个军的力量小不了多少,且富于防御经验。这样可以增强沈阳的防御力量,也可以安定其他防守部队的军心。

    蒋介石认为我的这些建议合理,说:“可以这样办。”赵家骧提出如何安插刘安祺的问题,因为刘也是一个兵团司令,把他仅有的第七十一军编入机动兵团,那他就只剩下一个兵团部了。

    蒋介石对罗泽闿说:“可下命令,把他(指刘安祺)调到青岛去充任青岛警备司令。”(名义记不确切)

    罗泽闿又提出:“万一在沈阳主力未撤退之前,共产党就打锦州,那沈阳主力应该如何行动?”

    我根据卫立煌的意旨,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关内迅速增兵葫芦岛,直接解锦州之围。因为那里距离近,后方安全,翼侧有依托,补给无问题。沈阳部队应待葫芦岛与锦州部队会师后,东渡大凌河出沟帮子向东推进时,才能够西进与东进的部队相会合,打通锦沈交通。”

    罗泽闿说:“如此,锦州可能发生意外危险。”我说:“解放军可能围城打援。沈阳主力如单独西出,背靠三条大河,侧敌前进,增援锦州,更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

    我们两个人就争辩起来。

    罗泽闿当着蒋介石的面竟不客气地说:“将来东北战局,要由廖司令官负全部责任,因为全部精锐部队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这时赵家骧出来排解说:“这是卫总司令的责任,我们回去还要同卫总司令详细商量。”

    蒋介石当时也没有来得及详细思考,所以也未作别的指示,只是再补充一句:“这问题留待以后再详细研究。”

    蒋介石随即提到如何加强东北空运与补给问题。这在当时东北部队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对长春守军更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蒋介石在原则上答应增强对东北的空运,增加弹药油料的运输量。他指示粮食应尽量就地征购,要极力扩大占领区抢夺粮食,以减轻空运部队的重压。为了解决一些事务性与技术性的问题,蒋介石指示于翌日召开一次补给会议,由联勤总部主持,空军总部派负责计划与指挥空运的人员参加,东北由我们三人参加,专门讨论东北部队的补给与空运问题。

    这次南京之行,使我感到“国事前途”尤其是“东北的前途”十分黯淡。我已确切知道蒋介石要撤出沈阳的主力,放弃沈阳,接着就是要放弃整个东北。我感到他对打共产党似乎没有什么办法,内战可能长期拖延下去,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


    二、卫立煌守沈待援与廖耀湘出营口之争

    我与赵家骧等飞回沈阳,把商谈经过报告了卫立煌。卫立煌看到他的主张被蒋介石所采纳,非常高兴。他对我说:“沈阳地区的主力是国家的精华,总统一定会抽调可能抽调的军队来增援东北,而且他也曾这样答应过我。”

    对此,我当时也同他一样地相信。

    但因其他各个战场同样处于紧急和兵力不够的状态,蒋介石没有能够抽调他处的兵力来增援东北,按照过去经验,东北解放军随时有发动夏季攻势的可能。我渐感事态不佳,觉得不能守株待兔,坐待增援,应设法自救,有所行动。尤其当我看到长春守军声泪俱下求救求粮的电报时,更使我预感到自己将会遭同样的命运。我认为必须设法摆脱这种即将到来的可怕局面。但卫立煌却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认为必须静待关内增援。

    六月间,沈阳地区国民党军队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扩大占领范围,发动“抢夺小麦之战”。位于辽中的新编第一军,极力向辽中以南盛产小麦的区域扩张。其第一线骑兵部队到达牛庄以北地区,其便衣侦探更活动到营口的外围。

    辽阳的第五十二军,为掩护新编第一军,也极力向辽阳西南地区搜索扫荡。曾在鞍山以西约三十华里之刘二堡与解放军发生激战,第五十二军主力全部投入战斗,俘虏了一些解放军士兵。

    这些行动使我们进一步明了辽南解放军似乎只有一个第四纵队,没有其他的主力。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趁辽南空虚之际,把我沈阳主力,秘密集中于辽中以南地区,利用新编第一军骑兵部队所到达的最南端为出发线,一举袭取营口(因为从新编第一军骑兵部队所达到最南边的地点出发,经牛庄至营口,只一天急行军的行程)。

    到营口以后,或者如蒋介石的计划立即放弃沈阳,或者暂时以预定之防御兵团甚至再酌加一部分兵力守住沈阳,把东北“剿总”及所有行政机构都迁往锦州,甚至把中专以上的学校都移走,尽量疏散不必要留在市区的人口,以避免重蹈长春之覆辙。

    卫立煌最初认为可以考虑。我要他适时成立机动兵团与防守兵团,及时采取行动。

    但他顾虑影响长春,又顾虑这会引起周福成的不安和第五十三军部队的疑惧,还顾虑沈阳主力一动,长春、沈阳都会陷落,对他个人“声誉”不无影响,而且还要负“丢失东北”的责任。甚至还夹杂一些权力和人事问题:如他不愿当光杆总司令 ,把沈阳主力都编入机动兵团,他想要直接抓各军甚至各师 。

    总之,这一切使得他不能着重从战略战术上考虑问题,总是迟疑不决,不采取果断的行动,这也引起我和卫立煌之间一些不愉快的摩擦。

    但当时我原谅卫立煌,认为他与我所处的地位不同,顾虑不一样。

    到了八月初,事态发展更趋严重,蒋介石不仅没法从其他战场抽调兵力来增援东北,反而把已调至锦州的第九军调走,并把第五十四军阙汉骞部调至锦西葫芦岛地区,也有把它调走的模样。这时我更感觉到沈阳的部队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自求解决之必要,再三向卫立煌建议,速下出营口的决心。

    当时我与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主席王铁汉(东北军人,是卫诚的亲信)密商出营口的计划,要他再找一两个省主席从旁向卫立煌进言,以减少他对“个人声誉”上的顾虑。

    王铁汉极赞成我的意见,果然联络了一两个省主席向卫劝告,采取出营口的计划。

    不料这反而引起卫立煌极大的反感,他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上不点名地谴责了我。他说:“凡建议上级的方案,只是供上级选择,采纳与否,权在上级,不必到处活动,一定要迫使上级采纳自己个人的意见。”

    我最后知道卫立煌已决定不出营口,并向蒋介石报告,一直吵到九月初解放军进兵锦州的时候。


    三、蒋介石出辽西与东北国民党将领的守沈阳和出营口的争执

    九月,解放军进兵锦州,蒋介石下令要沈阳国民党军主力直出辽西径解锦州之围,并夹击锦州地区的解放军。他召卫立煌去南京接受任务,并当面会商执行命令的要领。

    卫立煌不赞成蒋介石的作战方针。主张应俟关内增援部队解锦州之围后,渡大凌河,出沟帮子,向辽西地区前进时,沈阳主力才能西出与东进兵团会师。

    蒋介石不采纳卫立煌的意见,要他立即回沈阳指挥部队出辽西。

    卫立煌虽没敢公然反抗,但始终不接受蒋介石的作战方针,只含糊其词地推脱说,回去与负责将领详细商量后再作处置。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随卫来沈阳,以监督执行他的命令。

    卫立煌回沈阳后,立即找我去商量。他告诉我蒋介石的命令和他的意见与争执的简单经过。我当时也觉得蒋介石的计划不适合辽西战地的地形和沈阳国民党军队实际情况。

    但我尚不知道蒋介石的真实企图,以为蒋介石的目的仍是要撤退沈阳的主力。我认为既要撤退,就要利用机会,迅速安全撤退,避免决战。所以,我又重新提出我的方案:沈阳主力正应该利用东北解放军主力进攻锦州,辽南完全空虚的时候,由辽中往南,经牛庄一举袭取营口。我以为这是最安全、迅速、容易而且对尔后行动又十分有利的方案。

    我的主要理由如下:

    1. 辽南已完全空虚: 解放军在辽南唯一的一个纵队,即第四纵队已于几天前开往锦州地区。
    2. 集中快: 新编第一军就在辽中,新编第三军与第五十二军在辽阳地区,新编第三军没有防务,可立即行动,于两天内到达辽中以南地区。第五十二军只有一部分暂待接防,而其主力也可以在两天内到达集中地点。位于沈阳地区之新编第六军与第四十九军一部分,可以车运,两天内也可到达辽中。
    3. 距离短: 由辽中以南经牛庄到营口只有一天急行军的行程。按敌情判断,可望不会遇到重大抵抗(后来第五十二军轻易袭占营口,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
    4. 到营口后我向各方行动便利: 既可从海上直接增兵葫芦岛援锦州;也可北出大洼经盘锦、沟帮子、北镇以拊锦州、义县地区解放军之侧背;而翼侧有渤海与辽河下游之屏障,后方交通安全可靠。
    5. 在营口可由海上得到充分补给,不再依靠能力极端有限的空运。

    最后,我还认为我们要主动向蒋介石提出积极的对策,否则他以为我们是回避战斗,看着锦州被围袖手旁观,道义上也说不过去。我们更不能抗拒蒋介石要我们立即执行命令的要求。

    卫立煌这一次很仔细地倾听了我的意见,他对辽南空虚,解放军第四纵队已调往锦州的情况非常注意。他恐怕沈阳主力一离开,长春、沈阳都会随之陷落,尚有犹豫。但他不能不承认出营口的方案比蒋介石出辽西的方案安全而且易行。

    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为了对付蒋介石的不合理作战方案,这时卫立煌和我都感到命运与利害的一致,经过权衡利害,他同意把这两个方案(即他守沈阳与我出营口的方案)都提出去,作为东北负责将领的方案,请顾祝同报请蒋介石任择其一。

    卫立煌以电话约顾祝同到他家里去吃晚饭,要我也去,准备饭后共同商谈。吃晚饭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卫同顾祝同谈些过去同事时期的一些愉快的会议,极力造成一种和好的气氛。饭后,我们同到一个小厅里吃水果喝咖啡,卫立煌逐渐把话题转到如何执行蒋介石命令的问题上来。

    卫说:“总统要求沈阳主力直出辽西,一路侧敌行军,企图解锦州之围的方案,实行起来危险太大。因为解放军很可能围城打援。”

    又说:“廖司令官在东北比较久,对东北各方面的情况,比我更熟悉。他又是主要负责实际责任实行命令的人,你可以问问他,听听他的意见。”

    顾祝同很客气地向我说:“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详细谈谈。”

    我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安全迅速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五月初总统在南京召集我们开会的时候,就决定要撤退沈阳的主力。要安全撤出沈阳的主力,我们在东北的负责将领已商订出两个方案。”于是,我把前面已述及的守沈阳和出营口这两个方案及理由向顾作了详细陈述。我并将准备好的书面计划和行动要图,一并呈给他看。

    顾祝同说:“总统的命令,主要不是如何安全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你们出辽西,东西对进,夹击锦州地区的共军,以解锦州之围的问题。”

    我在地图上告诉他辽西地形,并说:“东北共军很可能围城打援,如果在葫芦岛与锦州守军未会合,先进出沟帮子向辽西推进之前,我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背靠三条大水,一路侧敌行军远出锦州地区,以夹击共军,确实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所以我特别主张先出营口,然后由营口北出大洼,盘山,向沟帮子、北镇前进,以拊敌之侧背,同样可达到夹击锦州地区共军之目的。必要时还可由营口运兵到葫芦岛,直接解锦州之围。”

    卫立煌插进来说,“按照总统的办法做,很可能锦州之围未解,先送掉沈阳的主力。总统早就答应我抽掉军队增援东北,以打通锦沈交通,现在正是时候。”他这些话似乎向顾祝同表示首先要蒋介石实现诺言。

    我说:“总统早在五月初就要撤退沈阳的主力,因此我认为要沈阳主力出辽西直接解锦州之围,很可能是罗泽闿等人的纸上计划,图上作业。不一定是总统的真正意旨。”

    顾祝同仔细倾听了卫立煌和我的意见,他说:“总统的命令不能违抗,我是来监督命令执行的。”他并未断然拒绝我和卫立煌的意见,答应把我们的上述意见,立即电报蒋介石。

    第二天(九月二十七日)下午蒋回电说,仍要按他原来的命令行动。顾祝同立即打电话转达给卫立煌,卫立煌找我去商量。这时卫的神情非常焦愤和不安,他第一句话就问我:“总统一定要我们立即出辽西增援锦州,你看怎么办?”

    我当时很惶惑:“为什么蒋介石一定要坚持出辽西?”这似乎不合他原来想把沈阳主力提前安全撤出去的主旨。

    我沉思着,卫立煌也没有说话,大概彼此都感觉到情况十分严重。

    不一会我首先打破沉闷,对卫立煌说:“沈阳主力不能在葫芦岛、锦州两地部队未会师之前单独出辽西!这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不是不愿意执行或故意拒抗总统的命令,而是为了如何更好地挽救当前的局势,为了保全沈阳的主力。我认为总司令应该再犯颜直谏,坚持我们共同认为是真理的主张。”

    卫立煌听了之后,半吐半吞地说:“不能单独出辽西,这是真理!”半晌又重复一句:“这是真理!”

    然后,他愤然地说:“我宁愿不干,也决不愿再使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

    于是他要我同他再到顾祝同那里去作最后一次努力,想先说服顾祝同。

    卫一见顾就非常激动地说:“我们两个是多年同事和共患难的好友,我的事情,就好像你自己的事情一样。我这次遇到生平以来从没遇到过的困难,无论如何希望你帮忙解决。”

    卫说:“我们不是不愿执行总统的命令,也不是不愿意行动,只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只是要求在葫芦岛与锦州的部队会师之后,东西两方同时并进,以避免被共军各个击破。”

    他焦急而诚恳地请顾祝同帮忙,再一次负责向蒋介石建议,不要使沈阳主力冒大危险单独出辽西。

    顾祝同推脱说:“我已把你们的意见电告了总统,但总统考虑后仍然要你们执行他原来的命令和计划。我是奉命来监督命令执行的,我不能再向总统说话。”

    卫立煌发急地说:“因为你代表总统,所以我再一次请求你负责向总统进言,采纳我们的意见。这是关系几十万人命运的国家大事,你我都有责任,应该从长计议,很好地商量。”

    这时空气渐见紧张,顾祝同站在监督命令执行者的地位,只是说:“这是总统的命令,不能违背。”

    卫立煌气急地说:“我们不是不愿执行命令,只是要求待葫芦岛与锦州会合后,再东西对进共同行动。”

    顾祝同也带着一点激动的语气说:“但总统命令你们立即行动!”

    卫立煌按捺不住内心的气愤,站了起来气急地说:“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两个打赌,划十字(这是旧时话,即写军令状画押之意)!”

    此时,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便出来排解说:“总司令的意见,是负一方大责的指挥官的意见。他是命令的直接执行者,事关数十万大军的命运,他有责任申述意见,恳求总长再三考虑。”

    我随即对卫立煌说:“我们回去再详细考虑一下再同总长会商。”

    彼此不欢而散。

    临别卫立煌对我说:“你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

    我带着一颗沉重的心情回了家。

    第三天(九月二十八日)早晨,顾祝同找我去个别谈话,他责我不应助长卫固执己见,而应劝卫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他说他此次来是监督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如果东北将领不执行命令,他就没法回南京交差。

    我说,卫是负东北实际责任的,身负东北几十万人安危的责任,他更明了情况,请再考虑一下他的意见,再电南京最后裁决。

    顾祝同训斥我说:“总统比任何人都更关切东北部队的命运。总统要你们经辽西出锦州,就是要把你们救出去。你们反坐着不愿意行动,企图回避战斗,这是不行的。我已把你们的意见电告总统,总统仍要按照原命令执行,我不能再代你们打电报。你们已耽误好几天时间,这样贻误时机,我再不能代你们负责任。你们必须服从命令,先开始行动,才能再说话。”

    我发现房门尚半开着,马上对顾说:“我愿去同卫总司令商量,我们先令部队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请总长再把我们的意见报请总统最后裁决。”

    顾祝同说:“那你们先开始行动再说。”

    实际上顾祝同这些话是讲给卫立煌听的,因为他与卫立煌是同事,不便讲这些话,因此想经我的口间接传达给卫立煌听,也为自己找一个下台的台阶。

    我当即去找卫立煌,报告我同顾祝同的这番对话,并说:“我们如果不表示先遵令开始集中军队,顾祝同似乎也不便再向总统进言,无法回去交代。只要他肯负责向总统再一次转达我们的意见,我想总统不会一点都不考虑,那么事情就有转机。”

    卫也正为事态僵持而焦虑不安,答应说:“就这样办。”

    于是,我同他再一次到顾祝同那里去,卫表示他愿意遵从顾的劝告,执行总统命令,先开始行动,令军队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请顾再打一电报或回南京面报蒋介石,请蒋再重新考虑东北负责将领的意见。顾祝同表示只要沈阳部队遵命开始移动,他愿回南京去把我们的意见转报蒋介石。

    卫说:“就这样办,先开始集中军队。”

    顾说:“那我明天就回南京去,你马上下命令,并将命令底稿一份交给我带回南京去。”卫再请他回京后从旁进言劝请蒋介石考虑我们的意见。

    这样,顾祝同即于二十九日飞回南京。


    四、蒋介石到沈阳强催主力出辽西

    顾祝同飞回南京,报告在沈阳他与卫立煌和廖耀湘争执的经过,说卫和我不愿意执行蒋介石出辽西援锦州的命令。据说当时蒋介石十分气愤。十月二日蒋飞到沈阳,压迫东北将领执行他的命令和计划。他先到“剿总”稍息后,即单独接见卫立煌。

    卫立煌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引起他更大的愤怒。

    我随即进见,他脸上表情很不好。我把出营口的书面计划递交他。

    他说他先到“剿总”会议厅,对师长以上的军官训话。

    在这次训话中,蒋首先训斥东北高级将领不想打仗,想避免战斗,消极被动;其次他说他此次来的目的是“救你们”,表示他对与会者及其所属部队的关切,最后他说了些打气的话,要大家坚决奉行他的命令,努力作战,等等。

    随后,蒋介石在励志社单独接见了我。

    这是决定沈阳部队最后命运的一次谈话,气氛非常紧张,甚至令人窒息。

    蒋介石的情绪与对我的态度从来没有这样的不冷静,一开始他就发脾气,对我说:“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你也不听我的命令?”

    他没让我讲话马上命令式地说道:“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你负责,如有贻误,也唯你一个人是问。”

    我当时以为这是沈阳主力的生死关头,不能不抓住最后的机会以陈述我的意见。

    我说:“我们并不是不愿意奉行总统的命令,而是在实施方法上如何更好地达到总统的命令所规定的目的。我们在这方面也有责任向总统申述意见。”

    蒋介石颜色稍霁。

    我说:“总统五月初在南京接见我的时候,就决定要把沈阳的主力,在共产党未攻锦州之前,先主动安全地撤往锦州,锦州并没有多少军队(当时锦州主力只有云南部队四个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共产党进攻锦州的时机,把沈阳的主力迅速安全撤出去的问题。在目前情况下,要迅速安全地全师撤出沈阳的主力,那只有出营口。”

    我还加上一句“出营口连一副行军锅灶都不会丢掉。”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对我说:“现在的问题不纯粹是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在撤退之前与东北共产党进行一次决战,给他一个大的打击。”

    我发现蒋介石这时的企图和决心,和五月初我在南京晋见他时的打算和想法,已大大不同了,我才感到自己的思想与蒋介石的见解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 连卫立煌也没有弄清楚,我感到诧异。

    蒋介石说,将继续增调军队至葫芦岛,已计划调三个军去,海军的最新最强的舰只“重庆”号与“灵南”号亦去葫芦岛海面,直接支援陆上的攻击。

    他说我的任务就是要指挥沈阳的主力直出辽西。先到达新立屯地区,再由新立屯经黑山、新民直出锦州、义县,从共军的后方,攻其侧背,与葫芦岛东进部队东西夹击。在锦州地区给东北共军一个歼灭性的打击。

    蒋介石的目的是要进行一次战略性的决战。

    我考虑一下之后,对蒋介石说:“在锦、葫两地军队未会合进抵大凌河沿线之前,沈阳西出的部队,在时间和空间上,不能够与东进部队直接协同。锦州共军居于内线,那它就可能集中兵力先打破一翼,最大可能是先打破由沈阳西出的主力。因此,我认为沈阳主力先集中于新民、彰武地区,完成一切准备,俟锦、葫两地军队会师之后,再东西对进,以夹击共产党军队,才是万全之策。”

    但蒋介石不明白当时东北解放军力量增长的情况,把问题看得太容易。

    他说:“这没有问题,葫芦岛方面的部队已经部署,那里离锦州很近,而我们又有这样大的力量,迅速打到锦州,不成问题。问题是在你们这边,你们已耽误好几天,应该马上集中完毕,迅速完成攻击准备,按我刚才指示的要领,积极行动。”

    蒋介石说完之后,我也感觉锦、葫距离短,又有这么大的陆海空军的力量,加上充足的油弹补给,迅速打到锦州,不会成什么大问题,就对蒋介石说:“我决心执行总统的命令,立即行动。”蒋介石表示高兴。

    但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他(指蒋介石)在五月初就决心撤退沈阳的主力以避免决战,而现在又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要与东北共产党的军队决战?

    我就提出问他。

    他怕我狐疑,决心不巩固,在考虑了一下之后,最终说出了他内心的图谋。

    他说:“在撤退东北主力之前,一定要给东北共产党军队一个大打击,一定要来一次决战,否则华北就有问题,将来有机会我再同你讲。当大将,一定要顾虑全局,你应该顾及到整个局势,好好努力完成这一次任务。”

    我当时感到一种道义上的压力,似乎不能不积极遵照他的意志,以完成他面授给我的任务,毅然对他说:“我将力求完成总统授给我的任务。”

    随后,蒋介石指示在西进行动中特别应注意的事项,如力保机密,行动迅速,摧毁所到达地区的共产党地方组织,抢夺并毁坏凡可资敌的一切物资,要实行他在豫鲁所实行过的“三光政策”等等。

    然后我与蒋介石再谈出辽西的机动兵团编组的问题(以下简称辽西兵团),大体仍依照他五月间在南京所决定的战斗序列。

    当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再一次向蒋介石提议以位于营口附近的第五十二军(当时驻辽阳)袭取营口,以成犄角。蒋介石认为在辽南那样空虚的具体情况下,可以一部分兵力袭取营口。

    因此,当时决定把第五十二军从机动兵团里面拉出来,要它在辽西兵团行动的时候就袭取营口,而以第二〇七师之一个旅(实际是一个师,因为其有三个团)编入机动兵团,以第五十三军的一个师,在辽西兵团行动期间,推进至巨流河,以掩护辽西兵团的前进补给和后方联络基地,使辽西兵团的兵力,大体与以前所预定的相等。

    其所属各部如下:

    新编第一军两个师(另一个师留驻辽中),新编第六军两个师(另一个师在葫芦岛整训参加塔山攻击),新编第三军三个师,第四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一军两个师,第二〇七师之一个旅(许万寿旅),骑兵一个旅①(“剿总”直辖之游杂部队),宪兵支队(兵力甚少的两个新兵团,有少数步枪用作维持交通),及重炮、战车和装甲汽车部队与通信部队等。

    最后我同蒋介石谈到补给问题,蒋介石答应在辽西兵团作战期间,大力增强空运,以空运主力负责沈阳方面之补给,以增运械弹油料为主。兵团行动期间,应就地征补粮秣,即掠夺粮食,以空出来的吨位,增运械弹。

    那天,蒋介石单独同我会谈最久,蒋介石指示我,在这次行动期间主要听他直接指挥,他将随时打电报给我。

    在我之后,蒋介石再次接见了卫立煌,谈的时间不长。

    以后又接见几个军政人员,其中包括周福成(防御兵团司令官,负沈阳守卫任务)和王铁汉等,三日即匆匆离开沈阳。


    五、攻占彰武,塔山久攻不克

    十月八日,辽西兵团主力开始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但因辽河上没有公路桥,只在巨流河有一座铁路桥,临时又搭一座通卡车的浮桥。步兵从铁路桥过河能力不大。从辽中来的新编第一军,是在新民以南涉渡过来的。

    兵团主力未能如预期在十一日以前集中完竣。但葫芦岛方面国民党军队已于十日发动对塔山之攻击,受到出乎意料的坚强阻击。

    蒋介石连电催促赶快行动,按他以前指示迅速向新立屯前进,以威胁锦州解放军之侧背。

    因此,在兵团主力未集中好之前,我即于十二日发起向彰武进犯。

    在集中的同时,为掩护集中,我命令原在新民担任防务之第七十一军北向彰武地区,西向新立屯、黑山、大虎山方向搜索扫荡。发现解放军第六纵队即位于彰武及其以东秀水河子地区,有向南袭击新民、巨流河、威胁兵团侧背与前进补给基地模样。但绕阳河以东无敌踪,新立屯、黑山、大虎山守军兵力不大,也没有积极向东活动。因此第七十一军先头部队在兵团向巨流河、新民集中时,就已到达绕阳河,并占领几个渡河要点。

    侵犯彰武,由先到集中地的新编第三军担任。新编第六军的先头部队,任新编第三军右侧背之掩护,向彰武以东秀水河子前进。新编第三军在彰武以南受到激烈抵抗,战斗两天,才于十三日②黄昏侵占彰武。

    在辽西兵团主力向巨流河,新民集中的时候,葫芦岛国民党军队于十日就在陆海空三军协同下,开始向塔山猛攻,打到十一日晚竟没有越雷池一步,没有如蒋介石所预期的那样很快打通锦葫交通。这一情况使我惊异,在我心里投下一个暗影。

    我发起进犯彰武,解放军也正在加紧向锦州实行攻击③。

    到黄昏以后,我与“剿总”参谋长联络,询问锦州当天的战况,得知锦州以南一带高地上的外围阵地已被突破,使我立即感到情况严重。

    因为我知道锦州守军主力是由云南部队四个师所构成。 十一日对塔山之攻击又没有进展,那么,在解放军主力攻击下,锦州守军能支持多久,大成问题。

    而东西两兵团对进以夹击锦州地区解放军,其关键就是要锦州守军能够支撑下去。

    我把对上述情况的顾虑打电话告诉了卫立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辽西兵团主力暂时应控制于彰武、新民之间新开河以东地区,以一部分兵力出新立屯、黑山地区,因当时新立屯、黑山守军不多,第七十一军先头部队已抵绕阳河,并占领渡口,其搜索部队直达新立屯和黑山近郊。卫立煌同意我的意见,但蒋介石连电催促急进。我希望能得到蒋介石派驻沈阳的代表罗泽闿的同意,希望他与蒋介石商量。卫立煌说他明天约罗泽闿同来新民,看看彰武前方的战斗情况,并当面商量。

    第二天上午,卫立煌与罗泽闿从沈阳坐专车前来新民,我陪他二人到彰武前线视察。战斗正激烈进行,我军节节向彰武推进,预计当天黄昏前占领彰武。

    尔后我又陪他们到彰武台门及新民西北新开河两个渡河点视察。这是当地居民习常来往的徒涉地点,当时我们正在架设供步兵与驮马通过的轻便桥梁。

    其他地点都是流沙,可陷溺人畜,对军队来说,无论进退都是一个大障碍。我的目的是要使罗泽闿就地明了战地地形的特点。

    十二点钟以后回到新民,在卫立煌专车上吃午餐。兵团部打电话给“剿总”询问塔山方面攻击情况,据“剿总”第二处管情报的负责人说,截至十二点钟为止,塔山方面仍无进展,攻击锦州的解放军仍在节节进逼。

    午饭后,我们谈到塔山攻击仍无进展,锦州的情况大为可虑。

    这时我把上述使兵团主力留置于新开河以东的计划提出来,卫立煌表示赞同,认为在葫芦岛军队未攻下塔山与锦州军队会合以前,暂时把辽西兵团主力控制于新开河以东,较为有利。

    他说:“锦州恐怕靠不住。万一锦州失守,则渡新开河西进的辽西兵团,就会陷于进退维谷的危险境地。”我当时尚有一个腹案,就是在锦州万一失陷时,我准备把兵团主力拉回辽河东岸,经辽中撤往营口。

    但罗泽闿反对,认为这与蒋介石的意旨不合。最后这个少年得志的年轻人,竟当面给我和卫立煌一个不礼貌的令人难堪的回答说:“战况危险和地形困难,不能成为不打仗的理由”,弄得彼此不欢而散。

    罗泽闿一回到沈阳,立即急电蒋介石告状。蒋介石当晚下半夜即手电切责,要我亲率辽西兵团主力星夜渡新开河进占新立屯,再向锦州前进。电文最后还威胁说:“如再延误将以军法从事。”

    我接到这封电报,心情很沉重,也有点气愤,心里咕噜着:“你们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送掉兵团的主力,那我也不能再负责任,就由你们去吧!”

    在这种不得已而又有点负气的情绪下,我于十四日早晨下令整个兵团立即渡新开河西进,只留第四十九军一个师守备彰武和第七十一军一个师暂留置于新民地区。


    六、进占新立屯后的打算

    在渡新开河之前,我曾感到犹豫,接到蒋介石严令时,我感到危惧和心情沉重。

    在下了决心渡新开河之后,我认为兵团已失去行动自由,再没有向沈阳后顾的余地,除了一往直前,冲至锦州地区与锦州、葫芦岛军队会师之外,别无良好出路。

    当时我存在一种侥幸与背城借一的心理,希望锦州部队能多守几天,我决心以最快速度经新立屯、黑山、新民跃进至锦州地区,并限十五日到达新立屯,整顿一下态势,再跃至黑山、新民,再向义县突进。

    十四日渡新开河的兵力部署,就是按照这一决心和尔后预期的行动而决定的。

    十四日我命令:

    (一)先到彰武的新编第三军三个师,即由彰武及其两侧渡新开河于当天渡河完毕,并在渡河后实行开进,向西梯次配备,于十五日拂晓即向新立屯急进。先头师向目标迈进,对右侧方即西方可能来的敌人之侧击,由后面梯次跟进的部队解决,务必于十五日黄昏前到达新立屯以北及以西地区。

    (二)位于彰武与新民之间彰武台门的新编第一军,利用该军自己架设的便桥渡河,两个师先后重选,于十五日拂晓,先头师由饶阳河沿岸出发,由东向西向新立屯突进,如遇抵抗,立即展开,断然攻击,先头部队限十五日上午十二点左右到达新立屯。

    (三)新编第六军和第四十九军继新三军、新一军之后陆续渡河,纵深配备于第二线,随该两军之后进至新立屯以北及以东地区,最后尾的部队应于十六日渡河完毕。

    (四)第七十一军附第二〇七师之许万寿旅,十四日在新民地区渡河完毕,十五日拂晓在白旗堡渡饶阳河向黑山前进,相机占领黑山。

    (五)第四十九军以一个师占领彰武,担任侧背之掩护。

    自兵团集中时起,我命第七十一军不断向新立屯、黑山方向搜索,直达两地外围。两地守军没有向以东地区积极活动,我判断两地守军兵力不会很大,可能顺利到达上述两个地区。行动经过,大体符合我的判断。

    新一军先头部队在十五日十二点左右即到达新立屯地区,该地守军并未作大的抵抗即撤出,新一军随即占领新立屯。由北向南向新立屯前进的新三军,在受到西边来的解放军第六纵队猛烈的侧击,主力受到相当的阻滞。但因采取向西梯次配属,先头师仍于十五日黄昏前到达新立屯以北和西北地区。第二〇七师之许旅也于十五日到达黑山外围,准备向黑山攻击。

    十五日顺利占领新立屯,并达到黑山外围,我认为大大有利于兵团尔后之迅速行动。 当即采取向黑山、新民跃进的预备措施,决定于十七日向黑山、新民跃进,当天即到达黑山、新民地区,因此我令:

    (一)新编第一军主力于十六日移至新立屯、黑山之间的芳山镇及以南地区,准备待命行动。

    (二)新编第三军于十六日向黑山、新民及新立屯西北地区实行远距离搜索,愈远愈好。我准备利用搜索部队十六日所达到的最西点作为前卫主力的出发点,十七日向黑山、新民跃进,俾兵团先头的一个军(预定新三军),能于十七日到达并出敌不意袭取黑山、新民。

    (三)新编第六军和第四十九军后尾部队赶快渡河,多于十六日在新立屯地区集结完毕。

    (四)重炮及车辆十六日经彰武公路桥向新立屯地区集结完毕。坏的车辆和耗油太多的旧战车和装甲汽车令它们回沈阳,以免油料补给不上,发生麻烦。

    (五)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为攻击黑山部队的指挥官,准备十六日向黑山前进并进占黑山。但当时我心里已经决定,不管十六日第七十一军能不能占领黑山,兵团主力十七日立即向黑山、新民跃进,黑山交第七十一军继续攻击。

    我准备十六日上午召集各军军长至彰武台门兵团前进指挥所面授任务,指示他们行动的要领,并和他们讨论有关执行任务与各军相互协同的问题。但时间已经迟了。兵团主力到达新立屯的那一天,锦州已被解放了。


    七、锦州被解放后的想法

    十六日拂晓以前,我得到在葫芦岛整训,一直参加对塔山攻击的新编第六军暂编第六十二师师长刘梓皋直接打给我的无线电报,说据由锦州跑出来的军官及士兵报告,锦州已被解放。

    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消息。我听后立即打电话问赵家骧和卫立煌,他们说,锦州昨天以来,就不通电报,可能已经陷落。

    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并感到恐惧,对卫立煌说:“一切马上须重新考虑。”

    卫立煌也说:“很严重,应该好好考虑。”

    我说,“我上午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好好考虑一下,下午回沈阳同总司令面商。”

    卫说:“很好!你赶快回来一趟。”

    我立即打电话给蒋介石请示行动,并通知第七十一军军长向风武暂停对黑山之攻击,但我没有把锦州被解放的消息告诉他和其他各军军长。我要新编第一军主力不要到芳山镇去,暂停止于原地待命,但要他的骑兵团进至芳山镇并向南和西南搜索警戒。要新编第三军仍向西远出搜索,主力集结好,准备随时行动。我电话通知新编第六军李涛等也把部队集结好,作随时行动的准备。

    我当时心情沉重,感到辽西兵团最后的命运已成问题。

    我认为蒋介石寻求与东北解放军决战的方针,现因情况变化,应该放弃,辽西兵团不能继续向锦州前进。

    因为塔山之战已证明不能再依靠葫芦岛东进兵团的援助,东北解放军的兵力和战力已十分强大,辽西兵团好似是水上飘流着的两不靠岸的无根浮萍。

    “退回沈阳”,战术上虽然背靠三条大水,仍然是一个可实行的方案。但在战略上,我认为这是一个慢性自杀的方案,充其量,不过得到长春守军的结果,所以我不主张退回沈阳。

    “向营口撤退”,这是我过去的主张,现在我仍然认为是一个利多而害少的方案。 尽管条件已有变化,在战术上实行起来,仍有困难和危险。

    我考虑了退营口的两条道路:

    一条余道路是由巨流河再渡辽河,经辽中退往营口。但要渡四条大水,需时较长,企图容易暴露。如解放军得知我们的企图,那它由沟帮子经盘山直出营口与由大虎山直趋辽中,距离比我们近得多,因此走这条道路时,后半段的敌情顾虑很大。

    另一条道路是由新立屯兵团主力现在所在地,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和以南地区向大洼、营口撤退。走这条道路,敌情顾虑也比较大,因须在敌之近旁侧敌行军,企图一暴露,锦州地区解放军经沟帮子、盘山到大洼、营口比我们距离又近又快。在地形上也有困难,即新立屯、黑山、大虎山与绕阳河之间的走廊(以下简称走廊)十分窄狭,由北向南之交通道路少,没有一条永久公路。但距离短,不要经过大河,两天半急行军,可望到达目的地,也可望出敌意表。

    实行这一方案,首先须争取时间,其次需要占领黑山作为战略停止侧卫的要点,以掩护兵团主力通过走廊,不能占领也要猛烈攻击黑山,阻止黑山守军向东活动,以免它截断走廊。 同时,造成我继续向锦州进兵的假象,以述惑敌人,掩蔽我向营口撤退的企图。

    我反复权衡利害得失,最后决定采取由新立屯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和以南地区直接退营口,虽然有危险和带冒险性,但要紧的是争取时间。

    我正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蒋介石派杜聿明到新民前线来与我会商尔后行动方针。我立即由彰武台门前进指挥所赶回新民兵团部以等待杜聿明之来到。

    十六日上午十一点左右,杜聿明乘专车来到新民,我就在专车上同杜聿明会商尔后如何行动的问题。蒋介石仍然要求东、西两兵团对进,会师大凌河。可见蒋仍没有放弃与东北解放军求一决战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个本来就行不通而现在更行不通的方案,我不愿意继续向锦州进兵。

    我以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先救出辽西兵团主力。杜聿明也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围绕这一中心问题,探讨具体而可行的行动方案。

    杜聿明先主张把集结于新立屯的兵团主力,以出敌意表的行动迅速进出北票地区,再绕义县、锦州以西地区向葫芦岛撤退,葫芦岛地区国民党军主力北上会师。

    我认为这是危险而不可能成功的行动,路线太长,全程都是在锦州解放军主力的外线行动,而且是侧敌之主力而行进,处于内线态势的锦州地区解放军可以把我们节节截断,分别包围。而我军两头无靠,又没有充足补给得以持续战斗,可能全军覆灭。纵然有些小单位可能逃走,但主力不可能跑出去。葫芦岛方面的部队在海空直接协同下,尚且不能攻下塔山直接解近在咫尺的锦州之围,能希望他远出北票与辽西兵团会师吗?我认为这一方案对东、西两兵团危险都很大,决不可行。

    随后我们谈到“再退回沈阳的问题”。我在上面已经谈过,这只不过是慢性的自杀,只是多延续几天生命罢了。他同意我的看法,但认为在必要时仍可退回沈阳。

    最后我提出决定采取由新立屯兵团主力现在地区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和以南向大洼、营口撤退的方案,并对他申述了采取这一方案的理由。讨论结果,他也同意我经大虎山以南直接退营口的方案。他要求我在退到营口地区之后,再经盘山、沟帮子向北打,与他所指挥的东进兵团在大凌河会师。我认为这一方案可以实行。我答应他在退至大洼、营口地区后再向北打,与他在大凌河会师。

    这是我们两个人当天会谈的结果,但还要待蒋介石最后决定。他要他先面报蒋介石。我也必须报告卫立煌,得到他的同意和支持,才能采取行动。我同杜聿明下午坐吉普车到新立屯视察一趟,夜晚同坐他的专车回沈阳。

    十七日早上,我即去见卫立煌。我首先向他报告昨天我与杜聿明商谈经过。

    卫仔细倾听,对上述各个方案的利害得失的分析尤其注意,中途也打断我的报告进行商讨。他绝不赞成继续向锦州进兵,也绝不赞成出北票的方案。

    他在开始的时候,对退沈阳和退营口这两个方案尚徘徊犹豫,我坚决劝他采取经大虎山以南直出营口的方案。最后他也同意先力图出营口,万不得已时退沈阳。

    但他也不能自行决定,须先向蒋介石报告,取得蒋的最后裁决。

    我认为无论实行退营口或退沈阳哪一个方案,要紧的问题是争取时间,必须立即行动或采取预备行动。 我认为他在必要时应独断专行,尤其尔后战况可能千变万化,不可能也不可以等待蒋介石每每不合时机的指示。

    他同意,并说必要时他一定这样做。

    我们两个随后谈到打下锦州后东北解放军可能采取的行动,一致认为锦州解放军主力将会回师先打辽西兵团,以有力之一部坚守塔山这个狭小的隘路口,阻止葫芦岛国民党军队之东进;也可能在回师前对塔山以西地区国民党军队来一个有力的反击:

    十天左右,锦州解放军主力就可能回师到新立屯、黑山、大虎山地区,完成发起大规模攻势的准备。

    时间对我们不利,要赶快决策和采取行动。

    卫立煌也很着急。他认为:我们必须采取准备行动,军队应集中准备好,一得到命令就能够立即行动。

    我当时认为准备行动中最急要的一着,是先攻占黑山。因为无论向哪个方向行动,出营口、退沈阳或继续向锦州进兵,都以先攻占黑山为有利。

    卫立煌考虑了一下,对我说:“你先把攻黑山的一切部署好,待我同总统最后商量好整个行动方针之后,打电话给你,立即开始行动。”

    十七日下午与卫立煌会商后,我即回新民,首先找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他是担任黑山攻击的指挥官),我这次要他把第七十一军担任新民防务的那一个师也拉上去,并配属他由兵团控制的两个重炮营,要他立即准备攻占黑山,并限次日(十八日)黄昏前完成攻击准备:炮兵进入阵地;步兵应就攻击准备位置。第二〇七师许万寿旅仍归他指挥。

    十七日下午,我通知新编第一军军长潘裕昆、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新编第六军军长李涛到兵团部,告诉他们当时的情况和我与杜、卫商谈的概况,最后我谈了我个人的决心:

    准备由新立屯兵团主力现驻地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和以南地区直出大洼、营口。

    我并告诉他们三人尔后任务和行动要领。我当时退营口的腹案是:

    (一)以第七十一军附第二〇七师之许旅,先攻占黑山,以掩护兵团主力通过黑山以东走廊,并迷惑敌人造成我继续向锦州西进的假象;黑山攻占之后,李涛率新六军(附第二〇七师许旅)与第四十九军为兵团的先头部队,立即由新立屯现驻地出发,经上述路线,直退大洼地区。在大虎山以东和以南应派有力的部队担任侧卫,占领要点,以掩护后续部队之通过。到大洼后与营口第五十二军取得联络,并向盘山方向搜索警戒。

    (二)新编第三军继第四十九军之后尾,与李涛取联络,退至大洼以东地区。

    (三)新编第一军与第七十一军为整个兵团的后尾部队,统归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指挥,并担任整个兵团的后卫任务。至于第七十一军与新一军如何交互撤退与自行掩护,由潘裕昆自行决定。潘与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应切实取得联络,新一军及第七十一军到达大洼地区后,位于大洼、营口之间地区,为兵团尔后行动中的预备队。

    (四)兵团前进指挥所和我个人,随新编第六军军部行动,先到大洼,尔后至营口。

    我把我退营口的腹案,秘密地告诉了他们三人,并要他们就在兵团部当面协商,在空间和时间上如何使彼此行动互相协调,他们自己研究了好几个钟头。

    到十八日,我几乎一切都已准备好,决心实行自己的方案。

    而且在必要时,我决定独断专行。当时我的想法是:“只要能救出兵团主力,我就决定干,个人的罪责,出去以后再说。”

    十八日晚上,我打电话给卫立煌,报告他我一切都已准备好,只待命令行动,并准备于次日拂晓攻击黑山。多疑不决的卫立煌,这时又动摇和犹豫起来了,他对我说,蒋介石急电要他明(十九)日去北平,要我等一下再行动。我再一次恳请他要赶快决策,争取时间,并希望他在蒋介石面前坚持我们商定过的方案。他口头答应了。

    蒋介石十月十九日、二十日在北平召集卫立煌、杜聿明面商东北国民党军队尔后行动方针。我因负前线军队直接指挥责任,没有去参加,当时会谈的经过和情况,是后来听说的。

    据说,蒋介石在开始时,仍要杜聿明所指挥的葫芦岛国民党东进兵团与我所指挥的辽西兵团东西对进,夹击解放军,收复锦州,并在大凌河地区会师。卫立煌坚决反对这一方案。

    据杜聿明后来对我说,卫立煌同他在北平时都主张退沈阳。

    详情我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中途改变了主张。

    十九日上午、下午和晚上,我不断向沈阳联系,想及早知道蒋介石和卫的最后决策。

    听说卫尚没有回来,我急不可耐,于十九日晚上,直接打电话给蒋介石,坚决要求经黑山、大虎山直退营口,并说,时间对我不利,请他速决。

    二十日晚上,卫立煌由平回沈后,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蒋介石最后采取我们退营口的方案,要我按原定的计划立即攻击黑山。

    在争吵五天之后,蒋介石才被迫放弃自己的方案,因为负东北军队直接指挥的三个人(卫、杜、廖)没有一个人同意他的方案,最后才采取上述直退营口的决策。

    历史证明:时间已经太迟了。


    八、进犯黑山受阻

    进犯黑山的部署,久已完成。只是由于等待蒋介石和卫立煌的最后决策,才推迟到二十一日发动全面进攻。二十日晚上,我以电话通知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于次日(二十一日)拂晓开始攻击黑山。

    攻击黑山的部署是这样的:

    第二〇七师的许万寿旅在兵团直属重炮掩护下,从胡家窝棚(黑山以东通沈阳公路上一个村庄)由东向西从正面攻击黑山,以第七十一军的两个师为攻击黑山的主力,由北向南从黑山以北侧击并包围黑山。

    我初以为黑山守军兵力不大,攻击容易得手。但二十一日的攻击,受到黑山守军坚强的抵抗,攻击无大进展。 我决定增强黑山攻击部队的火力,命位于第七十一军以北不远的新一军(位于芳山镇地区),即以它所属的重炮,交给向凤武指挥,以重炮火力支援明(二十二)日对黑山继续攻击,并命新一军整饬战备,待命参加对黑山之攻击。

    我要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明(二十二)日率两个师的必要人员,亲至第七十一军战斗指挥所与向凤武联络,至前线视察,督导攻击,并作出新一军参加黑山攻击之腹案,于二十二日下午至兵团部报告并接受任务,要他的骑兵团及便衣侦探向北镇方向加强搜索。

    二十二日上午之攻击虽激烈进行,但受到黑山解放军守军的最强烈的抵抗与反击,使我攻击仍不得手。 下午,潘裕昆来兵团报告第七十一军前线攻击情况,我即改命新一军军长潘裕昆为黑山攻击指挥官,指挥他的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及第二〇七师之许旅,于二十三日继续进攻黑山,并希于当日占领黑山。潘建议以该军新三十师从正面即北面参加黑山之攻击,以第五十师之一部附该军的骑兵团从西北面包围黑山并向黑山以西之正安堡(位于黑山通锦州的公路上)迂回黑山,以期截断黑山守军后方的交通联络,特别加强正面与东面进攻部队的炮火支援,期以轻重炮兵的集中轰击,以摧毁黑山守军之抵抗。

    新一军二十二日黄昏以后进入战斗准备位置,于二十三日拂晓参加对黑山的攻击。这天的战斗十分激烈,好多地方尤其是第二〇七师许旅正面的阵地数易其手。

    守军不仅顽强抵抗,而且发动猛烈的反击,直至黄昏,攻击仍无多大成就。

    预期当日攻占黑山的计划已告失败,必须采取下一个决心。


    九、决心向营口迅速撤退

    我对敌情判断不确实,没有在预定期间内攻下黑山。

    根据二十三日的战况,我判断黑山守军已得到增援,它是在死守,以待攻打锦州的解放军主力之回师。新一军骑兵团和向北镇搜索的便衣侦探也报告,锦州的解放军部队已回师到达北镇地区。比我预期为早。

    我感到时机紧迫,不能再等待攻下黑山才向营口撤退,必须立即行动。我决心于二十四日立即按原定计划向营口、大洼地区撤退。同时用电话报告卫立煌,得到卫的同意。但他末了加了一句:“万不得已时,可退回沈阳。”

    二十三日晚上约九点钟,我下达了向营口撤退的命令。

    我令新六军军长李涛,于二十四日拂晓按原定计划(即十月十八日我面授给他和龙天武、潘裕昆的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及以南退营口大洼地区的计划),立刻开始行动。

    我令新三军军长龙天武,要他的先头师,紧接着第四十九军的后尾行军,主力于二十五日由新立屯行动,其后卫部队应节节抵抗,到黑山以东地区后,应在黑山至新民公路以北走廊地区占领交通要点,阻止敌之追击,以待新一军部队之来到。

    我命第七十一军所指挥的骑兵旅,于二十四日移至彰武、新立屯地区实行广正面搜索,以掩护兵团主力后尾部队之转移,遇敌逐步抵抗向南撤退,并与第七十一军及新一军部队取得联络。

    最后,我指示潘裕昆于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仍按原定计划对黑山实行猛烈攻击,要他作最后努力,仍希在这两天内能够占领黑山。但这时我的真正目的是在掩护兵团主力通过走廊。能占领黑山更好,不能占领,则以猛烈攻击,阻止黑山守军之反击,以免截断或扰乱兵团主力之转移。

    二十四日的战斗也十分激烈,连日来持续攻击的第二〇七师许万寿旅伤亡颇大。上午,当黑山守军向东猛烈反击时,该旅虽曾努力抵抗,但因伤亡甚重,眼看不能支持,黑山守军有进攻胡家窝棚以西一带高地的可能(即黑山以东至饶阳河最后那一片高地)。这些高地可以瞰制走廊,并可以用炮火封锁走廊的要点。如果这一带高地失守,就可以阻止进而截断我兵团主力退向营口之路。

    下午,新六军军部与该军所属第一六九师到达了胡家窝棚,我率兵团前进指挥所拟随新六军军部行动,也到达了胡家窝棚。

    这时该军所属的新二十二师则顺利地到达大虎山以东锦沈铁路及其以南地区。

    李涛向我报告这些情况之后,我命令:

    1)新六军在现已到达的地点停止,以该军的第一六九师即占领胡家窝棚以西高地,直接支援第二〇七师许旅;

    2)并命李涛直接指挥许旅,协调该旅与第一六九师之战斗;

    3)命该军所属的新二十二师,即由现到达地点,向大虎山之敌攻击,相机占领大虎山。

    我的真正目的是要抑留大虎山的解放军守军,不使他们向东和向南行动,以掩护兵团主力之通过。 这样我命新六军由黑山至大虎山占领了一条侧卫阵地,并以攻击手段以图达成防御目的。掩护兵团主力通过黑山及大虎山以东和以南地区。

    我又命令第四十九军并指挥紧跟在他们后尾行进的新三军所属之第十四师为兵团先头部队,经大虎山以南,在新六军部队的掩护下继续向大洼、营口撤退,并担任兵团战略前卫的任务。新三军主力二十五日转移至黑山以东胡家窝棚地区①,俟新一军及第七十一军攻击黑山的部队撤下后,随第四十九军之后跟进。

    我决定于二十五日黄昏即停止对黑山之攻击。

    即以攻击黑山的新一军及第七十一军为兵团的后尾部队,并担任后卫的任务,以第七十一军接替新六军第一六九师及第二〇七师许旅之防务,俾新六军于二十六日继续进至大虎山以东与新二十二师会合,在新三军之后向营口撤退。

    但就在二十五日,发生两个我没有及时知道但极端严重的情况。

    首先,向营口撤退之路在大虎山以南被截断了。

    二十五日,第四十九军从半拉门地区出发,先头部队顺利通过了大虎山以东的铁路,在继续向南的前进途中,第四十九军先头师的前卫团,在通过大虎山以南地区被解放军包围,与师部完全失去联络。

    这大概是上午十点钟左右发生的事情,师部不知道,军部也不知道。

    所以二十五日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一直未向我及新六军军长李涛(原定第四十九军归李指挥)报告这一重大情况。我是直至二十六日黄昏才知道的。

    郑庭笈没有执行他的兵团战略前卫的任务,没有使用他的主力对敌攻击或继续向翼侧搜索,看看解放军的包围圈究竟有多大,反之他在新二十二师之后和在新二十二师掩护之下,停止于大虎山以东陈家窝棚地区(在大虎山至老达房往沈阳的公路上)。

    他直接报告卫立煌,卫竟要他立即率该军两个师和在他近旁的新六军的新二十二师与新三军的第十四师经老达房退回沈阳。

    也是直到二十六日黄昏,我到新二十二师师部时才知道这一重要情况的。

    就是说“退营口之路被关闭了”。

    另一个重要情况是由黑山经新民至沈阳的公路被截断了。就是说“辽西兵团退归沈阳的道路也被截断了”。

    二十五日,新三军主力由新立屯经“走廊”撤至黑山以东绕阳河西岸胡家窝棚地区,其后尾师受到解放军第六纵队(番号记不确切)猛烈追击,该师奉其军长之命逐次抵抗,节节后退,但没有在公路以北走廊内占领要点作坚强的后卫阵地,以等待新一军部队之来到。在强敌压迫下,仍然继续后撤(可能他的军长龙天武命令不明确)致使解放军第六纵队过早地于二十五日黄昏前就渗入到这条公路上的胡家窝棚,把兵团部的特务营冲散了,并截去十几辆卡车的油料和弹药。

    我当晚得知消息,心中为之一惊。兵团与沈阳的最重要的交通线被截断了,可以说“退沈阳之门已经关闭了”。

    如上所述,我当时尚不知道第四十九军方面情况,不知道退营口之路也已经关闭。所以我当晚仍继续保持我退营口的决心,只不过通知新一军和新三军对渗入胡家窝棚之敌注意警戒,阻止他们向西方和向南方继续扩大裂口。

    第四十九军与新三军到达黑山以东地区后,我按自己预定的期限和计划,命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及新六军所指挥的攻击黑山的部队于二十五日黄昏停止攻击,并在新六军第一六九师与第二〇七师许旅掩护下,撤退到胡家窝棚以东地区;

    第七十一军并应于二十五日晚上接替新六军第一六九师及第二〇七师许旅之防务,俾新六军于二十六日继续进至大虎山以东与新二十二师会合,在新三军之后向营口撤退。

    因事先下了预备命令给潘裕昆及向凤武二人,故这两个军从进攻地点撤到胡家窝棚以东地区,尚能顺利实施,没有遇到阻滞和追击。

    但第七十一军因几天来的持续攻击过于疲乏,要求于明天拂晓后再接防,且夜间交接容易引起混乱,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这是造成翌晨(二十六日)胡家窝棚以西高地在交接未清之际被解放军一举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辽西兵团被歼灭经过

    10月26日早晨,当第七十一军与新六军第一六九师与第二〇七师许旅在胡家窝棚以西一带高地交接防务未竣之际,交接防的队伍秩序紊乱,有些地段责任也不清,致遭到黑山守军与新投入战斗的解放军第三纵队的攻击。不久,在胡家窝棚的兵团前进指挥所就清晰听到激烈的枪声,战斗就在胡家窝棚以西高地进行。

    也就在这时,新三军军长龙天武打来电话,说他的司令部附近(胡家窝棚与胡家窝棚之间一个村庄)已发生战斗,在他西边第七十一军部队纷纷向后撤退,快打到他的司令部。

    我要他离开那里,去掌握他的部队,仍接原计划向营口撤退,他答应这样做。

    他可能在中途遇敌,与部队失去了电信联络。据我所知,他未掌握到他的任何一个师,也没有到达他的部队所在地,在混乱中,单独逃往沈阳。

    他的三个师没有指挥的首脑,不知如何行动,在胡家窝棚以南地区被解放军隔离、包围,27日全部被歼灭。

    我同龙天武打电话以后,马上找新一军军长通话,但电话已被截断,没有打通。

    八点钟左右,战况更加激烈,似乎四围都有枪声。我即到邻近的新六军军部去找李涛,想了解胡家窝棚以西战斗情况。

    出门时,看到街上秩序大乱,骡马、大车、汽车、部队拥挤不堪,齐向村之东端涌退。我到新六军军部时,李涛也不知道第一六九师与第二〇七师许旅确切情况和他们部队的确切位置。

    我要他先掌握第一六九师及第二〇七师许旅部队,务必暂时稳住阵脚,先确保胡家窝棚以西高地,然后把兵团指挥所及直属部队和该军军部,稍往后移至安全地点,再转移至大虎山以东新二十二师所在地。

    在25日黄昏,李涛还得到该师电报,说他们进攻大虎山虽未得手,但也没有其他情况,并未遇到反击。只在黄昏时看到大虎山以西高山子车站,解放军有一个大行军纵队,向南方移动。

    电报上也没有提到第四十九军方面的上面已说过的那种情况。

    当晚李涛也没向我报告新二十二师的这一很重要情报。

    我给李涛上述指示后,带了一个随从副官到胡家窝棚东端较开阔一点的地方去亲自观测四周的情况,亲眼看到胡家窝棚以西邻近的一带高地正发生争夺战,眼看就要打到胡家窝棚的西端。

    我看到胡家窝棚以东约三四华里的一个村庄正在激烈战斗,烟尘弥漫,那就是新一军军部所在地。

    胡家窝棚以东约百五十米有一条小河,解放军的渗透部队正沿这条小河来包围胡家窝棚东端,并隔断胡家窝棚与新一军之间的交通联络。

    最靠近的解放军士兵离我约四五百米,步枪弹就从我侧上飞过。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再转回兵团司令部,决心到东南方约七八华里新一军的新三十师司令部去,还没走到新三十师师部,我回头一看,胡家窝棚村庄内已发生战斗,兵团指挥所与新六军军部可能已被打散了。

    26日早晨,解放军第三纵队及其以北的友邻部队第一棒就打碎了国民党辽西兵团的“脑袋”即兵团前进指挥所,同时打碎了新三军、新一军及新六军三个军的司令部。

    ①因为这些部队都处于行军的状态,原来就未建立好通讯联络的体系,所以当兵团部及三个重要的军部被打碎之后,使指挥官陷于无法指挥,也再不能掌握部队的境地。

    而部队则因失去首脑,无所适从,以致陷于瘫痪和分崩离析的状态。

    果然,兵团的命运已万分危殆。

    26日上午十时左右,我抵达新三十师师部。

    这个师西边即邻近黑山,那边的部队已遭到解放军的攻击,但被阻止住,而且在反击中,还俘虏了解放军一部分士兵(部队番号记不得了)。

    我要新三十师师长文小山就地抵抗,自己先行调整部署,以适应各方可能遭受的攻击,马上派联络军官在小部队保护下去南边与新二十二师取得联络,将情况弄清楚,回来向我报告。

    在新三十师的东边及东北边是该军的第五十师,据说已受到东边来的敌军之攻击,这大概就是昨天黄昏从胡家窝棚突进来的部队,现在它正在向东向西和向南方继续扩张与渗透。

    当时这个部队给辽西兵团的危害与威胁最大。因为它由北向南楔入兵团的主力,把兵团两个重要部队新一军和新三军隔开了,造成分别包围,各个歼灭的态势。

    我要文小山通知第五十师就地抵抗,并向新三十师靠拢,使邻接部分不发生可容敌渗透的空隙。

    这时得知新一军军部和第五十师部队在一块,只是交通和电信不通。我要文小山派人去把师长潘裕昆找来。我还要文立即采取处置,收容从胡家窝棚退下来的零散官兵以及新六军军部和兵团指挥所的人员。

    如遇整个的队伍,要他们就地抵抗,不准再退。

    约十一点钟左右,李涛与兵团参谋长杨焜来到了新三十师师部,得知兵团部及新六军军部已被冲散,但战斗部队已撤出。该军的第一六九师在胡家窝棚以东就地抵抗。但第二〇七师许旅旅部和部队在何地点尚不知道。

    我要新六军副军长刘建章去直接掌握第一六九师,并向进攻之解放军反击。以掩护重炮及车辆转移至安全地点。同时,使前方退下来的零散官兵和部队能得到收容。

    十二点钟左右,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来到新三十师师部,他说他的司令部所在地受到激烈攻击,但被打退。他的军部已突围出来了。他已令部队向新三十师师部靠拢,他那边的情况已趋稳定。

    不久,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也来到新三十师师部报告,他的部队只有一部被冲乱,主力尚没有大损失,现集结于新三十师与第一六九师之间,即胡家窝棚东南地区。我要他回去掌握部队,就地整顿并加以调整,准备就地抵抗,仍归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指挥。我并命他把应负失去胡家窝棚以西高地责任的师长立即撤职押禁起来,听候处理。

    新六军军长也已派人找到了第二〇七师许旅旅部,他的部队大部已被冲散或失去联络。

    兵团部被冲散的官兵也陆续到达新三十师师部所在地,有一个负责作战的主要参谋在解放军冲入兵团指挥所时被打死,少数被俘,大部逃出来了。

    但我与新三军、第四十九军尚未取得联络,也不知道他们情况。

    我利用新三十师的电台与卫立煌取得联络,向他报告今早以来所发生的情况,我告诉他决心继续向营口撤退。因迄此时为止,我依然不知道第四十九军方面昨天上午十点以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估计该军已通过大虎山以南地区。

    下午四点钟左右,我同新六军的新二十二师(位于大虎山以东)联络上了,该师师长罗英派卡车与警卫部队到新三十师师部来,说如果我同李涛等要到他那边去,就可以同警卫部队一块到他那里去。他说他的第一线部队也受到攻击,但已被阻止住,情况尚良好。 他的师部位于大虎山通辽河边老达房公路上唐家窝棚。

    他还谈了许多情况。他说,第四十九军军部就在他师部以东之陈家窝棚,相距不远,有电话联系;第四十九军的先头部队被包围,一直没联络上;第十四师就在第四十九军军部的东北地区,与第四十九军军部也有联络。

    他还说“剿总”总部命令他同第四十九军一同退回沈阳,但他因为不知道我与新六军军长的情况,所以不赞成,也没有行动。 我得到这些消息甚感意外。

    我随即同潘裕昆等商量今后行动方针。

    潘裕昆认为在这样四面被围的状况下,军队不应移动,应就地抵抗。

    他说:“共军在不能忍受我们的火力杀伤之后,会自行撒退。”

    这样做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我以为这样做,也只是延长一点抵抗的时间,而不能支持下去。因为:

    (一)没有弹药,尤其各种口径炮弹奇缺;

    (二)十几万人麕集在几十个小村庄内,很快就把当地食物吃尽,虽可望空投少数弹药,但没法维持粮食之供给。非万不得已,不能采取这一方案。

    我当时仍继续认为大虎山以南方向纵有敌人,也是敌人薄弱之一环,可能由这个方面突围出去。

    我没有立即否定潘裕昆的主张。我决定先到新二十二师师部去,了解第四十九军和新三军主力的情况后,再作决定。

    在去新二十二师之前,我命潘裕昆指挥新一军、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在胡家窝棚正面抵抗的第一六九师和第二〇七师许旅残部,暂以现态势就地抵抗,再待另命。

    26日下午五点钟左右,我离开新三十师师部向南行,越过大虎山至沈阳的铁路,于黄昏时刻到达新二十二师师部所在地之唐家窝棚。在那里,我与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通了电话,郑报告我上面所说的那一些情况,直到这时候仍不知道该军第一〇五师前卫团的下落。 他说第十四师在他的军部以北地区,即在大虎山至新民的铁路线上。

    他说他因没同我联络上,所以同沈阳总部直取联络,卫立煌要他率新二十二师与第十四师退回沈阳,只因待我的消息而未行动。

    然后他报告这一带的地形与交通状况,他说地图上注明的大虎山以东至辽河边的沼泽地带,实际已不存在。现在是村落密布,到处是耕作地。

    由他的军部陈家窝棚有一条大马路直通辽河边的老达房,再经大民屯至沈阳。这是我们唯一开放着的一条路,沿途无敌踪。

    我问他何以知道无敌踪?

    他说,他奉卫立煌的退回沈阳命令后,即用卡车输送他军部特务营至辽河西岸上的老达房,并在那里征集了一批船只,渡河工具也没大问题。这些卡车是当天十二点钟以后才回来的。

    他建议我迷由这条路退回沈阳,不能在这里久留,越迟危险越大。

    他并说,第十四师师长许颖也与他同一个意见。

    我问新三军其他两个师的特况,他们都不清楚。我要新三十师和新二十二师的电台与新三军军部联络,但都没有接通。

    黄昏前后,新二十二师前线的战况愈趋激烈,敌方兵力显然增多,向空隙与翼侧到处渗透,入夜后也未减少活动,步步进逼,压力很大。

    我听到该师师长罗英同第一线各团打电话时,团长已开始在叫苦。

    在知道上述这一切情形后,我考虑兵团下一步行动:

    在大虎山以南地区向营口突围还是就地防御以待援?或退沈阳?这时候我向营口突围的决心有点动摇了。

    因为这一方面的敌人兵力已经增大,兵团各部都与敌保持接触中。

    除了第四十九军一个半师、第十四师与新二十二师外,可能再再加上新一军的新三十师,其他部队已不能自由行动。所能够使用的机动兵力太少。

    退沈阳,这时候也是一条不易实行的道路:前有大河,后有强敌,部队一离现地,就可能在运动中被敌层层包围截断。

    就地抵抗,这是当天潘裕昆向我提出的建议,我当时没有采纳,现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尚比较倾向于这一方案。

    这虽不是一个好办法,但我觉得它比退沈阳似乎要好一点,因为它尚有得到由营口与葫芦岛两方面增援的一线希望。

    我正在考虑和犹豫难决的时候,卫立煌来了电报,说在这样危险万状的情况下,辽西的部队应立即迅速退回沈阳。

    这时,我感到惭愧,因为我退营口的主张现在彻底失败了。

    我拿着电报犹豫难决。

    这时兵团参谋长杨焜对我说:“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卫立煌要你退沈阳,那你就依照他的命令办好了。是他要你这样做,责任由他承担。”

    我又想,我出营口的计划已经彻底失败了,现在是不是能够再违反卫立煌的一贯主张和他现在的电令,而一意孤行到底呢?就地抵抗是否有成功的把握呢?自问也没有。

    既然没有把握,那就只好服从卫立煌的命令。

    卫立煌不是已命令第四十九军率领新二十二师与第十四师径退沈阳,采取能拉出多少部队就拉出多少吗?

    我当时又计算了一下,退沈阳可能把新二十二师、第十四师、新三十师主力以及第四十九军一个半师拉出去,而前三个师,是新一、新六、新三军主力师,是由印缅回来的骨干师,其余就很少希望了。

    我当时很痛苦地最后下决心,经由老达房地区退沈阳,幻想把这几个师的主力拉出去,我再命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在夜间用卡车搜索陈家窝棚至老达房的公路,并告诉他我从这条路退沈阳的决心。他仍然说这条路上没有敌踪,但他答应夜晚派卡车去沿途搜索。

    我下了决心之后,立即叫无线电台准备好话报机,约好时间与潘裕昆通无线电话。

    在等待通话时,我躺在床上痛苦地萦回思索了约一个钟头。

    最后潘裕昆来接电话命令。我命令他指挥新一军、第七十一军、第一六九师以及位于他那里直属于兵团的重炮部队,于27日拂晓沿大虎山至新民铁路南北地区向沈阳撒退,在新民以南至老达房之间地区渡辽河,车辆及不能带走之重炮可以毁弃,在撤退途中遇敌应断然攻击,突破包围。

    新三十师应与以南的部队取联络并靠拢,撤退秩序及掩护处置,由他自己决定。

    我告诉他,我亲自率新二十二师、第四十九军与第十四师经大虎山至老达房公路向沈阳撤退,并在老达房渡辽河。

    潘裕昆在接受这个命令时也很痛苦和激动,说这是很危险的,没有把握。

    我说:“这是卫总司令的命令。”

    他声音很颤动地回答说:“我将尽我的力量去做。”

    随后,我决定了这一路撤退的部署:令新二十二师乘黑夜把第一线各团撤下来为先头师,于27日拂晓主力通过第四十九军军部所在地陈家窝棚,并在该军部队掩护下向老达房撒退。我自己同这个师的先头团行动,准备先到老达房。

    第四十九军军长指挥所属部队和新三军的第十四师,紧随新二十二师后尾向老达房撤退,第十四师与第四十九军各部撤退秩序与掩护秩序由郑庭笈自行决定。

    我把这种部署分别告知有关人员。

    这一行动开始之后,我军整个指挥体系立即被解放军所打乱,各单位在战斗与行动中再也无法联系。 所以我不知道27日辽西大歼灭战经过的实况。这里只简单叙述当天我自己的遭遇和所见。

    我决定26日下半夜率新二十二师第六十四团先到第四十九军军部陈家窝棚,天还没亮,我就到达第四十九军军部。李涛及兵团参谋长随我一同行动。

    我问陈家窝棚至老达房公路沿线情况。郑庭笈仍说没有什么情况,没有敌人。

    我又问第十四师那边的情况,他回答说,没有什么大情况,还可以通话。但新三军的其他两个师一直没联系上。我在军部吃了一顿早餐,再指示一些行动要领之后,于拂晓前由陈家窝棚沿公路向老达房前进。

    走了约十几华里,拂晓以后,四周即发生战斗。

    在我前面行进的第六十四团也与敌发生接触。解放军可能是从大虎山以南经由大虎山至老达房公路以南迂回过来的。

    辽西兵团最后经老达房逃沈阳的退路被截断了!

    这真是四方八面被围得绝无缝隙。辽西兵团最后被全歼的命运已决定了。

    我命令第六十四团向占领公路当面之敌猛烈攻击,企图打开一个缺口。

    但解放军兵力强大,而且源源向前增加。第六十四团攻击未奏效,反被包围冲散,团长阵亡。

    我等待新二十二师主力来到,再发起攻击,维备由公路以北小道,打出一条出路,但久候不至。而解放军于打垮第六十四团后,已向我所在地冲来,我通过一个大开阔地(即饶阳河通盘山的沟渠)再通过上述水渠回头向第四十九军军部方向走,预期能遇到新二十二师主力。

    但我不久前派回去找新二十二师主力的副师长周璞跑回来报告,说第四十九军军部所在地区发生战斗,不能通过,该师主力可能被阻,不能再上来了,或者已改道向目的地老达房前进亦未可知。

    当时我身边只带有一个新六军的特务连,不到两个排。周围散兵很多,到处乱跑,引来敌人的射击和追击。我想进水渠大堤以北的一个小村庄,准备在那里抵抗到晚上,再雇老百姓带路,以田间小径向沈阳方向逃窜。但那个村庄,已为解放军占领,于是我又回到大堤以南大开阔地里。

    我恐人多引起解放军注意,命特务连分成小组分向各个方向警戒隐蔽。我同李涛等几个人隐匿在一个凹地里,一直至黄昏。

    入夜后,已分散的特务连这时也联络不上,无法掌握了。最后只剩下我、李涛、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新六军军部一个高参和我的一个随从副官。

    当晚,我决定向南走出包围圈。

    行动时,我的副官找不着了,只得弃了他。

    我与李涛等四个人一同向南再徒涉饶阳河通盘山的那条水渠。周璞因涉水不慎,跃入一个没顶的深坑,大声呼唤,引来解放军巡逻队前来搜索,这时又把李涛冲散了。

    最后只剩下我、周璞和新六军那个不知姓名的高参。

    我们三人再向南行动,绕过一处小树林,那里战斗稀疏进行,尔后,又绕过一个不知名的村庄,那里也有一小股国民党军队残部,尚在顽抗,大概就是早上随我一同向老达房前进的新二十二师第六十四团残部。天快拂晓,解放军向那个村庄猛烈炮击一阵之后,就冲进去了。

    黎明后,发现到处都有解放军。我三人走到了一个外面似乎很平静的小村,一进村就发现有解放军的队伍,走在前面的那一个高参被俘。由于我和周璞与他保持有一点距离,此时天只微明,稍微远隔,尚看不清,所以解放军没发现我二人。

    我们立即傍墙角隐藏地离开了那里。天大亮后,我与周璞钻进田野中的高粱秆堆里,隐匿了一天。

    夜晚再向南走了一段,白天仍在原野里隐藏地点休息。

    我们看到解放军仍纷纷向各方向行动,待解放军大队过尽了,我与周璞即向沈阳前进。但从田间小径上行走,既不能快,也很疲劳。在途中遇到一个单独行动的老百姓,给以重金,买了一些便衣与食物,化了装继续向沈阳前进,希望在沈阳尚未解放之时到达。

    行抵辽河边,因渡河点有解放军或民兵,久不得渡。我们旁听路人谈话,知沈阳已解放。

    我考虑再三,决心回头走,拟到葫芦岛国民党仍暂时控制的地区去。

    行至黑山以西,便被解放军查获。解放军以为周璞是一个普通的勤务兵,把他释放了。

    辽西战役是解放军战史上最成功的战役之一,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早就想拉出去的东北主力,计新一军、新六军、新三军、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九军五个军,共十二个师再再加上一些游杂部队和直属的重炮单位。

    沈阳解放可以说是辽西战役的直接结果。辽西战役也直接决定了国民党最后完全撤出东北,它开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胜利的端绪。


    注① 新编骑兵第二旅副旅长于维洲回忆:东北“剿总”直属的三个骑兵旅,当时均分别配属于列入西进兵团的三个军。因而这三个骑兵旅亦属西进兵团的序列。又说,兵团开始西进之初,配属新编第六军的骑兵第二旅即归还原建制了。

    注② 据查,席兵团于十月九日发起向彰武的进攻,十一日攻占彰武。这里对时间记忆有误。

    注③ 据查,解放军向锦州发起总攻是十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在此之前,其任务是加紧扫清锦州外围和做好总攻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