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文史资料选辑】关于中国驻印军

刘措宜（时任中国驻印军独立炮兵第五团团长）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末，我在中国驻印度军队中任独立炮兵第五团少将团长，现在提供当时一些情况，作为文史资料的补充。

一、美英方面对中国军队的疑忌

自一九四二年中国军队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等部，从缅甸退入印度境内后，即由史迪威领导，集中在印度兰姆加营房进行整训。当时的名称是入缅时“中国远征军”的旧名。英国人对此名义心怀疑虑，他们常对中国人说：“你们怎么远征到印度来了？你们到印度来征服谁呢？”重庆方面得知这个反应后，为了减少英国人的疑虑，就于一九四三年七月起把这支军队改名为“中国驻印军”。

由于英国人对我这支军队一直心存疑忌，所以不准我国驻印军取道英法尔由缅甸打回中国，而只同意经缅甸北部胡康河谷等荒无人烟的原始丛林地区打回中国。这个地区既不便于部队行动，更无法从事后勤补给。因之当时前方作战部队的补给和伤病员的后送只得全靠空运。

中国驻印军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是相当艰苦的，财力、物力、人力的消耗也是惊人的。史迪威在充当驻印军总指挥任内确也卖了不少气力，对于打通列多公路这条对中国抗战有利的国际路线起了重要作用。

我是一九四三年夏初与郑洞国将军同时到印度的。当时的驻印军还只有廖耀湘、孙立人各一个步兵师，三个独立机械化炮兵团和一个汽车兵团（新三十师、十四师、五十师、重迫击炮团等都是以后陆续去的）。我初到印度，与廖耀湘、李涛（廖的参谋长）等晤谈时，他们告诉我：“美国人当着中国士兵的面骂中国军官都是贪污和无能的人。美国人只要中国兵，不要中国官，甚至美国人教练中国士兵时也不许中国军官在旁观看”我听了后将信将疑。为了应付尔后的情况，我想摸一下美国人的底。有一次，史迪威宴请我们几个中国将领吃饭，我恰好坐在史的身旁。他见我能说英语非常高兴，便问及我的履历和炮兵第五团内的情况。他很关切地说，如有什么困难，希望随时告诉他，一定替我解决。彼此谈得很投机。饭后，我趁便和史迪威的随从秘书刘约翰攀谈，问及史的情况和作风。刘约翰说，史迪威是美国现在的将领中与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等齐名的人物。史的目的是很想在远东对日作战中做出一番出色的成绩来，否则他就会落在麦克阿瑟与艾森豪威尔的后面了。史迪威现在干得很起劲的目的就在此。

刘约翰的态度是同情史迪威的（刘约翰后来受到史的垂青，保送他入美国参谋大学，毕业后，当了后勤司令），我从他的谈话中了解了史的用心。后来听说史迪威还向蒋介石要求中国战区的军事指挥权，蒋一怒之下就电请罗斯福把他调回美国去了。

二、中美军官间的关系

以史迪威为首的美国军官严格控制中国部队，不许中国部队长过问指挥权，同时也不要蒋介石来过问驻印军的事务。中国驻印军的官兵则由于民族自尊心而坚决反对。

史迪威以下的各级美国军官由于指挥上的错误，常使中国部队遇到很大的困难或蒙受无谓的损失，致引起中国官兵的普遍不满。

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时，军部对部队无论作战或训练等一切事务均无权过问，军部形同虚设。每星期在驻印军总指挥部均有一次会议，参加者有各部队主官和总指挥部负责人。新一军军部常派参谋长舒适存参加。舒适存在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均被主持会议的总指挥部参谋长博金准将（美国人）所否定。我每次在会议上都看到舒适存气得脸红脖子粗。当然，美国人对其他的中国部队长也没有好脸色。所以每次散会后走出来时，大家都无限感慨地说：“我们还没有亡国，就先尝到亡国奴的滋味了！”

蒋介石对这些情况早有所闻，在参加开罗会议后返回途中经过印度，特地到兰姆加来，想了解一下中国官兵与美方的矛盾，并拟设法缓和。蒋乘坐的专机在离兰姆加三十公里的兰溪机场着陆，当时到机场迎接的有驻印军的外事处长叶南（叶楚伧的儿子，曾在蒋的侍从室工作过），他趁便坐上蒋的汽车，在途中就把中美间的矛盾情况详细告诉了蒋介石。蒋从叶南的话里知道在新平洋一带掩护筑路的中国部队很艰苦，他们终日处在荒无人烟、蚊蚋满空的潮湿丛林莽草中，健康很受影响。于是他同部队长谈话，表示“前方既无敌情，派在前方掩护的兵力只要一至两个团就足够了，毋须多派。”可是这件事恰恰犯了美方之忌。美方最不愿蒋介石对驻印军将领直接有所指示，于是在蒋介石偕宋美龄赴总指挥部拜访史迪威时，史的参谋长鲍德诺就婉词对蒋说：“委员长住在重庆，离此地很远，前方情况瞬息万变，如遇事向委员长请示必致贻误戎机。”蒋忙说：“当然，总指挥部是有绝对指挥权的。”鲍德诺接着说：“既然如此，就请委员长当面告诉他们。”蒋出于无奈，向部队长训话时遂一再强调，要大家切实服从史迪威的命令。

在蒋介石离印回国后，史迪威指挥中国部队向缅北进攻时，直接指挥到团、营单位。一切命令直接发给第一线的团长或营长，概不许军长或师长过问。

三、中国官兵的艰苦战斗精神

中国军队由于民族义愤和爱国热诚的激励，在整个缅北战役中，不仅能克尽厥职，完成任务，而且在美方指挥错误而造成的危局中也能克服万难，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如一九四三年十月至十一月间，我军向胡康河谷地区进军时，在大龙河西岸沿线防守的日军系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五十六两个联队的主力，可是史迪威及其美籍幕僚等却错误地判断该地区无日军正规部队，只有日方豢养之缅籍民兵四、五十人。因之，只派第三十八师的一一二团分散在五十里的广大正面上向大龙河西岸前进。第一一二团团长根据美方之错误判断，认为既然只有四、五十个民兵，自易驱逐，于是只派第二营第五连单独一个连向于邦（大龙河西岸的一个村落）进攻。不料第五连行至距于邦约一里之西北角时，突遇日军之猛烈火力射击，第五连连长江晓垣及排长刘治连勇猛冲杀，当场中弹阵亡。第一一二团团长见形势危急，乃派第一营（欠一连）前往增援，续行攻击。结果不仅未有进展，该第一营反被日方之增援部队严密包围，完全与外界隔绝达月余之久。该营官兵在被围时期以芭蕉、毛竹、树藤等蝴口度日，苦不堪言，但仍能勇猛战斗，坚决守住原阵地未失，并击退了日军十余次进攻。当该营被围之初，孙立人（第三十八师师长）即请求史迪威准派其一一四团前往增援，史仍坚持认为大龙河西岸地区基本上无日军正规部队，毋须派部队增援。后来经孙立人一再力争，延至十二月中旬，始派第一一四团开往前方。编为两个支队，分别由下老卡、康道两地出动，向大龙河西岸之敌实行两翼迂回，终将日军击退，救出了第一一二团的第一营。

一一二团在大龙河作战的惨痛教训，虽然引起了中国官兵的警惕，但却未引起美国军官应有的重视。当后来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于一九四四年一月间被派向大洛地区进军时，美方指挥官仍欲将该团兵力分散使用。此时日军第五十五联队之第三大队正在大卡库（大洛以北约十里）附近，另一部在柯仑卡一带警戒大洛的外围。如六十五团两个营分开在大洛河左右两岸的崇岭密林中开路前进，彼此均无法联络，极有被敌各个击破的危险。该团傅团长没有按照美国人的意图而独自将三个营集结在一起，在百贼河附近对日军实行奇袭包围，一举将日军的冈田大队全部歼灭。捷报传来，满营欢腾，士气大振。不料此事却使美国人恼羞成怒，竟说：“傅团长虽打了胜仗，但违抗了命令，应撤职查办。”史迪威总部这种荒谬论断激起了全体中国官兵的愤慨。史迪威见众怒难犯只好不了了之。

又如第二十二师第六十六团在突破胡康河谷与孟拱河谷之间的间布本山隘天险后，向沙杜渣猛攻中，面对日军在阵地前遍布地雷和发出强大的炮火，富有高度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的我方士兵，奋不顾身地满携手榴弹匍匐前进，将手榴弹逐一塞入敌之工事内，将工事炸毁。其中有一个工事内的日军趁手榴弹尚未爆炸之瞬间，又将手榴弹由射口掷出，连续掷出了三个手榴弹。第二营的一个列兵张长友一见大怒，乃冒险以手紧握手榴弹继续扔进该工事内，一声爆炸，才将顽敌歼灭。这是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的事。中国军队这种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传出后，美方联络官坡德上校对我说：“中国士兵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第一流士兵。假如有较好的营养和优良的装备，将无敌于天下！”

四、密支那战役中华侨的贡献

驻印军总指挥部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底派中美混合支队袭击密支那时，该地的日本守军仅有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联队的一个大队，工兵和山炮兵及少数机场守备队和铁道兵等，总兵力不过一千五百人左右。而我方逐渐增强兵力达七个步兵团之多，经过两个多月（五月至八月），最后得到爱国华侨之助，才完全占领该城。事实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七日午前十时开始，第五十师的一五○团即向密支那西边机场攻击。夺取机场后，该团续向市区进攻。由于没有炮火支援，攻击顿挫，乃退回机场固守。以后援军到达，虽继续进攻，但进展很慢。至八月二日，该师已进至市区并占领了市区的第七条马路，此时市区居民有向外逃走避难者。是夜，忽然有市内逃出的六个华侨（其中四个是和尚）到五十师指挥所要求见师长。他们见到师长潘裕昆，报告了市内日军的配备情形，并自告奋勇愿引导中国军队乘夜前往袭击日军。潘师长最初因他们来得突然，疑其有诈，犹豫不决。后再三考虑其所述敌军情况，似又非诈，乃留其四人为质，令其二人引导敢死队偷过日军的警戒线，去袭击日军的指挥部。日军指挥部受到袭击后，电话线被破坏，全部战线顿形慌乱，一部分日军乘船于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逃走，未及逃走者全部被歼。这次密支那战役，中国军队伤亡也不少。

来源：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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