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复兴社的内幕
回到目录页康泽 刘嘉树 胡临聪 李帆群 文强 廖宗泽 曹天戈 刑森洲 陈士章 廖耀湘 岳烛远 徐远举
一、复兴社的成立经过
中华复兴社之产生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因蒋介石推行不抵抗主义，使东北沦亡于日本。举国人民激于爱国热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爱国学生齐集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并包围国民党政府，捣毁国民党党部、外交部，殴伤外交部长王正廷。蒋介石为加强其统治，一面调遭军队进行血腥镇压，一面积极布置特务，阴谋分化瓦解。1931年11月初，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校和中山陵园官邸，分别召集黄埔系重要成员贺衷寒、康泽、酆悌、桂永清、田载龙、周复、滕杰、戴笠、郑介民、潘佑强、干国勋、彭孟组、邓文仪、萧赞育等20余人谈话。在一个月内，先后召集了3次，每次都先由蒋讲话，哀声叹气地说：“我的革命失败了，脱离了群众，现在我们的党部被打了，国民政府被包围了；我们的党是不革命的了，我的学生好的死了，剩下来你们这些不中用的，唉！”先后这样重复地讲了3次之多，到了最后一次，贺衷寒起来说：“校长不必难过，对于现在这种情况，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是有办法的。”贺说了以后就哭起来。蒋一面批评贺衷寒“不要哭，哭是不好的，这是妇人女子的行为。”一面说“你们说团结，今天团结，别天又闹了，不好了。”贺衷寒说：“我们这些学生现在不是这么幼稚了。”蒋说：“好吧，让你们去组织起来，试试看吧。”接着又说：“俄国格柏乌（今通常称克格勃，前苏联秘密警察简称)真好，如果我们有格柏乌，反动派（指革命人民和反蒋派系）就都对付得了，我们的力量是够的。”康泽站起来说：“俄国格柏乌是政府一个部门，是从共产党中挑选一部分忠实精干党员组成的。我们要组织不能只希望组织格柏乌，首先要求有坚强和严密的党；如果俄国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就不可能有格柏乌这样的党员；我们要有格柏乌，先要有众多很好的党员，否则只能收到一部分效果。”蒋说：“好吧！你们去研究一下再说吧！”在这3次谈话中，最初只有贺衷寒、康泽等人，以后又增加了叶维、任觉五、娄绍恺、李秉中、李一民、侯志民、赵范生等。参加谈话的名单都是蒋亲自开的，认为是忠实的重要骨干。
蒋介石指示后，贺衷寒即召集谈话的人交换意见，酝酿怎样组织，用什么组织名称和纲领内容。关于组织名称，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的名义，旨在着重蒋所常说的“力行”两字；康泽主张用“中华复兴社”名义，取其以“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为使命的意义。他们各有理由，最后交蒋核定。过了一星期，蒋又召集他们谈话，贺衷寒将交换的意见向蒋作了陈述，蒋说：“这个组织就叫中华复兴社好了，其余问题你们再研究研究。”同年12月蒋介石因为国内外形势所迫，通电辞职下野，回奉化，复兴社筹组工作遂停顿下来。蒋下野后，部下党羽感到惶然，当时正值国际上法西斯组织在德、意盛行，蒋的党羽纷纷要求组织起来，加以仿效。酆悌在南京主张组织一个“救亡社”，蒋坚忍在汉口要组织一个法西斯团体，同时蒋的嫡系部队军心不稳，许多黄埔系军事头目感到彷徨。贺衷寒、康泽、酆悌等为了稳定军心，特写信告诉他们，说明时局真相，即蒋下野是暂时的，希望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好好守着自己的岗位，紧紧抓着兵权。这封信是写给嫡系部队团长以上军官，诸如胡宗南、王敬久、孙元良、黄杰、宋希濂、关麟征、楼景樾、丁炳权、萧洒等人，由贺衷寒、曾扩情、酆悌、田载龙、康泽等5个人署名。与此同时，胡宗南从溪口见蒋介石后到南京，曾扩情邀请胡宗南吃饭，同席的有贺衷寒、康泽、酆悌、郑介民、戴笠、潘佑强、滕杰等人，大家谈起复兴社的问题，胡宗南说：“复兴社的组织，事在即行，希望推定几个负责人筹备进行。”当时推贺衷寒、酆悌、康泽、周复、滕杰5人组织，以南京香铺营为筹备地点，开始草拟复兴社社章和纪律条例，以民主集中为基础，以绝对秘密为原则，用铁的纪律来维护社章、贯彻条例，由康泽等分别起草。1932年1月底，蒋介石复职回到南京，又召集他们谈话，拿出自己拟好的4句话：“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以此为复兴社纲领。贺衷寒等即将复兴社社章和纪律条例呈给蒋介石，经过一星期，蒋同意他们所拟的社章和纪律条例，指示正式发展组织，并说对吸收黄埔学生可以宽一点，吸收后再对他们慢慢的严；对吸收非黄埔学生要严格一点，吸收进来以后不好再要求严了。又告诉康泽从南京留俄招待所的学生中挑选一批会做工农运动的去见他（这些所谓学生均系中共叛徒），康泽即挑选托洛茨基分子梁干乔、王新衡、俞季虞、陆梦衣等去见蒋介石，以后他们都成了复兴社的骨干分子。这是复兴社成立的经过情况。
二、复兴社的组织人事
(一)第一次代表大会
复兴社成立后，即着手发展组织，先在南京中央军校、陆军大学、军校高等教育班、步兵学校、工兵学校、通讯学校，以及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学生和教职员中吸收了社员七八十人，于1932年3月9日在南京黄埔路励志社秘密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的有贺衷寒、郑介民、潘佑强、滕杰、酆悌、桂永清、戴笠、田载龙、邱开基、叶维、周复、任觉五、干国勋、萧鞭育等八九十人(当时康泽因率一个记者视察团赴淞沪视察未参加)，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由贺衷寒报告成立中华复兴社的目的及经过，贺说：“革命事业一败涂地，黄埔精神一落千丈，际此内忧外患，危急存亡之秋，为求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国革命，奠定国家统一，必须组织一个坚强严密的团体，来担负安内攘外的责任，因此在领袖决心之下，创立了这个复兴社，”报告以后即由滕杰提出中华复兴社社章和纪律条例进行讨论，接着通过蒋介石交下的“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16字作为复兴社的政治纲领，跟着选举复兴社领导人员，公推蒋介石为复兴社社长，贺衷寒、酆悌、潘佑强、周复、滕杰、康泽、桂永清、邱开基、郑介民等9人为复兴社干事，戴笠、叶维、干国勋、赵范生、侯志明等5人为候补干事，田载龙、萧赞育、李秉中等3人为中央监察。大会进行中有个插曲，当天黄埔第一期学生、曾任国民党军师长的冷欣也被邀出席，蒋介石对冷欣印象向来不好，看见冷欣进入会场非常诧异，亲自将冷欣推出去说：“这个会没有你。”由此可见蒋对这个组织的重视。
(二)领导机构的组成
复兴社以干事会为最高领导机构，由蒋介石指定贺衷寒、酆悌、滕杰3人为常务干事，以滕杰为书记，侯志明为助理书记，以田载龙为常务监察。复兴社内设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特务处、总务处和监察委员会，派周复为组织处长，桂永清为训练处长，康泽为宣传处长，戴笠为特务处长，侯志明为总务处长；以梁干乔、郑介民、周复、康泽、李秉中5人为监察委员会委员。干事会和书记室指定在南京香铺营办公，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在洪武路办公，特务处在鸡鹅巷53号办公，监察委员会在夫子庙附近办公（以后都迁朝天宫和丰富路曹都巷办公，即军统办公地点)，指定以丰富路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为集会和联络地点，同时着手布置各省市复兴社组织，并规定复兴社各级组织一律用化名发命令和指示，化名随时变换。
当时复兴社内部工作人员很少，各处室少则二三人，多则10余人。1937年康泽任书记，增设经济处，由陈介生任处长，各处都增设副处长，以后各处又增设科、股。
(三)宣传机构情况
复兴社组织之初，即着手宣传工作，1931年先后给康泽3000元，筹办南京《中国日报》，即以此为复兴社南京机关报，康即延揽一批文化流氓和托洛茨基分子张容公、王平陵、王友直、梁干乔、张师、王新衡等参加工作，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手令进行宣传，说这是“我们之路”(《中国日报》副刊名称)。与此同时，复兴社决定在上海、南京、平津、武汉另办4个小型报纸，加强鼓吹法西斯理论，拥护暴力，拥护独裁，极力模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主张领袖高于一切，一切服从领袖，甚至主张三民主义法西斯化，否则无以救国家，无以挽危亡。当时南京提拔书店大量出版《法西斯理论与实际》与《君》一类书刊。此外复兴社控制的宣传机构还有南昌、汉口的《扫荡报》，上海的《前途》杂志，北平的《华北日报》等等。
(四)核心组织与外围组织
复兴杜分内、中、外3层，又称三级制，内层组织一核心组织为力行社，中层为复兴社，外周为革命同志会、忠义救国会。力行社是在复兴社成立一两个星期之后，复兴社的高层认为还需要一个内层组织，贺衷寒坚持要组织他所主张的力行社，大家表示同意，即向蒋介绍陈述意见，经蒋采纳，但指示力行社不另设机构，一切工作由复兴社干事会代办。力行社社员的吸收都须经过蒋的核准，先后经蒋亲自批准的力行社社员有1000余人，分别编成小组。初期大家都郑重其事地对待力行社，后来由于无事可做，形同虚设，新社员的吸收也逐渐地不通过蒋的核准，直接由复兴社干尊会批准。至于复兴社外围组织，在1932年3月间复兴社成立之初，南京成立了两个组织，一个叫“革命军人同志会”，一个叫“革命青年同志会”（以下简称为“军会”、“青会”)。“军会”在国民党军事机关、学校和军队方面发展；“青会”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参加“军会”、“青会”后，再挑选优秀分子参加复兴社。“军会”、“背会”会员，类似复兴社预备社员性质。“军会”以潘佑强为书记（继任郑介民）。内设组织、训练、总务3组，潘佑强兼组织，林英任训练，陈玉辉任总务，指定南京三茅宫为接头联络地点。“青会”以康泽为书记，以王府巷为办公接头地点。这两个外围组织，成立不久，而发展很快。正在这时候，潘佑强忽闹起独立性来，将“军会”组织凌驾于复兴社之上，复兴社常务干事会于1933年2月间决定将“军会”、“青会”撒销，合并于复兴社，并在南京励志社召开合并大会，出席的社员有1000多人，首由叶维报告复兴社任务及合并原由和经过，这个大会没有决定其他任何间题。此外，上海组织建议为便于吸收一批上海会道门分子，拟用忠义救国会的名称为上海地区的外围组织。经复兴社常务干事会决定，各地组织认为有必要，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戍立各种不同名称的外围组织时，则应以“校友”或“学友”的代名来区别复兴社分子与外围分子。后来各地都有忠义救国会组织，在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还有中国文化建设学会组织；蒋介石所主持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亦为复兴社掌握运用。这是复兴社核心与另一批外围组织的关系情况。
(五)社员入社
复兴社的社员人社最初选择很严，一般经过秘密调查考核后，认为合乎复兴社条件者主要是忠诚拥护蒋介石的，由介绍人填写调查表报请小组转请组织批准，遇有地位较高政治关系比较复杂的非黄埔系分子，还须经过复兴社指派重要头目谈话，然后批准。入社时，有的社员事先不知道，到临时参加填表宜暂时，才恍然大悟。有的入社仪式是个别举行，有的是集体举行，这是按人数多寡而定。宜暂手续很简单，而形式很严肃，宣誓时举右手，口念誓词，内容是：“余誓以至诚，遵守中华复兴社社章，服从领袖命令，并绝对保守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严厉的制裁。”每次宣誓由复兴社派重要头目如康泽、滕杰、邓文仪、萧赞育等临场监誓，或训话一番。入社后按其职务情况编人所在地支社小组，参加组织活动，担任发展组织或调查工作，每周参加小组会议一次，按月缴月捐一次（按个人收人而定，缴纳数目很微小）。小组会议内容主要是：时事学习，问题讨论，个人生活情况报告，或其他情况介绍，有的还参加业务教育，学习国术、骑术、汽车驾驶，以及特务训练等。有的非军人出身的社员还要调到军校教导总队去当兵入伍3个月。复兴社分子主要为黄埔学生，其次为青年学生及机关各级公务员和文化人土、托派分子等等。关于复兴社在部队中活动情况，根据蒋介石指示：基本部队（即嫡系部队)迟一点或早一点加入组织无关系，其他部队（指杂牌部队）中的优秀分子（指拥护蒋介石者）应先吸收，因此复兴社在嫡系部队中一般不发展组织，着重在非嫡系部队发展。至于在蒋的左右非黄埔系的上层分子，则由蒋介石提名交由复兴社考核吸收。对于吸收非黄埔系的上层分子，桂永清与康泽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桂永清认为只要对蒋介石忠诚，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声望的人都可参加复兴社，认为这样做也可以使复兴社地位提高。桂永清在筹备中央军校张北分校时，认识了内蒙古德王，认为德王了不起，满心想把德王拉入复兴社。康泽反对桂永清这个意见和做法，认为复兴社是一个政治团体，不能把复兴社当成开旅馆，认为凡是与蒋介石有关系，只同情复兴社而不能接受复兴社主张的人，不能看作是同志，只能看作是朋友。在当时，刘健群、俞大维、何浩若、徐培根等人社，都经过严格考核。例如刘健群加入复兴社是由蒋介石自己提名，这是因为1933年三四月间，刘健群写了一本小册子，倡仪所谓蓝衣社的组织，题目是《贡献党的一点意见》，从南昌到南京见蒋介石，蒋看了这本小册子，大为激赏，认为刘的政治经验和见解比CC高5年，比黄埔分子高10年，因此蒋亲自提名要刘加入复兴社，并指定康泽找刘谈话，康约刘在南京洪武路见面，交换一些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看法，彼此一拍即合，这才签请蒋介石批准刘健群加入复兴社，蒋也因此破格重用刘。刘原系何应钦一个秘书，竟一跃而居军委会中将政治训练处长、中华复兴社书记等要职。至于俞大维，学识能力都高于刘健群，经复兴杜派人调查，以俞的家里还挂着清王朝的龙凤旗，认为俞的思想有问题，因而没有批准。
(六)残酷的纪律
复兴社是一个法西斯团体，纪律制度很严，动辄系之以纪律，凡对蒋介石不忠诚的，或是泄露复兴社秘密的，都处以徒刑或极刑。山西负责人申傲霜赴太原筹备复兴社组织，因泄露复兴社组织于阎锡山，因内部有人检举，于1934年调回南京，囚禁于羊皮巷看守所(属特务处)，后被杀。1935年复兴社助理书记陈光国因有进步关系（一说陈参加社会民主党，与福建事变有关)，后在南京被秘密处死，并将其介绍人酆悌扣押，撤去其复兴社书记职务。河北支社社员白佑生及韩子栋被告密有共产党嫌疑，经军统扣押达15年之久，白佑生于1949年重庆解放时释放，韩子栋于1947年在重庆中美所白公馆看守所时，利用机会逃至解放区。至于其他如贪污、违纪等而遭受撤职和禁闭处分者不胜枚举。例如复兴社社员第六十三军政训处的余洒度与冯占海在北平有伙同贩卖鸦片嫌疑，被蒋介石押解南昌枪决。南京团警干部训练班主任孙常钧因贪污辙职。又如复兴社社员张某在炮兵学校队长任内，因贪污经费5元，即被判处徒刑3年。凡所有违纪案件，均由监察委员会受理，特务处执行，重要案件均经蒋亲自裁决。1938年复兴社停止活动后，囚禁在军统内的复兴社分子还有不少。
(七)复兴社与特务处
复兴社成立之初，就有特务处组织，蒋介石原定康泽任处长，因康不愿担任，改派戴笠担任（一说系由蒋亲自提名），郑介民任副处长。当时戴、郑均为蒋左右负特务责任的重要骨干，戴笠为人阴险毒辣，又得胡宗南从中支持，因而为蒋所赏识。复兴社筹备时，戴就参列领导部门，负责特务，此中有一个十人团的组织，内部成员有戴笠、周伟龙、黄雍、王天木、张炎元、梁干乔、胡天秋、马策、徐亮、郑锡麟等（另一说法十人团没有黄雍、王天木，却有郑介民、唐纵），专在各地进行特务活动，刺探情报。郑介民从苏联回国后，即在蒋的侍从室任侍从副官，随蔡劲军进行特务活动（蔡为黄埔二期，曾任南昌行营总务处长、上海警察局长)，1929年曾在武汉策动桂系师长李明瑞、杨腾辉倒戈，瓦解桂系有功，跃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李明瑞的十五师和杨腾辉的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同年秋，李明瑞、俞作柏在南宁起义反蒋，郑介民逃回南京，在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蒋以郑非浙江人，其凶悍毒辣不如戴笠，乃派其为戴的副手（蒋曾对康泽说，郑做事无魄力）。戴笠领导特务处以后，即利用复兴社发展特务组织，在复兴社各级分社、支社、干事会，除组织干事、训练干事、宣传干事外，另设一个特务干事，负责指导训练复兴社社员，搜集情报，检举违法乱纪事件。特务处所派各级站、组长，有的以复兴社名义为掩护，例如云南站长裴存藩、贵州站长廖兴序，均以复兴社干事名义掩护其站长身份。1933年郑介民在北平领导军统分子陈恭澍、白世维等暗杀汉奸军阀张敬尧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也用复兴社名义，并得复兴社通令表扬。此外，又在政工系统中由戴笠介绍派遣人员到国民党各部队搜集“剿共”情报，监视其“剿共”出力程度。1933年至1934年在南京洪公祠特训班、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学员中先后选派数十人下部队工作。在各地站组方面，有的以部队政工人员身份掩护活动。宪兵政治训练处及各级政工人员都由戴笠介派，以便与宪兵配合迫害革命、进步人士。关于复兴社的所有检举、制裁、保卫工作，统由特务处担任。当时戴笠因黄埔期别较低（六期），其公开职务只是一个军委会中校副官（一说参谋）名义，就其复兴社地位来说，只不过是二等角色，尚不敢怎样跋扈专横，对复兴社头子们表面恭顺，暗中却闹独立性，复兴社内许多重要问题和组织人事，戴笠都知道，而特务处的人事、组织、活动，却不容复兴社过问。特务中有许多非复兴社分子，整个成员在当时参加复兴社的不足二分之一，即其高级特务也有未参加复兴社的。以郑介民的复兴社常务干事兼代理书记的领导地位，在特务处却是一个尊而不亲、无权过问事务的人，一切人事、经济大权都操在戴笠手里。郑介民多次请求辞去特务处副处长职务，另调公开工作，而蒋介石又不同意，使郑介民陷于一个不愿干又不能不千的尴尬局面。1936年西安事变中，由于戴笠亲赴西安，营救蒋介石有功，后来其宠信程度远超过贺衷寒、酆悌、康泽、邓文仪等，连CC头子陈立夫、徐恩曾等都为之侧目。因此戴笠的地位与重要性更煊赫起来。1938年秋，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复兴社停止活动，并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戴笠继陈立夫之后实际负责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工作（名义为副局长），从而使这个法西斯组织益发扩张、庞大起来，这就是特务处的成立发展经过与复兴社起迄过程中的关系情况。
(八)十三太保的由来
复兴社组织形式上是秘密的，而实质上是半公开的活动，在1932年到1935年期间，复兴社的恐怖气氛笼罩在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都市，横行无忌地袭击共产党，逮捕左翼作家，暗杀民主人士。同时复兴社所主办的宪警班、团警班、政训班、特警班、军训班等等犹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特别是在南京地区积极展开吸收党徒运动。1934年复兴社头子刘健群到华北大量印发其关于组织蓝衣社的杰作——《贡献党的一点意见》。同时风气所至，复兴社社员们在日常衣着上也都一时爱上了蓝布长袍，因而这个法西斯组织引起了各方面严重的注意和警惕，当时人云亦云地都称之谓“蓝衣社”，特别是当时日本人都密切注视这个组织的活动，曾一度以《蓝衣社的秘密》为题登载于上海日文报——《上海日报》第一版，它将复兴社头儿们——贺衷寒、胡宗南、酆悌、康泽、戴笠、郑介民、邓文仪、萧赞育、曾扩情、杜心如、滕杰、潘佑强、桂永清（一说杜心如系刘健群之误）等列举出来，并称之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把他们与德国纳粹党的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等13个匪首等同看待，接着上海的小报《铁报》转载了这个消息，从此大家对贺衷寒等这批人就称之谓十三太保了。
三、复兴社的重要活动
复兴社的重要决策机关为复兴社常务干事会，该会原由3个常务干事组成，以后增加到5个，由贺衷寒、酆悌、滕杰、康泽、潘佑强、刘健群、周复、桂永清、郑介民先后担任常务干事。出任常务干事的都须报请蒋介石决定，所有复兴社一切活动都由常务干事会遵照蒋介石意旨策划进行。复兴社从成立到结束共计6年时间，为蒋介石加强法西斯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兹将其重要的活动条述于下：
(一)压制爱国学生运动
复兴社成立之初，其主要目的在制止学生运动，打击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扼杀全国人民抗日的高涨情绪。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曾对受训军官说：“我们是黄帝子孙，有保卫中华民族责任，为保卫祖宗坟墓，保卫子孙后代，必须消灭共产党。亡于日本人不可怕，亡于共产党是可怕的。亡于日本还有翻身机会，亡于共产党永无翻身的机会，要以快干、硬干、实干来消灭共产党。”复兴社就根据蒋介石指示打人青年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说各地学生运动是共产党指使的，是受了共产党的欺骗宣传，要青年们来仇视共产党，从青年内部来消灭反蒋抗日情绪。复兴社对青年们说，对日本是要抵抗的，但抵抗要有准备，没有准备就要遭到灭亡，“对日宣战”的口号随便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以此来迷惑全国青年，来扑灭爱国学潮，企图把蒋介石头上的不抵抗主义帽子从青年心中悄悄摘掉。一面利用暗杀团、除奸团等特务组织对青年进行威胁，一面也枪杀了几个汉奸来模糊视听。当时复兴社这些阴谋活动颇收成效，确也把学生爱国运动压制下去了。1936年春，复兴社特务在北平各大学组织所谓“献剑团”和“抗日除奸团”，来对抗中共所领导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压制以师大为中心的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当时复兴社把北京各校职业学生组成献剑团赴南京向蒋介石献剑)。
(二)别动队组织
1933年复兴社分子杨周熙赴意大利考察归来向蒋介石建议，仿照意大利黑衫党的黑衫队来组织成立一个别动队，藉以进行反共并拱卫国民党。蒋介石采纳杨的建议，叫贺衷寒、康泽、梁干乔、邱开基、邓文仪等一道去抚州见他，告诉他们说：“剿匪军事一步步的胜利，只是进入匪区以后，军队前进，后方空虚，匪就死灰复燃。需要一种乡村警察来清剿残匪，恢复地方秩序。有人建议组织一种别动队，你们看怎样好，去研究一下。”于是贺衷寒、康泽、梁干乔等赶回南昌，立即进行研究，可是他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康泽拟了一个控制收复区的工作大纲，以别动队名义来担任乡村警察的工作，配给一定的武器和装备，以500人为一大队，辖若干中队、区队，来控制并笼络所谓收复区的老百姓。从男女青壮年一直管制到小学生和老年人，巧立各种壮丁队、妇女队、老年队等组织名目，来着手整理户口，清除散“匪”，编练保甲，同时伪善地做些救济工作，藉以恢复地方秩序，加强统治。这些工作活动，以黄埔系失业学生为基干，施以短期训练，分别派为别动队队员和预备队员。梁干乔拟了一个名目繁多的民众动员办法；而贺衷寒则拿出他的政工特务的一套，一并送给蒋介石核定。蒋看了他们的报告以后，同意康泽的计划，并批评了贺衷寒一顿，同时指示他们研究组织别动队和队长人选问题。同年9月间，复兴社在庐山召开常务干事会，决定以军委会名义组织别动总队，推荐桂永清为别动总队总队长，康泽为政训处处长。但当时康泽不愿担任政训处长，因而康本人没有签字。蒋介石看了这个报告以后又叫康泽、贺衷寒、邓文仪、萧赞育等去谈话，指定康泽为别动总队总队长，命他立即进行别动总队组织事宜。后来别动总队发展成为7个大队、连同所配属的武装部队共近2万人的特务武装，专在江西、四川、陕西等苏区进行活动。
(三)法西斯狂热
复兴社成立初期，刻意模仿意大利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纳粹党组织。从1932年起，复兴社先后派遣酆悌、滕杰、郑介民、潘佑强、胡轨、杨周熙、柳克述等赴德、意考察，向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希特勒致敬请教，回来后极力宣扬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治形式，赞扬其具有如何如何的“优越性”。这批复兴社成员公开说意大利原是一个弱国，欧战以后，共产党天天捣乱，工人罢工，百业凋敝，使国家形同瘫痪，一筹莫展，卒赖墨索里尼领导黑衫党200万党徒，向罗马进军，夺取了政权，实行了法西斯独裁，从而打垮了共产党，镇压了工人罢工，才使气息奄奄的意大利复兴起来。郑介民、杨周熙主张三民主义法西斯化，设立军事交通学院，训练交通技术人员，完全仿照意大利黑衫党的控制交通办法，将全国铁路、公路、航海的火车、汽车、轮船、邮电等等都由复兴社分子掌握起来，实行军事管制，防止工人罢工。邓文仪写了一本《蒋介石传》，以蒋比作墨索里尼、希特勒，大加吹捧。曾扩情到处宣扬蒋的“力行哲学”和“领袖言行”，想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建立起对蒋的个人崇拜。他们此拉彼唱，不遗余力，甚至言及蒋介石必称领袖，一提委员长必起座立正（后改成在站立时立正，在座时坚腰挺胸示敬），把德、意法西斯那一套“杰作”依样画葫芦地搬到中国，仿行一时。
(四）排除异己，迫害进步人士
蒋介石对待政敌和地方军阀历来都采用分化收买、打拉并施的手法，过去唐生智、冯玉祥、李宗仁等一个个垮下台来，就赖于这一套手法的运用。复兴社成立之初，蒋介石对打击在淞沪浴血抗战的十九路军和冯玉祥、吉鸿昌在察北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以及陈济棠、韩复榘、宋哲元等人，都非常重视，指示复兴社要着重这些方面的活动。他说：他们是以抗日为名，反蒋为实，是别有用心的。蒋介石曾嘱附戴笠、郑介民要干方百计地暗杀冯玉祥、吉鸿昌。结果吉鸿昌终于在天津遭到军统特务的毒手。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也相继垮台于蒋介石的分化收买、打拉并施的手法之下，终于使福建人民政府和两广的反蒋运动宣告失败。至于对待中共地下组织及民主爱国人士，则采用绑架、暗杀、跟踪、监视、威胁、破坏等恐怖手段进行危害。郑介民说：领袖（指蒋介石)为什么要成立特务组织，都是由于共产党在上海、天津各租界从事活动，我们没有办法去速捕他们，只有利用特务来进行破坏与制裁。从1932年至1935年，中共地下组织遭受重大损失，并牵及到远东第三国际组织，据说自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以后，中共地下组织在蒋管区内几乎不能立足，完全为国民党特务所摧毁。当时在上海方面，不仅想方设法搜捕周恩来，即对一般民主人士也不断采用狙击诱杀等恐怖手段。例如1933年6月戴笠派上海行动组长复兴社分子赵理君刺杀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副会长杨杏佛于上海马斯南路；1934年11月戴又指派特务狙击上海申报馆主持人史量才于沪杭路上。他还用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威胁宋庆龄和鲁迅先生，所有上海进步书店、进步电影公司均经常遭到军统特务手榴弹的杀伤破坏，连鲁迅先生友人内山完造先生及其在上海北四川路所开的内山书店亦在警告与跟踪监视之列。同时复兴社对付参加革命的黄埔学生则又另用一套诱骗方式。1931年复兴社头子曾扩情在南京成立“自新招待所”，藉以利诱并瓦解在中共影响下的“革命黄埔同学会”，促使该会押，说曾在西安拥护张、杨的八项主张毫无廉耻。只有对戴笠更为宠信，因其亲赴西安营救有功。
(五)在国外的情报活动
1934年复兴社为发展国外组织，搜集国际情报，特签请蒋介石，将国民政府驻外武官一缺，统由复兴社分子派充，特别着重于德、意、日、英、美、法几国武官的派遭，案经蒋的核准，当由复兴社选派郎悌为驻德武官，唐纵为副武官，郭寿华、方超为驻意大利副武官，严泽元为驻日武官，易德明为驻美副武官，并以陈介生为复兴社欧洲组织总负责人。
1932年复兴社签请蒋介石将军事杂志杜拨给复兴社作为掩护机构，以便进行情报活动。事经核准，当由复兴社派杜心如负责主持，当时戴笠特务处及其派出的外勤人员均以军事杂志杜的军事通讯员名义作掩护，并发有军事委员会军事杂志社让章，以后军统特务都用通讯员名义就是这样沿袭下来的。
(六)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西安事变发生时，复兴社分子感到恐慌，深怕从此天下大乱，当蒋介石被扣消息传到南京，复兴社头子们即在南京商讨对策，决议如下：
- 呼吁黄埔系将领加紧团结起来，一致拥护何应饮领导一切。
- 以全体黄埔同学名义电告张学良、杨虎城，要求保全蒋介石生命，一切问题都可商量，否则黄埔学生誓同张、杨拼命到底。
- 立即草拟一个苏、鲁、皖、浙、赣五省联防计划，以备万一，并令军校教导总队先行开赴第一线，企图在军事上威胁对方就范。
- 召开社员大会，报告西安事变真相，嘱附大家严守岗位，提高警惕。
当时复兴社头子们各怀鬼胎，意见分歧。贺衷寒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受共产党指使，决不会释放蒋介石，生命恐有危险，主张拥护何应饮领导一切。他自己则以复兴社和黄埔学生的领袖自居，并向何应软要求给他一个军、三个师番号，所有干部统由复兴社委派。而戴笠。康泽刚极力主张营救蒋介石。据说复兴社头了们开会时，宋美龄曾出席讲话说：她没有儿子，蒋介石常说学生就像他的儿子一样，所以他俩都以学生当作儿子看待，说到蒋介石如何关切学生，而现在蒋处境危险，大家应处处以蒋的生命安全为重。及至蒋从西安释放回南京，他对贺衷寒等拥护何应饮一事大为不满，认为贺等对他不忠诚，即将贺的军委会政训处长职务撤除，调赴德国学习。同时将曾扩情扣押，说曾在西安拥护张、杨的八项主张毫无廉耻。只有对戴笠更为宠信，因其亲赴西安救蒋有功。
四、复兴社控制下的训练机构
复兴托所控制的训练机构计有特别训练班、团警干都偶练班、童子军训练班、军事教官调练班、政治研究班、军事交通学院、星子特别训练班、计玫学院、驻赣暑期研究班、政训讲习所、特种参谋训练班等等，分设于南京、南昌、庐山、武汉等地。兹将各训练班的沿革、组织、人事、训练情况分述如下：
南京特别训练班：
于1932年春成立，地点设在南京明瓦廊，主任康泽，学员人数二百七十余人，受训时间三个月。办了一期。这个训练班的主要训练对象是黄埔学生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及改组派而后到南京自首，愿意“自新”的一批分子。计有杨啸伊、刘善述、刘牢一、郭仲容、廖宗泽、陈远湘、陈恭澍、赵理君、毛嘉谋、雷清尘、茹莱、袁渔溪等人。该班的创办经复兴社签请，由蒋介石批准并指定康泽为主任，萧赞育为副主任，每个学员按其毕业黄埔期别的先后每月分别给以80、60、50、40、30、20元的待遇。当时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个训练班，每星期要到这个训练班来看看，有时对学员讲讲话，蒋介石对这些“自新”分子说：你们过去走错了路不怪你们，我（蒋自称）自己也要负责，要求大家诚意“自新”，重新努力。据康泽说，蒋介石先后到训练班讲过几次话，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他们受训期间，康泽曾建议打破按黄埔期别先后发给待遇办法，务使有能力的不致因限于期别而怀不平，没有能力的不致倚老卖老坐享其成。因而这批“自新”分子后来分发到复兴社内部和戴笠所领导的特工部门以及政工部门工作，都是量材录用，破格待遇，多半成为各该单位的工作骨干和领导分子。
南京团警干部训练班：
设于1932年夏，地点在南京朝天官，主任孙常钧，学员人数约一千人，受训期间六个月，办过两期。该班主要训练目的在养成一批地方团队和警察干部，以求配合江西“围剿”任务。学员来源由黄埔同学会收容黄埔各期失业学生充数。第一期员额五百人，内分四个队，以洪显成、魏炳文、李芳柳等任队长，除由复兴社推荐孙常钧为主任、林英为教务组长外，所有政治指导员亦均由复兴社选派，同时复兴社即在该班学员中考核吸收复兴社社员，并发展革命军人同志会组织。第一期学员在受训期间先后挑选了一百余人到洪公祠特务训练班、童子军训练班、政治研究班等分别受训，其余学员分发各省保安处担任地方团队和军队政治工作，第三期与第一期经过情况相同。
南京特种参谋训练班（又称特种警察训练班)：
成立于1932年夏，地点在南京洪公祠，先后任该班主行的为申听禅、王固盘、朱世明。受训人数约一百三十多人。办了三期，每期时间三个月。该班主要训练专业特务，讲授情报、行动、暗杀等技术，名义上是由参谋本部办的，并由参谋本部指派一个处长担任主任名义，实际上由戴笠、郑介民、李士珍分别负责。戴笠任总务组长，郑介民任教务组长，李士珍任训育组长。第一期受训学员约三十人，统由康泽所办的特别训练班内选调，第二期60人，第三期为50人，统由团警干部训练班内选调，选调工作由复兴社指派戴笠、梁干乔主持，每个学员都先经戴、梁两人个别谈话，再行抽调受训。训练内容有军事情报、政治情报、行动破坏、特务理论与实际、政治侦察学、速写、速绘、照相、化装、手枪射击、秘密通信、社会学、心理学等二十几项课目。并聘请德国法西斯特务顾杜骆美苍到班讲授军事情报。蒋介石很重视这个训练班，1933年春他率同陈立夫、贺耀组、戴笠到该班第二期讲话，并对学员点名，他勉励这批学员说：特务是他的耳目，是革命领袖的灵魂，要这些特务们打入各方面进行活动，这一百三十余个特务后来大部分都成为军统领导骨干。军统特务头子黎铁汉、赵理君、廖宗泽、何龙庆、陈恭澍、徐远举等都出身于这个训练班。
南京政治研究班（又称政治训练班）：
成立于1932年秋，地点在南京复成桥，主任刘健群，学员500人，受训时间三个月。只办一期。该训练班是在刘健群出任军委会政训处长时办的，在京、沪一带公开招收一批大学文化程度的学生。其时正值法西斯蓝衣社狂热阶段，预定招生名额为500人，而报名的竟达一万人，除刘健群任主任外，以何浩若任教务组长，梁干乔、李秉中、余洒度等先后任训育组长，邵令江任总务组长，阮齐任总队长，所有复兴社头子们都轮流担任授课或精神讲话，后来大部分学员都被吸收为复兴社成员。1933年春，刘健群奉命组织华北宣传总队，下辖八个大队，由吉章简、韩浚、宣公溪、李秉中、林树恩、陈春霖、刘翔、余洒度等任大队长，所辖政工人员都由该班学员编成，以后这批学员都成为国民党政工及三青团骨干分子。南京重子军训练班：成立于1932年秋，地点在南京香铺营，主任滕杰，学员人数三四十人。期数不详。该训练班由童子军总会主办，复兴社头子滕杰、赵范生领导，主要训练童子军干部，用以领导各省童子军工作，当时由蒋无识在南京团警干部训练班选送部分学员去受训。解放前曾任湖南行政督察专员黄埔六期生蔡杞材就是参加该班受训者之一，以后继续办理几期以及先后受训人数多少则不详。
南京国民军事教官训练班：
成立于1931年冬，地点在南京小营，主任潘佑强，学员人数300人，办了三期。每期约八九十人，受训时间为三个月。该班主要训练各大中学充当军事教官的角色，公开招收黄埔毕业学生参加受训，结业后由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训练处分派各大中学任职，推行国民军事教育，对青年学生实施军事管理，以后这批学员都成为潘佑强手下的干部，由于潘任国民军事教育处处长，因而也自成一个系统。
南京军事交通学院（又称军事交通研究所)：
成立于1934年春，地点在南京复成桥，先后主任为郾佛、潘佑强，学员六七百人。办过两期，受训时间两年。该训练机构系由梁干乔向蒋介石建议主办的，其理由是：交通部门为国家命脉，为防止共产党活动于各交通部门，应由复兴社训练忠实可靠的技术人员担任。案经蒋的批准。乃以军委会名义设立军事交通学院，派复兴社书记邮悌充任主任，粱干乔为副主任，公开招收大学文化程度学生。第一期预定500人（据说当时因选择过严未招足）内分邮电、铁路、航运三个系，分别施以一、二、三年的技不训练。该院在南京办了一年多些时间，蒋介石为谋统一教育，决定将复兴社所主办的所有训练机构都归并星子特别训练班，该院遂改称为军事交通系，以后由潘佑强主持，继续办了第二期，又招生两百余人，大部分是复兴社分子，毕业后分派在交通部邮电、铁路、公路、航运各部门工作，后来就逐步形成了交通系统一个宗派组织“交通学会”，以潘佑强任会长。解放前这批“交通学会”分子在蒋管区交通部门极为活跃，许多邮政局长都是这个军事交通学院学生，军邮工作亦统由他们主持。
计政学院（又称财务人员会计训练班)：
于1934年左右成立，地点设在南京国府路附近破布营，院长王陆一，学员二三百人，受训期间两年，期数不详。复兴社为防止贪污，监督并掌握各机关财务，曾设立一个财务人员会计训练班，到1935年刘健群任复兴社书记，扩大这个训练机构，厉行财务监察和稽核制度，签请蒋介石批准，在中央政治学校设立计政学院，以王陆一任院长，招收大学文化程度的学生，施以两年计政训练，这个制度是由复兴社所掌握的公开机构试办推行，以后逐次扩大到国民党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各省市行政机关的会计处、主计处都随着计政学院出现而成立，接着国民党军队中军需独立制度也由此而建立，当时计政学院中复兴社分子只占小部分，而大部分还是CC分子。
星子特别训练班：
成立于1933年，设立在江西星子县，主任康泽、施则凡。从开办起到抗战胜利结束，先后共训练了学员两万人，其间开办的班次和期数很多，一度曾包括庐山暑期训练班、国民军事教官训练班、戴笠所办的杭州特务训练班、军事交通研究所（院）贺衷寒所办的政训研究班，以后还有留日学生队等等。由于这个训练班的历史沿革、组织人事非常复杂，康泽已写有专题材料，此处从略。军校驻赣暑期研究班：于1933年成立，地点原在星子，后移庐山，主任康泽，学员两千余人，办过三期，每期时间一个月。该班专为训练别动队干部而设，收容军校各期失业学生，作为该班学员唯一来源。第一期训练800人，第二期1000人，第三期七八百人，在办第三期时，蒋介石命令将训练班从星子移到庐山海会寺与庐山军官训练团一起受训。除仍以康泽为主任外，由傅胜蓝任教务组长，俞季虞任训育组长，萧×郎任总务组长，马维骥为第一大队长，袭建勋为第二大队长，公秉藩为第三大队长。蒋介石对该班学员很重视，曾单独讲话点名，策勉他们说，“今天剿匪，成败责任都放在你们身上，你们不必再作个人打算，一切由我来替你们负责，我有生活，你们有生活，负责保障你们。”企图以此来笼络这批学员为其卖命，所有结业学员都编成别动总队各级干部，在这个继续举办星子特别训练班的基础上为康泽造成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
武汉团警干部训练班：
于1932年成立，地点武昌，主任蒋伏生，学员人数及期数不详，该班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名义办的，由贺衷寒保荐蒋伏生任主任，调集豫、鄂、皖三省团警干部施以短期训练（属于轮流训练性质），每期约六七百人，1933年迁移庐山归并于星子特训班。
星子政训研究班（又称政训讲习所）：
成立于1932年，地点江西星子县，主任贺衷寒，学员人数及所办期数不详。该班为训练国民党军队政工干部而设，系贺衷寒任南昌行营政训处长时办的，训练期数不少，每期约有四五百人，后亦归并入星于特别训练班，这批结训学员以后都成为国民党军队政工的骨干（学员来源不详）。
五、各地组织活动情况
关于复兴社在各地组织活动情况，因掌握材料有限，仅就所了解的分述如下：
(一)南京地区复兴杜组织活动情况
南京为复兴社活动中心，发展社员人数较多，主要发展对象为：
- 中央军事建制的学校。
- 复兴社主办的各种训练班。
- 南京公立及私立大学。
- 机关公务员和文化团体、工商团体。
其中尤以吸收各学校学生为主，诸如中央军校第八、九、十期学生，高等教育班、陆军大学正科第11、12、13、14期和特别班第二期学员，南京步兵学校、炮兵学校、骑兵学校、交辎学校、通信学校学员，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另外在复兴社主办的南京团警干部训练班、特别训练班、特种参谋训练班、国民军事教官训练班、童子军训练班、政治研究班、军事交通研究所等吸收受训的学生和学员，据康泽所了解的在中央政治学校，先后吸收学生共五六百人，由该校教授叶剑修负责，其他学校的具体情况不详。据徐远举于1933年秋在南京时所了解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只有两个小组，每个小组有社员十余人。中央大学由陈烈贻（在政工局任处长，1949年去台湾)负责，金陵大学由蔡维屏（后曾在美国任国民党驻美领事）负责，该两组社员都曾参加过复兴社所办短期特务训练。徐远举曾为他们讲授过“秘密通信”课。又据胡临聪说，他于1936年5月由陆大特二期乔茂才介绍加人复兴社，编入陆大14期张蛰小组。同组的有特二期同学欧阳芬、交辎学校教官潘目屏、交通兵团营长钱立和工兵学校练习队队长李兴仁等，每周或两周开会一次，开会时报告自己的最近生活行动外，并报告同班同学情况，当时四川军阀刘湘对蒋介石不满，胡曾一度奉小组指示，对同班同学中由刘湘所送来的学员周从化、甘秉常和郭仁等的言行注意报告。1937年春复兴社为发展社员，规定每个社员应负贵介绍四个人，胡临聪介绍了陆大第14期学员赵德树与特三期学员刘元培加人复兴社，又了解特二期学员官全斌、刘伯龙、曾广武、张世希、成刚、袁朴、陈烈等均为陆军大学方面的复兴社干事。
至于机关方面，主要的在宪警机关发展社员较多，当时宪兵司令部所属的六个宪兵团的团、营长多为复兴社分子。警察方面，在南京警察厅，凡黄埔出身的警察分局长以及特警课内部和宪警班、团干班分派在警察厅工作的黄埔学生多数参加了复兴社。在南京妇女界方面，复兴社当时很想控制南京妇女协会，打击CC方面刘蘅静、唐国桢在南京妇女界的领导，派韦碧辉、葛光一、骆亚琳等在妇女会活动。
在南京地区，复兴社领导工作由南京分社负责，先后由任觉五、张元良、滕杰充任书记，吴河清任助书（吴于1951年在重庆西南公安部的磁器口监狱改造）。1933年以后榴园11号为办公接头地点，军统特务头子连谋于1935年曾任南京分社特务干事。另外，特务分社为特务处社员专设的一个单位，于1934年春成立，在南京鼓楼二条巷办公，以唐纵为书记，张师、徐亮、翁光辉、柯建安为干事，下辖三个支社，一为南京支社，辖特务处内部及在南京地区工作的特务，由张师任书记；一为上海支社，辖上海地区工作的特务，由上海区区长吴酒宪任书记；一为武汉社，辖武汉地区（包括湖北省)工作的特务，由汉口站站长周伟龙任书记。另在华北及两广地区成立特务分社，凡在该地区范围内工作的特务为该分社的直属社员，共有社员约一百人左右。
(二)四川地区复兴杜组织活动情况
1934年左右复兴社随军委会参谋团入川活动以后，别动队和军校亦相继跟人。四川保安司令部政训处为复兴社所控制，从而复兴社势力乃积极发展。首任负责人为叶维，以后由任觉五、李崇诗负责，其下干事有史良、魏廷鹤、主元辉、雷清尘、马维骥等。当时复兴社在四川军政各阶层秘密发展颇为活跃，例如成都学界知名人士廖学章(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成都大学教授)、文薄卿（又名文澄，四川高等工业学校校长)、教授冯王披，以及四川川旧军人周×池、徐孝刚、王缵绪、牛范九等，都先后参加了复兴社。当时复兴社在四川工作对象为对付军阀刘湘，同时赢得了其他军阀邓锡侯、孙震、王缵绪等的支持，刘湘害怕蒋介石势力深入四川，威胁其统治地位，明争暗斗颇为激烈（以上系廖宗泽提供的材料)。
(三)浙江地区复兴社组织活动情况
复兴社在浙江的组织于1933年成立，由郑炳庚负责，以浙江国民军事训练处和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浙江通讯处为掩护，蒋坚忍、宣铁吾、赵龙文等为干事，以航空学校、浙江警官学校及浙江保安处为发展对象。据文强提供材料，1935年夏复兴社派邓文仪赴浙江视察工作，并士持了复兴社社员宣誓典礼和讲话。
(四)贵州地区复兴社组织活动情况
据陈士章提供材料：他是1936年5月间在南京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四期学习时由教练官曾光汉介绍加入复兴社，宣誓典礼是在三道高井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礼堂举行的。参加这次宣誓仪式的有四十余人，都是高教班同学，监誓的为周复。同年7月间高教班毕业时，军校政训处处长滕杰在中山陵园召集高教班第四期学员、军校第十期一总队学生和复兴社本部人员七八十人讲话。陈毕业后即在九十二师任副团长，于1936年10月间到贵州，当时贵州复兴社负责人为该省保安处长冯剑飞，黔东负责人为黄宝华（教育厅简任督学)，当时九十二师参加复兴社的有师长陈烈、团长林卧薪、营长刘立身。九十二师在贵州驻防时期配合当地复兴社分子，担任镇远、黄平、平越各中学学生军事训练三个月。又在平越训练一期保甲长一百五十余人，同时在黔东破坏了教育厅长任可澄领导的“青年阵地社”的组织，促使黔东学生退出“青年阵地社”。又复兴社在贵州控制了很多机关，诸如贵州保安处、国民军训处、别动总队一个大队（大队长萧淑清）和宪兵团一个营。
(五)西北地区复兴社组织活动情况
西北分社于1933年成立，社址设于兰州，辖有甘、宁、青、新、藏地区，名义由胡宗南负责，以其便于号召，实际负责的为徐经济、王维墉、傅子赉、杨居正等。助理书记由徐经济担任，其公开名义为甘肃绥靖公署参议，及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甘肃通讯处主任。王维墉、傅子赉、杨居正为干事。1935年春，南京总社改派胡维藩接替徐经济助理书记职务，以国民军训处为掩护，积极发展组织，所吸收社员多为文教界人士和军政方面重要活动分子，兰州警察局、国民军训处、西北日报社都在控制中。当时青海支社负责人为李纲（又名红蓼)，以青海民政厅为掩护，在青海国民党省党部、中央政治学校西宁分校及八十二军政训处共有社员李晓钟、原春辉、郭也生等十余人。西藏支社负责人为徐远举，因1936年护送班禅回西藏，准备到西藏进行组织活动，当时即以班禅行辕及护送班禅仪仗队（宪兵营)为发展对象，有队员沈焕章、汪德（藏族）、蔡慈仁（藏族）、解永昭、贺丹增、曾铁哀、高长柱、田茂林、朱季仪等十余人，其他宁夏、新疆发展情况不详。
(六)陕西地区复兴社组织活动情况
陕西分社何时成立不详。1935一1936年间由西安警察局局长马志超任书记，邢士杰任助理书记，李墉任干事。主要在军政界和文化界人士发展。曾于1936年春破坏西安进步人士所主办的《活跃》刊物，同时提出反内战的进步教职员和学生的黑名单，交给西安警察局按名逮捕（以上系岳烛远提供材料）。
(七)欧洲方面复兴社组织活动情况
欧洲方面复兴社组织始于1933年，由陈介生负总责，分别吸收留德留法军事学生萧劲（曾任二〇六师师长)、杨厚绿（系台湾海军陆战队主要创立人）、廖耀湘、王观州（后曾任马公要塞司令职）、蔡庆华（后曾任台湾“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何新文、程雁飞等人。1934年5月，陈介生、张宰臣到巴黎任国民党驻法国副武官，由陈介生负责复兴社在法国的社务领导，同时复兴社又派一些人到法国留学或任职，其中有陈修和、程复浪和巴黎领事邹秩华及谭天崭等，以后又吸收留法学生李寿同、袁明君(女)、黄伯溶（廖耀湘妻）等三人。同年暑假期间滕杰到巴黎视察，在巴黎的复兴社分子活动更为积极，先后吸收杜员夏晋焦（以后任孔祥熙的秘书和财政部金库局局长)、刘义光、卓还来（燕京大学学生）、楼亦文（女）等十余人，在留法留学生中影响较大。1934年底圣诞节邓文仪到巴黎，由邓决定吸收新社员夏晋熊等十余人，并主持了入社宜誓仪式，同时成立支社，以陈介生为支社书记，廖耀湘、张宰臣、邹秩华三人为干事，将所有杜员分成三个小组，由陈介生、张宰臣、廖耀湘分任组长。当时复兴社在巴黎活动的主要目标在争夺留法学生总会的领导权和对留法学生的掌握。1935年秋，留法学生总会改选，复兴社活动分子夏晋焦取得了留法学生总会会长一席，掌握了留法学生的公开组织，又取得了留法学生内附设的一个中国餐馆，恰好作为复兴社活动场所。复兴社组织在欧洲其他国家内部的活动情况不甚清楚，只知陈介生为欧洲总负责人。陈回国后，由驻德武官部悌负责，尔后由驻英副武官陶鎔负责。当时在英国较有活动能力与影响的为军事留学生胡光熹，他不仅在学军事，同时又在伦敦大学学理科，得理科学士学位。当时在意大利负责的是驻意大利副武官陈××，主要活动分子是岳仑，学艺术。在意大利、瑞士学军事和警察的留学生也参加了复兴社的组织（以上根据廖耀湘提供材料)。
六、复兴社与CC系的斗争
CC系历来与黄埔系不睦，利害所在，明争暗斗，互相攻击。自复兴社成立后，这个矛盾更为露骨。在复兴社方面说来，认为CC分子不争气，他们盘踞党部，一事无成，搞得国民党一团糟，只有躯壳，没有灵魂。蒋介石说的国民党腐化了，不革命了，脱离群众了，就是针对CC而言的。因此在复兴社成立之初，蒋介石准许复兴社分子什么都可以摸一摸，也因此复兴社敢于向CC积极进攻，向CC所把持的教育界、文化界，以及其一手所创办的为CC培养党政干部的基地——中央政治学校积极发展，从中吸收复兴社社员五六百人，并准备接办通讯社。CC系认为复兴社很讨厌，黄埔学生不懂事，党政是我们办的，你们差远了。总之，CC系老是以国民党党政支配者的地位自居，企图凌驾于复兴社之上。CC头子陈立夫不愿意复兴社在各大学谋发展，认为国统区的大学应由CC控制，这是他们的地盘。陈立夫常说：复兴社在大学拉教授，拉不着好教授，教不好书的教授才加入复兴社，而CC掌握的教授量多质好。因此，双方不论在党务或特务方面，都有冲突。CC在国民党选举中央委员及地方选举各省市党部委员，都在拉选票、争党权，有的地方因此而发生斗殴。有时复兴社选票多于CC时，就使陈立夫格外仇恨黄埔系。在特务方面，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与戴笠也一样存在许多纠纷。原来戴笠的特务组织没有电讯设备，各地没有电台传达情报。蒋介石吩附戴笠利用中统电台拍发电报，而中统多方留难，积压耽搁。同时在邮电检查方面，双方在邮局都派有邮检员，彼此都秘密拆阅对方头子们的信件及有关的重要秘密情报。在上海、武汉、南京等地进行危害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团体的反动工作上，也相互牵制，互相保密。1934年CC系在南京制造两个事件，打击了复兴社，使复兴社蒙受很大影响。一件是“司令塔”事件，另一件是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失踪事件。《司令塔》是复兴社内部发行的一种秘密指导性的刊物，由南京总社指导处主办。有一期《司令塔》在评述文章上指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有历史影响，有很高声望，对国民党能起一定的影响和号召作用，在当今国民党采取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情况下，很需要狂精卫来应付这样一个局面，但同时又认为汪精卫很有野心，另有一套原因而对汪只能尊敬不能信任，只能待之为客脚。当时CC分子拿着《司令塔》这期刊物，把内容篡改了一下，说复兴社攻击汪精卫，陈立夫就将这期刊物送到庐山，交给蒋介石看。蒋大为震怒，说复兴杜头子们幼雅，下令交复兴社查究，并将训练处代理处长傅胜蓝和主办《司令塔》的助理员严肃扣押。此外还株连了许多人。复兴社认为这是CC系贼喊捉贼的做法，用来打击复兴社，但亦莫可如何。接着又发生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失踪事件。当时有一个复兴社社员是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因违犯了复兴社纪律，被关了一两天，就释放了。中统局即将这个学生隐藏起来，推说失踪了，报告了蒋介石。蒋就责令复兴社查究，面复兴社查不出来，槁得很头痛，结果，复兴社书记贺衷寒在庐山会议上检讨，并因此而去积。1935年冬刘健群出任书记，打算求得CC谅解，希望CC系与复兴社合作，并在广东与CC头子曾养甫勾搭，先在广东试行CC与复兴杜合流，如有成效拟推行全国。当时在广州合办了一个政训研究班，作为一个合流试验机构，结果搞得很糟，你合我不合，上合下不合，CC毫无减意，照旧是明争暗斗，隔膜重重。直至解放前这两个派系之间的争斗还是存在（复兴社虽于1938年停止活动，但其基层分子仍散布于三青团及各阶层中)。
复兴社内部的派系和倾轧
复兴社成立后，组织日益发展，势力日益扩充，头子们乃各怀鬼胎，企图利用复兴社植党营私，争权夺利，以遂其在蒋介石面前献媚邀宠的目的。复兴社成立之初，即有湖南派与非湖南派之分，接着又有所谓贺衷寒派、康泽派、戴笠派、酆悌派、刘健群派、滕杰派等的产生在“十三太保”中，湖南人占多数，萧赞育、邓文仪、杜心如、潘佑强等都属湖南籍，都在贺衷寒卵翼之下，贺之为人历来骄横傲物，领袖欲很重。复兴社刚成立时，蒋介石指定滕杰任书记，而要贺任常务干事。但当时书记滕杰和所有其他干事为对贺表示尊重，开会时他说怎样就怎样，无形中成了复兴社的太上书记。与此同时，蒋介石以贺充任军委会政训处处长、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长兼南昌行营政训处长，几乎蒋的政工部门以及后来的军队党务工作全部操在贺衷寒手中，因而益发使他跋扈骄矜起来。甚至居常间一言一动处处模仿蒋介石，以未来领袖自居，大有复兴社除了蒋介石就是他了之概，企图操纵黄埔同学会及复兴社全部人事。1933年贺衷寒出任复兴社第二任书记，由于他本人在南昌行营政训处工作，不能常在南京，特保荐其同乡、也是其智囊萧攒育代理力行社书记；保荐其另一同乡和助手刘永尧代理复兴社书记；又将另一个同乡和助手邓文仪派在蒋的身边，任侍从秘书及调查课课长。这样就形成了他的卫星系，便于里应外合，上下其手，随而也就形成了以贺衷寒为头子的湖南派的势力。这也引起了非湖南派的深深不满，嘴上虽不说，心里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疙瘩。由于这一内在的摩擦，复兴社本身也开始离心了，其他稍有地位的复兴社头儿们也起而效尤，都想方设法地在复兴社抓人、抓权、抓力量，各成一派，诸如康泽派、戴笠派、酆悌派、刘健群派等应运而起，彼此倾轧愈益激烈，内部也就愈加复杂混乱。
复兴社除上述湖南派外，次推康泽派（又称四川派），当时康泽在蒋介石面前也可说是红极一时。蒋介石除给以南京特别训练班主任、星子训练班主任职务外，还委以军委会别动总队长、军委会参谋团政训处长，最后又把复兴杜所控制的训练机构都交康统一领导。这就从康的手中造就了很多干部，形成与贺衷寒所领导的湖南派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一个派别。因而湖南派处处打击康泽，但康泽愈被打击，愈得到蒋的信任，对贺更加不满。例如别动总队组织之初，贺衷寒以复兴社名义推荐桂永清为总队长，而保康泽为政训处长，但蒋介石却要康泽任总队长。1933年冬，福建事变发生，萧赞育以复兴社名义建议蒋介石另组一支强有力的别动队去对付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保荐程潜、谭曙卿、邱清泉择一任用为该别动总队长，蒋即在萧的原文件上批了这么几句话：“屡次所保，均系不相干之人，不是别有作用，便是糊涂，应免去一切职务，今后不得言事。”湖南派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打击和失败。当时在康泽派方面主要干部为任觉五、陈介生、李秉中、贺明宣、王元晖、马维骥、毛嘉谋等四川籍黄埔同学及留俄同学（康操纵了留俄同学会并掌握住部分托派分子），并以星子训练班学生为基干，形成后来三青团的中心势力，同时也是以四川同乡作为核心的小团体。
1934年夏，复兴社在庐山召开全体干事会。因中政校学生失踪案，及“司令塔”问题，蒋介石在会上将贺衷寒骂了一顿，并责令贺衷寒检讨，在万杉寺开了几天检讨会，开得贺衷寒头昏脑胀。贺的复兴社书记职位也被撤了，酆悌派相继上台。
酆悌在复兴社没有什么力量，也没有拥护酆的群众。酆系黄埔一期，任军校政训处长多年，蒋对他的印象还好。当时酆从德、意考察回来，有他自己的所谓“救亡社”一套班子，他重用了陈光国、孙慕迦及中央党务学校学生某某某负组织领导之责，各地组织都派他所信任的干部，排斥原有复兴社工作人员。酆悌主张“领袖制”，书记对领袖负责，不要什么干事会，他对常务干事不睬不理，置于脑后，也从不开一次会，一切由他对蒋介石直接负责，各处处长随便更动。他的妻子孙永逸也一样干预复兴社人事。这就是酆悌主张的半法西斯化。酆悌在其书记任内，由于其刚愎自用，过分专横，人事上搞得内外上下都不协调，各方面关系都十分紧张。1935年冬，汪精卫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被刺，牵涉到陈光国和酆悌，蒋介石即将陈光国枪决，将酆悌扣押，并撒去其复兴社书记职务。由于酆悌派不得人心，垮台后，一般复兴社分子无不皆大欢喜。
继之而起的为刘健群派，刘健群非黄埔学生出身，随何应钦任秘书多年，因写了一本蓝衣社组织的小册子（题为《贡献党的一点意见》)为蒋介石所赏识，即于1933年派为军委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同时叫他举办军委会政治研究班，训练干部。刘以一个客卿地位参加复兴社，最初不敢有什么野心，在组织军委会政训处之初，人事编制都与复兴社商量，政训处设计委员会设有11个委员，安置了康泽、梁干乔、贺衷寒、潘佑强等9个复兴社头子。这批头子们眼中都以书生看待刘健群，认为刘长于应付，巧于吹牛，具有一套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纵横捭阖的手腕。
当时在蒋的信任和重用之下，大家也就保持相当客气。只有贺衷寒、潘佑强、梁干乔对刘有点过不去，康泽认为他们对刘有点过分。
不久，刘健群的野心开始扩张，他很想抓政治研究班学员来造成他个人势力。当时学员也分两派，一派拥护刘健群，另一派拥护组织。这个情况为复兴社查觉，就极力打击拥刘派分子，使刘的个人打算遭到失败，乃于1933年秋离开南京，组织华北宣传总队，一面打到华北去布置其政工势力，一面打拉华北军阀宋哲元以自重，说他能说服宋哲元对蒋介石效忠到底。刘健群利用这个机会就将其所写的所谓蓝衣社组织的小册子，大量印发。当时正是贺衷寒任复兴社书记，认为刘健群泄露团体秘密，不准其发行，因而双方矛盾越积越多，但蒋介石还没有了解此中真相。
1935年冬，蒋命刘健群接充酆悌的复兴社书记缺，刘上台后以王大中为助理书记，将其政研班得意门生分别安置于复兴社各部门。刘的政治意图是拼命想扮演蒋介石身边的政学系分子杨永泰那么一个角色，因而刘一登书记台就不遗余力地拉拢CC系与复兴社和解合作，曾拜访CC头子陈立夫商谈过两个组织合流问题，可是陈立夫对这问题并不感兴趣。陈说对刘本人没有什么，对复兴社黄埔系头子们不放心。当时刘极想把持复兴社，因而要撤换复兴社组织处长周复，想在常务干事会提出，又恐怕通不过。1936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反对蒋介石时，复兴社广东地区负责人李新俊叛变，投靠了桂系。等到两广事变解决，蒋介石叫刘健群到广州去整理复兴社组织。刘到广州后，建议蒋介石将复兴社与CC合流。
这个建议蒋介石并未认可，复兴社头子们也不知道。他私自与CC头子曾养甫勾搭，在广州开办了一个政训研究班，作为试验合流场所，收容了陈济棠的旧部六七百人，如果试办有效再推行全国，结果搞得很糟。复兴社组织在广东蒙受很大损失，使刘对复兴社无法交代。等到西安事变，刘回到南京，感到他在复兴社孤立，大家不满其所作所为，于是再不敢担任书记职务，即请以郑介民代理书记。自此以后，刘的买空卖空两面手法遂为蒋介石及复兴社头子所识破，从而也失去了蒋介石的信宠。
至于戴笠派与滕杰派在复兴社里原来不占什么比重。戴、滕两人的黄埔期别和工作地位都比较低，羽毛未丰，一切都还得仰承贺衷寒鼻息，但戴笠处心积虑，亦未尝不野心勃勃，他拼命在蒋面前效忠卖力，以便往上爬。
经过福建事变与西安事变后，戴因功得宠，乃一帆风顺，特务势力亦从而破格发展，形成庞大无比的军统组织，一切财力、物力、人力远超贺、康两派。
滕杰原为蒋的侍从室副官，文字较好，能说善道，为蒋赏识。先派赴日本学习，回国后破格任用，担任复兴社第一任书记。滕在复兴社主要助手为干国勋和赵范生，以及黄埔系留日本学政治经济的少数同学；他所控制的部门，只是童子军总会，滕杰和赵范生曾先后任主任秘书，也曾办了一个童子军训练班，藉以控制各省市童子军工作。
滕杰任书记不久，1933年元旦竟帕特务越墙进人南京警察厅厅长吴思豫家里捉赌，并向蒋介石检举。蒋一面将吴思豫撤职，一面认为滕杰行为幼稚，也撤去其复兴社书记职务。以后又任滕为军校政训处长及复兴社训练处长。滕杰派在复兴社势力虽不显着，却代表了一批既不属于湖南派，又不属于其他派的复兴社分子。
这就是复兴社内部派系及其倾轧情况的大概。
七、三青团成立与复兴社结束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后，蒋介石为与中共争夺青年，将各战区流亡学生加以组织控制起来，防止其走向延安。1937年8月在南京未沦陷前，蒋介石即指示复兴社收容战区流亡学生，手令复兴社代书记郑介民将流亡学生编成若干学生总队，加以训练。郑即召集复兴社常务干事贺衷寒、康泽、萧赞育、周复等七八人研究收容办法和收容名义。当时贺衷寒主张以军委会名义收容，康泽主张以中央军校名义收容，因双方意见不同，未获成议。贺衷寒因此发了一顿脾气，竟将桌子推翻，因而这个问题也就搁置下来，没有继续进行。
同时，蒋介石也早就有筹组青年团的动机，曾几度召集陈立夫、刘健群、康泽等谈话，叫他们着手组织青年团，蒋介石对他们说：现在抗战发动了，原有组织不够用了，原来的秘密形式也急需变革一下，打算成立一个青年团的组织，把党部的（指CC系）、黄埔同学的(指复兴社)、改组派的原有组织作为基础来容纳各党各派，你们把这个组织好好研究一下。这番话在南京讲了两次，到第三次康泽对蒋介石说：这个意思可否先对汪先生说一说？蒋说可以，我们将来推汪先生做团长。康泽出来就找谷正纲，将这点意思转达汪精卫，汪表示很好，并说请蒋担任团长，他任评议长。康泽又将汪的意思报告了蒋介石，蒋很高兴，就邀请汪精卫当面交换意见。
关于青年团名称的商讨，陈立夫主张用“国民党青年团”，康泽主张不用国民党字眼，用国民党三个字人家就不来了，还是以蒋介石名义来号召。最后决定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名义。
当时开会的时候，CC方面以陈立夫、周佛海、徐恩曾、余井塘、萧铮为代表，复兴社方面以贺衷寒、康泽、部悌、郑介民、刘健群为代表，开会中同时考虑到领导权问题，打算以CC、复兴社、改组派作核心，以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来打击中共，控制各党各派。
据康泽说，蒋介石对中共代表周恩来谈过，希望解散中国共产党，成立三青团，将中共参加到三青团方面来。周恩来表示要到延安开会商量才能决定。
等到政府迁到武汉，陈立夫就在武汉高唱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主张，并不断与各党派接触，压迫各党派接受归并于国民党的片面打算，终由于中共坚决反对，甚至以不惜流血作答复，从而粉碎了蒋介石、陈立夫企图消灭各党派的阴谋，使国民党只好单方面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由蒋介石指定陈立夫、谷正纲、陈诚、张道藩、贺衷寒、谭平山、桂永清、康泽、胡宗南、段锡朋等20余人为筹备委员，发展三青团的组织，同时指示复兴社准备结束，并入三青团，并以复兴社作为三青团核心的核心。
复兴社乃于1938年4月27日在武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停止活动，出席的有贺衷寒、康泽、桂永清、刘永尧、萧赞育等四五百人。蒋介石原定出席讲话，因韩复榘问题去开封，由陈诚代表出席讲话，认为：“复兴社的组织有成绩，对巩固政权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抗战开始，历史任务结束，让位于三青团，希望复兴社分子本着爱护热忱，将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青团中去，复兴社解散后，可根据自己志愿，自动自觉踊跃人团。”从此复兴社就停止活动，并人三青团。
康泽说，他是复兴社最后一任书记，据组织处登记的数字，复兴社人社分子共计5万余人，除一部分参加三青团担任各地组织领导工作外（主要是接近康泽系统的分子），大部分在复兴社解散后没有参加三青团，但仍在各阶层继续活动。 (本材料主要由康泽提供，徐远举整理补充：1961年10月)
录入校对：鱼珠前航道舵手
来源：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