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耀湘在新中国的二十年
回到目录页黄双喜
一 天涯寻归路
（一）悔未成仁死
1948年10月28日，廖耀湘在辽西黑山以西被俘。当时，他被关押在一间黑洞洞的民房里，我人民解放军看守很严，他手铐脚镣无法逃脱。但他时时念着蒋介石、杜聿明的“知遇之恩”，一心想“杀身成仁”，几次寻机自杀，都被看守人员发现制止，未遂。
廖耀湘出生于一个耕读之家，幼承父教，三、四岁时就随其父同餐共寝，爱听祖父讲述古人忠君报国的故事，常以“男身受国恩，成仁赴义，此份内事也”自勉。因而他对蒋介石一贯忠诚。在廖耀湘看来，蒋氏在师道上是自己的校长，在职务上是最高长官，何况他又倚为靠山。他忘不了1929年在黄埔军校报考留法学生预备班时，因左眼皮有一疤痕，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几乎落选，是蒋介石见他成绩特优，才准予录取；他忘不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奉蒋介石之命，挺进印缅边境，千里退兵野人山，率一个师的兵力，攻击号称“丛林之王”的日军十八师团，毙敌五千余人。创丛林战之典型，从而荣获英国十字勋章和美国的自由勋章，蒋介石还亲自为他颁发青天白日勋章；他忘不了内战爆发后，蒋介石临危任命他为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统率十余万兵力，鏖战东北，兵败被俘，仍觉荣耀在心。廖耀湘认为，共产党对他这样一个战犯，一旦生擒活捉必处死无疑。他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和封建道德观念交织在一起，支配着他的思想和行动。他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决心顽抗到底。以致后来在得知其他战犯被特赦时还愤愤写诗言志：“悔未成仁死。”可见其封建“愚忠”思想何等根深蒂固。
（二）春风化雨
廖耀湘被俘后，自认为“一切都完了”。然而，他却没料到，这一天竟然是他新生活的开始。起初，他从沈阳转到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尔后被羁押在黑龙江绥化监狱和抚顺战犯管理所。但每到一处，都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待。他亲眼看到，解放军对俘虏们虽然不是彬彬有礼，却也能按照国际公法条款，合情合理地对待。如饮食起居等，在当时困难条件下，被俘战犯按照级别，都能分享解放军的小灶、中灶待遇。共产党宣布的“优待俘虏，不杀不辱，不搜腰包”等政策，确实是一一执行的。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并不是国民党原来宣传的那样狰狞可怕。一般俘虏们的恐惧心理和紧张情绪，便逐渐缓和下来，很少有怕杀头而逃跑的。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廖耀湘每天要接触管教人员。开始他总是以戒备的目光斜视他们，感到恐惧、怀疑。慢慢地，他由恐惧到信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管教人员从当官的到看守员，个个都和蔼可亲，每天到监舍里来问寒问暖，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特别是所长孙明斋，还定期来探望廖耀湘，与他长谈。每天问他：“睡得怎样？习惯么？”亲自送书报给他看，还发给大家纸烟抽，每天上、下午休息时间还播放些唱片，大都是京剧《打龙袍》之类，甚至还给他们新牌打。每天管教人员给他们送饭分菜，两菜一汤，后来管教人员让战犯自己分饭菜，廖耀湘充当席长，工作负责，细致公正。管理所对战犯们的健康也很关心 。因为战犯大部分人都已年老，体弱多病。一进管理所，普遍进行了体格检查，掌握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后来由医务人员对每个有病痛的人经常进行治疗。廖耀湘历来有点牙病，他印象最深的是管理所从沈阳请来了高级牙科医生，携带设备，为全体战犯检查了牙病，并为他治好了牙病，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春风化雨。廖耀湘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亲眼目睹共产党的干部对他们这些战犯不打、不骂、不侮辱，耐心教育，以诚相待，怎不令人为之感动呢？他下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三）劳动改造人
劳动，对于战犯们来说，是一项重要内容。绝大多数战犯一生很少劳动，对劳动创造世界，对劳动人民的伟大，很多人认识不足。廖耀湘出生于农村，对农活也粗知一点。在管理所，他是卖力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搓麻绳，又快又好。战犯们没有一个不佩服，他常常引以自豪，以师傅自居辅导人家。然而，战犯们的劳动不一定是搓麻绳，遇到了其它工作他也为难了。
有一次，管理所接来了一批活——糊纸盒，即做铅笔盒子。工序是先用马粪纸裱上一层白纸，晾干压平，再用铡刀按需要的尺寸裁开，然后放在压印机上压出折叠的印痕来，再折成盒子，盒底用固定尺寸的白纸糊起来，盒盖贴上商标纸。这种劳动虽然不算复杂，然而也要求干得干净利索，马粪纸切得规矩，商标纸糊得平整，不要有皱纹，在切裁时还要注意安全。廖耀湘是军人出身，做起这等细致活来，却显得笨手笨脚，有时好不容易糊一个纸盒，松手又散架了。但他不灰心，反复做，终于掌握了技巧，赶上了人家。糊纸盒每月也有些报酬，所里领导也常买些糖果奖给大家，大家吃得分外甜。因为，是劳动创造了甜蜜，创造了世界，改造了人的思想，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
战犯们自从进了管理所，再也不能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了。他们必须学会力所能及的劳动。如洗衣、缝补、扫地，还要种菜，自食其力。廖耀湘每一项都学着干，并干得很出色，常常得到管教人员的赞扬。
二 脱胎功德林
（一）书呆子
1956年1月，公安部在北京设立战犯管理所，将全国重要战犯都集中到北京，进行学习改造，廖耀湘也来到这里。
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大门前方有一个广场，南面三幢房子，前两幢是楼房，后一幢是平房，东面是一排排的平房，放射形地围绕在一幢几十公尺高的八角楼四周。管理所的同志告诉廖耀湘等新来的犯人说：“你们现在住的监狱，是解放前有名的京师第二模范监狱。”解放前，这座监狱是北洋军阀政府建立的，原来这里有一座叫功德林的庙宇，为顺天府习艺所，民国二年改为宛平监狱。民国四年开始由当时监狱里的囚犯按照图纸重新建造，到民国八年才竣工。内有十六座监房，共计三百五十多间，能容犯人一千人以上。
这次来到功德林的，还有全国著名的战犯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等二百余人。管理所所长姚伦在大会上说：“这次战犯大集中，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为了加速战犯的思想改造，争取新生创造条件。”同时宣布几条新规定：“准许互相讲话，准许家属亲友探访，准许自由通信。”战犯们听了，如释重负，开始感到有点自由了。
在功德林管理所，以政治学习为主。战犯们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当选的学委会成员是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任学习委员，宋希濂任文娱委员，曾扩情任卫生委员。
全体国民党战犯分为十三个组。廖耀湘分在第一组，组长是邱行湘，组员还有杜聿明、宋希濂、康泽、王陵基、范汉杰、杨伯涛、陈林达等人。
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同在戊字胡同内。第一组与第二组、第三组与第四组分别门当户对，中间隔着一窄窄的甬道；第一组与第三组、第二组与第四组又分别紧紧相连，中间隔着一堵薄薄的墙壁。
战犯们在管理所的支持下，筹办图书室。大家选举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担任筹备和管理工作，廖耀湘主动报名充当他的助手。图书室是一间二十四平方大小的房屋，四壁共有八个书架，壁上挂有七、八个报夹。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图书室筹建完毕，除了将战犯们私人图书集中到图书室外，管理所还购置了大批新书籍，主要是马列、毛泽东的著作，其次是社会科学、各类传记及文艺小说等。
廖耀湘对学习格外认真，他与杜聿明同在第一学习小组，同住一间寝室。他学而不厌，废寝忘食，常常学习到深夜，仍手不释卷，大家称他是“书呆子”。的确，他自幼对学习很用功，能熟背《英华字典》，在法国圣西尔军校学习期间，对所学课程皆能背诵，其笔记井井有条。平时成绩优良，毕业时名列第一，令法方人士都啧啧赞叹。
黄维是与廖耀湘齐名的“书呆子”，黄维潜心研究“永动机”，简直如痴如迷。廖耀湘潜心读马列的书和政治书籍。迥然不同的是，黄维的土地一片荒芜，“永动机”不见成效；廖耀湘的土地一片葱茏，大凡有关当年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公布的国民经济成就的统计数字和百分比，廖耀湘均能对答如流，全文背诵《哥达纲领批判》一字不漏，令战犯们甘拜下风。
（二）新生园地
功德林戊字胡同走廊西侧的青砖壁头，横挂起一张陈旧而白净的双人床单。贴在床单上方正中的白纸上，有“新生园地”四个大红字——这是庞镜塘写的小篆。贴在床单两侧的红纸上，从左到右，有“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八个大金字——这是文强写的正楷，他把金字下面的红纸，分别剪成象征着心脏的桃核图形，可见他别出心裁，暗含着战犯们洗心革面的意蕴。
《新生园地》是功德林学习委员会的刊物。主编是陈远湘，美编是郭一予，下设四个专栏：理论学习、挑战应战、批评表扬、文学艺术。理论学习专栏的编辑实力雄厚，由廖耀湘、宋希濂、陈林达组成，其余三个专栏编辑各一人，分别由李帆群、徐远举、文强负责。
《新生园地》的责任编辑，“责任”并不大，仅仅起到一个组稿作用。来稿照登，不做任何修改，既不用印刷，也不用校对，“以文责自负”四个字推而了之。正因为如此，《新他园地》成了功德林国民党战犯精神世界的曝光台，在这块小天地里，他们的内心感受和思想底蕴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和折射，从来没有人去上纲上线分析和研讨。
（三）不劳动者不得食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廖耀湘得到了一定的劳动锻炼，认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道理，旧的思想意识，受到严肃认真的批判和有力的鞭笞，认识事物、观察事物的立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还不是根本转变。1958年10月，管理所为了进一步推动战犯们的深入改造，选了一批身体强健的有劳动能力的战犯，由公安部第十三局李振江科长率领，来到了京郊秦城公安部农场，从事劳动锻炼。廖耀湘主动报名前往，他编在第四组，担任管理葡萄园的任务。同组的有杜聿明、文强、林伟俦、梁培璜、沈蕴存，王秉铖等十五人。
耕读之家出身的廖耀湘，幼年的时候，看到过父母劳动。但从来没体会到劳动的辛苦，劳动果实的来之不易。也没有想到，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人类。土地能生长失败，也能生长胜利。他如今意识到，劳动是他脱胎换骨的手段，是他新生的必要途径。
开春解冻，葡萄园里忙碌开了。首先是破土起苗，使上年冬季埋在地下休眠的枝条出土，沐浴阳光雨露，恢复生机；接着是疏土施肥，浇水追肥，搭架剪枝，廖耀湘都干得很起劲。他出生在南方，对于葡萄的栽培知识一无所知。又是戎马一生，根本也没见过如何种植葡萄。可他虚心好学，耐心地请教农场技术员。幸好廖的接受能力很强，不到几天的功夫，便学会了栽培。
农场刚开始在野外劳动时，管理员担心有人逃跑，在劳动场地四周插上四面小红旗，规定他们不得随意走出这块圈地，有事要向管理员报告。实际上，管理员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这些人，一方面大多数是行伍出身、思想上总认为军人死要死得“光明磊落”，如果作逃兵，在背后挨一枪，那是一种耻辱；另一方面是经过近十年的改造，知道逃跑是没有出路的，即使跑了出去，也会连累自己的亲友。作为廖耀湘，他根本不会干这种事。凡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一生正直光明，纪律严明，从不干不正当的勾当。后来，管理员看出了他们没有逃跑的企图，就把小旗帜收了起来。
在秦城农场生产劳动，也没有一个因劳动成疾的。这里没有高墙深院，只有几列并排的砖瓦平房，是公安部干部到农场劳动时的宿舍，他们就住在这里面。这里没有武装警卫人员站岗放哨，负责管理百多名战犯的，只李镇江科长和刘福印、李忠诚两位管理员，另外还有几位炊事员和两位医务人员。在规定的作息时间内，可以自由活动，没有一个人有越轨行为。战犯们在那里过得很开心，星期天改善饮食，有四菜一汤，鱼肉都有。每星期放一次电影，每月到小汤山温泉去洗两次澡。小汤山温泉离秦城农场不远，景色迷人。战犯们都把去洗澡看成是一件极愉快的事，廖耀湘更是乐不可支，每天去洗澡，总是老早在预定地点等着。他常说：“我洗去的是满身泥土和汗水，带回的是党的无限温暖。”
在秦城农场，战犯们虽说是以劳动锻炼为主，但仍很注意学习。一周有一半时间的学习讨论，还动员大家写墙报，以总结心得体会。这些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改造，使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知稼穑之艰难的人，逐渐懂得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真正明白“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内涵。
（四）东北，你变了！
1957年春，党和政府决定，把战犯带到各地去参观，开开眼界。廖耀湘闻讯后，激动得一夜未合眼。多年的铁窗生活禁锢了自己的视野。这次组织外出参观，是一次开阔眼界、接受教育的好机会。
首先他们在北京参观了市区和市容，如百货大楼、农具制造厂、第三棉纺厂、电子管厂等，接着参观了郊区燕山新建的水利工程及官厅水库。
1957年秋，管理所组织战犯们到天津、东北参观。特别令廖耀湘感动的是又踏上东北的土地。曾记否，10年前，他与杜聿明、郑庭笈等战犯驰骋东北战场，率领几十万国军与我人民解放军鏖战，结果兵败被俘，做了阶下囚。国民党发动内战，弄得东北民不聊生，到处哀鸿遍野，残垣断壁，工业、农业一片破败景象。战争带来的创伤是无法度量的，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给人民带来多大的痛苦，给国家带来多大的灾难。廖耀湘每每念及此情此景，不禁老泪纵流，愧疚难当。如今的东北怎样呢？他亲眼目睹，感慨万千。从内心里喊出：“东北，你变了！”
廖耀湘参观鞍山钢铁厂时，感触特深。以前，他见到的鞍山，烟囱里没有冒出一缕烟，厂房倒塌，遍地败瓦断垣，荆棘丛生，一片荒凉。可如今呢？鞍山成了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建起了轧钢厂、铸管厂等，钢水奔流，热浪滚滚，烟囱林立，厂房栉比，工人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空前高涨。今昔相比，天壤之别。
尔后，廖耀湘一行又到长春，参观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解放前，廖耀湘曾在杜聿明部下组建机械化部队，当时的军车均是外国进口的，根本没有国产货。他们这些高级将领坐的小车，全部都是进口的。在蒋介石统治的22年里，在大陆上横冲直撞的，是“雪佛莱”“道奇”和“尹卡路斯”。人们把这些汽车统称为“万国牌”，外国人甚至把中国称为“万国汽车博览会”。对于在旧时代生活了半辈子的廖耀湘看到一排排刚刚出厂的崭新的解放牌汽车，不由自主地扑上前去。他那拿枪的手在这里抚摸轮胎，抚摸车灯，抚摸车厢；行军万里的腿在这里流连。
（五）“大老虎”与“小老虎”
廖耀湘一行在沈阳参观了铁西工业区的一座机器制造厂。这个厂在日本投降后，俄国人和国民党在进入东北接收之际，将设备破坏得不成样子，关键机器大部分被拆走，只得停产。东北解放后，人民政府很快恢复了这个厂的生产，并大大扩建厂，超过了原来的规模。
战犯们离开铁西区、返回沈阳城内的当天下午，他们的住地的街边一处置放变压器的三角形水泥地上，不知是谁事先用笔画了一群大大小小的老虎，关在一只庞大的铁笼子里。其中一只大老虎，尚在张牙舞爪，凶相毕露，一群小老虎则围着大老虎转，东张西望。这幅画是王耀武首先发现的。他站在第五层楼房的窗前，透过玻璃向下一望，定睛之余，拔腿而跑，站在楼房过道中间，大声呼喊：“大家来看呀！”战犯们一听到喊声，不知是回什么事，一哄而来，挤在窗前往下看。原来是一幅画：一只大铁笼关着一群大老虎和小老虎的画。这不是针对这群战犯们来的吗？战犯们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人民群众对他们还是有成见，只怪自己过去象老虎一样作恶多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的痛恨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后来，地上的老虎画被人擦去了。管理处的孙副处长在楼上立即召集了战犯们，围绕“老虎画”展开了讨论。杜聿明说：“沈阳是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所在地，一张画，代表了整个东北的民意。我作为司令长官，作恶最大，应该是铁笼子里的那只大老虎。”东北保安副司令范汉杰说：“我是大老虎身旁的那只仅露出头部的老虎。”范汉杰显然想起了历史的一幕。1948年10月，范汉杰奉蒋介石之命，镇守锦州。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锦州守敌发起总攻，经24小时激烈战斗，一举攻克锦州。范汉杰在逃跑途中，被解放军潜伏哨兵俘获。在被俘的第二天，共产党《东北日报》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他的神气十足的头像。这时在旁的廖耀湘见两个上峰对号入座，急不可待地说：“我是小老虎，在东北吃了不少人。我对不起东北人民，我向东北人民请罪！”邱行湘也接着说：“我也是小老虎，我过去的绰号就是邱老虎！”战犯纷纷说自己是老虎，这大概是内心的自责，一种心灵的忏悔。然而，这次他们一行120人，毕竟画家画的铁笼里没有120只老虎，何必去一一对号入座呢？
在东北参观的日子里，廖耀湘一行还参观了长春地质学院、吉林师范大学、沈阳闸阀厂等。使他们深受教育，一回到管理所，不用组织，就自觉地发表感慨。廖耀湘连续半个月沉浸在无比的感奋中。
（六）国庆观礼
继参观天津、东北后，1958年春，管理所又组织战犯们参观了刚竣工不久的武汉长江大桥。
到了1958年国庆节前夕，管理所象炸开了锅，一个特大的消息搅得战犯们心潮澎湃。党和政府特许他们参加国庆观礼。
作为战犯，能幸福地参加国庆观礼，是做梦也想不到的。10月1日，天将破晓，战犯们一跃而起，廖耀湘也不例外，特地赶了一个大早，洗刷、方便后，恭恭敬敬整理好服装，急急匆匆赶到集合地点等待出发。8时许，在管理所领导的率领下，乘车到达公安部。公安部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为让战犯们看得见天安门前的盛况，特意搭了一个高台，战犯们就坐在台上。8时30分，他们登上高台，举目一望，天安门城楼和金水桥以南广场上的一切，尽收眼底。9时整，毛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外来宾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庆祝大会开始，顿时鲜花飞舞，红旗招展。游行队伍整齐地排列在天安门前，经国防部长彭德怀校阅后，分列式开始。由人民解放军仪仗队高擎如林的红旗作为先导，陆、海、空三军及各兵钟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各行各业的队伍，以一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作为实物模型或用巨型图表标示，安装在彩车上，敲锣打鼓通过天安门，向党和人民汇报。
（七）故友情深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战犯们都集合到一起来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有，有师生关系、兄弟关系、战友关系、同学关系、老乡关系、上下关系、同僚关系等。其中要数廖耀湘与杜聿明的关系最为特殊与密切了。
1956年1月，廖从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转来之后，从此两人经常在一起，同住一个监号，学习时是一个组，劳动时也是一个组，真是有缘。早在1938年，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建机械化部队时，杜任二〇〇师师长，廖耀湘为师参谋长。从此，两人共事到解放前夕。自从两人到了功德林后，同住一间房，同在一个学习小组，两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杜聿明身体状况不佳，廖常常为之问医取药，有时端饭打菜，无微不至。两人有问题互相切磋，有感慨互相倾诉，无所不谈。有一次杜聿明看到战犯们在锻炼身体，不知老之将至，不胜感慨人生之短促，命运之坎坷。杜深感这班国民党的文官武将，过去天南地北各据一方，多么难得见面啊！如今同一命运，都成了阶下囚，被共产党一网打尽，共产党的这张网何其大也！他曾对廖耀湘说：“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鬼神，是正确的。但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因果报应的一套深扎在我的头脑中。活了五十多岁了，还认为诸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类的谚语箴言，确有道理，足以发人深省。”杜与廖都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常在一起痛忆历史。
廖耀湘与文强关系也很不寻常。早在1923年至1925年期间，廖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在篮球场上与文强相识，此后成了朋友。至1926年在黄埔军校，两人又见面，加深了感情。一晃十余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文强出任东北行辕督察处中将处长，两人又时相过从。
廖耀湘是1956年到功德林的，而文强是1957年到功德林的，两人原来全然不知。有几次下午放风时，廖耀湘和杜聿明在外面走走，便听到一位湖南长沙口音的人在房里读报，在学习时发言，听来很熟悉，廖猜准是文强没错。文强有时也透过窗板缝看到廖耀湘在放风时的身影。尔后两人见面，谈起这些情况，不禁哈哈大笑。廖耀湘高兴得大叫：“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呵！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毫不费工夫。”此后，两人常在一起交谈，到秦城农场劳动时又同编在一个组，感情日密。
（八）趣事三则
战犯们在高墙、铁窗之内，但这里的生活别有一番情趣。这些国民党的文官武将，虽是饱学之士或身经百战，但有时不免生发出一些怪事，显出一副“书呆子”的迂腐之气，成为笑柄。人称“书呆子”的廖耀湘，常有趣事传闻，现举三例。
有一次沈醉看到操场上有条裤子晒在那里十来天了，便问战犯们：“你们谁的裤子忘记收进去了？”廖耀湘看到后也说：“这人真糊涂，裤子晒这么多天都不收。”后来有人指出是他的，他走过去一看，大喊道：“这是6号何文鼎的。”原骑兵军长何文鼎立即从屋内走出来一看，也大声说：“这哪里是我的呢，明明是9号的。”因为两人站的方位不同，所以一个看成6号，一个看成9号，大家拿来一看，确实是9号廖耀湘的。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廖耀湘自己也不好意思地说：“人老了，不中用了！”
廖耀湘有点自命不凡，他是湖南宝庆人，个子比较矮。但经常当着大家说：“我们宝庆出了两个大人物，一个是蔡松坡，另一个就是我。”一天，他又对沈醉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宝庆出了两个大人物？”沈醉回答说：“我只知道出了个蔡松坡，不知道另外一个是谁。”他拍着胸脯得意地说：“另一个就是我呀！”沈醉故意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笑着说：“可惜矮了一点，再长高一尺还差不多。”廖耀湘听了将脚踮高说：“这不行了么。”
廖耀湘每次讨论学习时，总是随身带着军用毛毯。一坐下来，便用毛毯从大腿盖到脚跟，不分寒暑，也不分昼夜，同时口里自言自语地念个不停。有一次，黄维问他：“天气这么热，大家热得大汗淋漓，你怎么还围着毛毯？”廖满不在乎地回答：“老大哥不要操心，寒从脚边起，恶向胆边生。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在坐大牢，还是小心的好。”黄维与大家听他这么一说，不禁笑出声来。然而，尔后竟有好几位年纪大的战犯也学着廖一样做，不分寒暑地用毛衣、棉衣或毛毯把脚围起来。廖耀湘见了，指着那几位得意地说：“这是真理实践后的胜利。”但过不了几天，按监规和清洁卫生条例，被禁止了。于是大家又嘲笑他：“让真理见鬼去了！”可是廖仍不服气，争辩说：“你们不要大惊小怪，我看世界上真理岂止一个？而是有无数的真理，按辩证法的道理说，有相对的真理。那么，我认为提倡时是真理，禁止时也是真理。此一时彼一时也！”
三 特赦获新生
（一）望赦心切
1959年9月18日，廖耀湘仍在秦城农场劳动。这一天，他拿着一张《人民日报》反复地读着。当天，《人民日报》发表9月14日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的正式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定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建议全文如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对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廖耀湘捧着《人民日报》读着读着，不禁热泪盈盈，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入夜，他还怔怔地坐在床沿上一言不发地倾听着战犯们议论特赦的问题。
这天正是中秋节的后一天。晚上，皓月当空，月光泻进窗来，格外皎洁动人。有几个战犯承受不了过度兴奋，突然血压升高，住进了医院。只有廖耀湘止住心头的激动，在默默思索：“我这次特赦有份吗？”接着，他又捧读了刘少奇主席的特赦令，特赦令的第一条就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他对照十年来的表现，认为这一条无疑是指他们这些人，十年来，他天天盼望的日子终于要到了。
接连几天，新闻记者来到秦城农场，又是照相，又是拍新闻记录片，忙得战犯们不亦乐乎。大家在想：特赦之日不可能遥遥无期，大概在“十一”国庆期间吧。 眼看国庆将临，关于特赦的事却不见动静。廖耀湘在想：“这到底是回什么事呢？”原来总认为国庆节可以出去，现在看来，不知又要拖到什么时候去了。不出所料，国庆节到了，他们象往年一样去参加观礼，而特赦的消息全无，廖耀湘的心一直悬着。他曾对邱行湘说：“真不知怎么搞的，人睡不好觉，连小便也多起来。我一夜起床七次。其他人，来来往往，同我差不多。连你这个从不起夜的人，我晓得也出了两次门，特赦，特赦，关系大矣哉！”
1959年11月底，战犯们被召回功德林，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959年12月4日，功德林的大礼堂布置得与往常不同，讲台上方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大会”，讲台下面安放一排长椅，右侧有几个位子空着，几位新闻记者进人大厅。顿时全场呈现出庄严紧张的气氛。10时整，最高人民法院及公安部首长进入礼堂，到讲台上就坐，右侧的空位子也有人入座。特赦大会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领导致词。战犯们全神贯注地听着。致词后，坐在主席台的首席法官开始唱名了：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陈长捷……随着法官那抑扬的声音，廖耀湘的心也起伏不停，屏住呼吸，生怕喘气会漏听到自己的名字。当听到“邱行湘、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卢俊采”的名字后，法官这时换了一口气，接着说：“以上人员，改造十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法官的声音嘎然停止，廖耀湘的心往下一沉，完了！盼望已久的愿望成了泡影，他沉浸在悲痛之中。杜聿明代表10位特赦人员讲话，他声泪俱下地说：“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什么样的暴雨，生死与之，决不反顾！”
特赦大会后，廖耀湘快快地回到监舍里，心情十分沉重，他和好些战犯连午饭也不想吃，都在思考着：我们哪点不如人家，为什么他们能获赦，我们却不能呢？就这样，未赦的战犯思想座谈了20天，最后统一了认识，看到自己的不足，大家认为，获赦的10人确实是根据“关押已满十年，确已改恶从善”这个条件决定的。杜聿明、宋希濂对工作学习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邱行湘、杨伯涛在劳动中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周振强、郑庭笈干活时不嫌脏，不怕累……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突出表现，确实都是学习的榜样。
在这些日子里，廖耀湘认真分析了自己未获赦的原因。检查了许多不足之处，认为还够不上“确已改恶从善”这一条，决心继续努力改造，争取第二批获赦。 1960年国庆节又过去了，第二批特赦尚无消息。在去农场劳动时，廖耀湘看到自己曾亲手栽培的葡萄，果树大都已果实累累，心里不禁暗暗地想：“我11年的改造，何时方能开花结果呢？”
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名单公布了。特赦的战犯是李仙洲、范汉杰、罗历戎，胡临聪、陈金城、李以劻、宋瑞珂、庞镜塘、沈醉、夏建勋、董答三等11人，又没有廖耀湘。在宣布获赦名单的当天晚上，廖耀湘彻夜未眠。
（二）难忘的日子
1961年12月25日，是廖耀湘朝夕盼望的日子。这一天他获得了特赦。
这天早上八点，战犯们集合列队进入会场。廖耀湘由于前两批册上无名，心情反倒处之泰然，作好了继续改造的思想准备。最高人民法院首席法官宣布特赦名单时，他静静地听着。当念到他的名字时，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下子懵了，待旁边的战犯推着他的身子叫道：“9号，念到你啦！”他才如梦初醒般站起来，匆匆向主席台走去，用颤抖的双手接过特赦证，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眼睛湿润了。这不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纸啊，这是他获得新生的证明，是他第二次生命的起点！他坐在赦席上，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张两冒巴掌大的特赦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特赦通知书 1961年赦字第1号 遵照1961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廖耀湘进行了审查。 罪犯廖耀湘，男性，55岁，汉族，湖南邵阳人，该犯关押已经12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1961年12月25日
在落款的地方，盖着一枚带有国徽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鲜红大印。
廖耀湘从此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从战犯到公民，整整走了12年的人生历程，在这12年中，他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都得到了根本的转变，体会到共产党的胸怀广阔、捐弃前嫌，他决心重新做人，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人民。这批获得特赦的人员，还有杜建时、韩溶、王凌云、覃道善、孙楚等68名战犯。
（三）走向新生活
廖耀湘特赦后，暂时安排在北京崇文门内的一家旅馆里居住。刚从铁窗高墙中走出来，来到这五光十色的新世界，不免感到陌生。一连几天，他们都不敢出远门，生怕惹来麻烦，只是坐在房子里看书阅报，或给亲友写信。在旅馆里，服务员对他们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周到细致。在当时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还每天给廖耀湘他们一元二角的伙食费，能够常常喝到牛奶、吃上黄鱼。
民政局负责招待他们的同志见他们不敢出门游玩，便热情地劝导他们说：“你们特赦后都享有公民权利，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可以自由行动。有亲友的可以去访亲友，也可以游览名胜古迹，快快活活地过日子。”服务员还介绍了名胜古迹的内容与位置，给了他们路线图。上级有关部门每月发给了他们60元零花钱，使他们一方面解除了思想顾虑，另一方面不受囊中羞涩之苦。于是，廖耀湘等才跨出旅馆门槛，参观了天安门、工人体育馆、军事博物馆等。
在京百余天的参观学习，廖耀湘大开眼界，心情无比舒畅，再也没有什么受拘束的了，开始走向新生活。
（四）和周总理握手
1962年，早春二月的一天，春寒料峭。可在中南海西华厅里，热气腾腾，暖意融融。周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了廖耀湘等第三批特赦人员。
当天，周总理兴致勃勃地与特赦人员一一握手，当握住廖耀湘的手时，笑着说：“你也是黄埔的学生呀！”廖耀湘一阵心热，顿感浑身无比温暖。是的，站在面前的周总理曾是黄埔军早期的政治部主任，廖耀湘虽是第六期黄埔生，没有亲聆周总理的教海，但周总理的大名，他早就得知了。只恨相见时晚，如今方睹伟人风采。廖耀湘感到内疚与自卑：在黄埔毕业后，虽打过日本鬼子，但最后走上了与共产党为敌的道路，在总理面前又该怎么说呢？喜悦、幸福和羞愧的心情交织在一起。
周总理与大家一一握手后，招呼大家坐下，总理按特赦人员的座位秩序，逐一询问了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家属情况。接着，总理就特赦人员新生后应抱的态度、工作安排及待遇做了讲话。
讲话的大致内容是：特赦人员应首先解决立场、观点问题，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人民的立场。你们要不断革命，过好社会主义关，要做的事情很多，思想改造是一辈子的事，没有止境。要认清形势，紧跟形势，为人民多做有益的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余生。其次，你们要树立爱国的观点、阶级的观点、群众的观点和劳动的观点。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主要是依靠群众，共产党人有他的革命性，但并非三头六臂，离开了群众就一事无成。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有机会劳动锻炼，对你们来说还很有必要。大家要注意，改造十多年，已经养成的劳动观点，今后要坚持下去，不要抛弃。
总理在谈到特赦人员的工作问题时说：“你们不要急，每人要安排一份适当的工作。目前主要是参观，看看祖国的大好形势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然后再安排一段时间劳动锻炼。一年后考虑安排工作。关于家庭、个人待遇等问题，可与统战部、政协联系，他们会帮助你们妥善解决。你们对自己的前途要充满信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做新人，有奔头。你们做得好，狱中人会感到更有希望。”
周总理的讲话，象汩汩甘泉滋润着每个特赦人员的心。廖耀湘从未听到这样激动人心的讲话。他回到旅馆，心里一直难以平静。总理的教诲，仍然萦绕在心怀。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铭记在心，把周总理的话当成行动的指南，以至后来他真诚地向周总理邓颖超写信，表明心迹，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红星公社再锻炼
按照前两批特赦人员的惯例和统战部的预定安排，第三批特赦人员廖耀湘等在过1962年旧历春节后不久，来到了京郊中朝友好红星人民公社插队，再次进行劳动锻炼，进一步加深对劳动人民的感情。
中朝友好红星人民公社是我国与北朝鲜友好的象征，每年朝鲜驻我国使者要到公社参加劳动，朝鲜来访问的贵宾也要到公社参观。当时的公社生产开始使用现代化农机科学技术，种植稻、麦、玉米、棉花、果木、蔬菜等农作物，还有养马场、养猪场、奶牛场等多种经营。公社领导为了照顾特赦人员年老体弱，将廖耀湘他们安排在果树队劳动。
谈到果树，廖耀湘曾在秦城公安部农场种植葡萄，因而对果木的栽培有一定的基础。果树队也有大片葡萄园，他选择了在葡萄园里劳动。在队长和技术员的帮助下，他进一步掌握了葡萄栽培技术，获得技术员的好评。
在红星人民公社，除了劳动外，另一任务是学习。时间安排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星期天照例休假。在半天学习的时间里，主要是学习文件，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选集1-4卷。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展开了论战，又开始学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些文章。其次是学习国内外时事政治，每周安排四个半天，自己阅读文件，两个半天座谈讨论。星期天休息，除搞个人卫生外，可以进城办事或探亲访友，亲友也可以到公社探望。廖耀湘的老友杜聿明、郑庭笈、宋希濂等也来公社看望过他，廖耀湘也去他们那里作过客。
在红星公社的生活也是不错的。虽然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已过，但物资供应还相当紧张。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已下放，农村中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允许小买卖的市场交易，农村经济开始复苏。廖耀湘他们每月的粮按时供应，指标是40斤，他每月吃不完，只吃30余斤就够了。伙食费每月60元，也足够用了。
在公社期间，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领导也常来看望他们，好些爱国民主人士也常来与之座谈访问，他们一个个感到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温暖如春，生活幸福。
（六）当上文史专员
1963年2月，寥耀湘等人在红星公社劳动锻炼时，北京市民政局把他们召回北京，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宣读了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批准、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任命书。任命廖耀湘、杜建时、康泽3人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构的工作。
廖耀湘接过任命书，激动不已，在座谈会上表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既往不咎，把我从罪恶的深渊中搭救出来，又安排国家工作，真是恩重如山。我一定竭尽有生之力，报答党的恩情。”
3月1日，廖耀湘、杜建时、康泽3人来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报到，当时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申伯纯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介绍了文史研究委员会的情况。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是1959年成立的。1959年4月，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之后，周恩来主席在招待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茶话会上，号召大家将六、七十年来看到和亲自经历的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见闻掌故，写下来或口述让别人记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代。全国政协常委会随即根据周恩来主席的这一指示，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个机构来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历史时期中各种历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1961年2月，任命了第一批特赦人员杜聿明、溥仪、王耀武、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等7名文史专员；1962年5月又任命了第二批特赦人员溥杰、沈醉、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答三等六名文史专员；加上廖耀湘、杜建时、康泽等3位特赦人员共15名。文史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是原清代顺承王府，宫殿式建筑，花木扶疏，环境幽雅。文史专员分为政治组、北洋组、军事组等小组，廖耀湘分在军事组。
文史专员的工作主要是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即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同时要审阅一些稿件。那时全国各地投向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稿件很多，都是交由他们这些专员审稿。不多久，廖耀湘他们便渐渐进入角色，认真地担起自己的写稿和审稿的任务。所谓审稿，即由文史办公室将有关他们本人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稿件，分配给他们审阅，对文中的时间、地点，人名和事件内容凡有差错的，都一一提出意见。这件事，在他们并不困难，因为自己毕竟是从那个历史时代过来的，更何况还可以互相询问，共同回忆，包括查阅有关史料。他们还常常对此进行讨论，甚至发生不同看法的争论，气氛是热烈而融洽的。困难主要是在自己写稿，写与自己直接相关的历史。他们虽然都身居“将相”高位，但自身的写作能力却参差不齐。同样一段历史，有人写得精彩，却有人写得干巴巴，这是一。另外，虽然他们对周恩来主席确定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反复进行了学习，但对于如何写自己却总不免存在思想顾虑。幸亏有大胆正直的顶头上司-申伯纯副主任（实际上是由他主持工作，主任范文澜同志因工作忙，很少来过问），为了让这些特赦人员放手写，约法三章，订立于“不揪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以后又续订了“不拘立场、不拘观点，不拘体裁”的规矩。
廖耀湘反复学习了周恩来主席对政协文史工作指示后，又像阅读文件那样，把三十多本已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清末民初的事，自己还年幼。打“五四运动”以后，大革命前夕进黄埔，亲自经历，所见所闻，历史见证，就有自己的份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他在法国学习，了解甚少。他回想在狱中改造时期，主要写解放战争时期，自己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充当内战打手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但现在又从哪儿下笔呢？加入了人民的行列，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应该回避。还是写这些为好，更适合自己的身份，写黄埔、北伐，写对日本侵略者作战，都有表功之嫌，虽然领导上要求秉笔直书，并无各种限制，但人贵有自知之明，还是给自己先划一个大框框好。于是，他写下在辽西战场与人民解放军对抗的史料。他写得很快，也很顺利，因为这是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大事。文章的题目是《辽西战役纪实》。
（七）无比的关怀
廖耀湘担任文史专员期间，对顶头上司申伯纯印象最深，同时对他的无比关怀感激不尽，与人谈及他时，感激涕零。
廖耀湘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时，就有些老同志向他介绍，说申伯纯“资格老、脾气大、思想右”，称得上是一名“老运动员”；他“官越做越小”，“错误却越来越多”；因为是“老资格”，历史上有功，自己又做了检讨，每次放他过一关。
申伯纯，北京宛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1934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早年曾在西北军杨虎城部任交际处处长，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做过重要贡献。后来到了延安，曾任八路军前敌总部秘书长、高级参议。解放后先担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行政7级），而后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这一简历便可说明他资格老，但的确“官越做越小”。那么他是不是“错误都越来越多”，是一名“老运动员”呢？恐怕也是事实。据说他平时就好“放炮”；什么话都藏不住，尽管阅历颇深，却胸无城府；而且脾气很大，动不动就发火，年轻时如是，过了花甲之年也不见有收敛；职务比他高的说他是“目无组织”，比他低的说他是“军阀作风”。因有这些毛病，申伯纯自进城后，几乎每一个政治运动都是先放炮，后检讨，最后过关。如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听到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反党罪行”的传达，据说他听后如“五雷轰顶”，感叹“昨日之功臣，今日之祸首”，被人检举揭发了，挨整作检讨；又如大跃进时期，有人吹起一棵白菜500斤，他硬是不相信，亲自到产地寻根究底，被人栽上“污蔑大跃进”“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的帽子，又挨整被斗，检讨过关；又如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他家人口多，往往闹饥荒，孩子饿得一口气吃了9个（八两）馍馍。闲谈时，他对人说过这回事。结果有人上纲上线，晓他对现实不满。
其实呢？申伯纯是一个生性开朗而耿直的人，对党忠诚，对同志无比关心。廖耀湘对这样一位上司推崇备至，主要是敬佩他的思想品德和对同志的关怀。他常常有心事就向申伯纯倾吐，有困难向他求助。如申伯纯帮助廖耀湘重新成家便是一例。
廖耀湘的原配夫人汪青，于廖留法期间在乡病故，继配夫人黄伯溶女士系黄兴将军的远房侄女，黄葵舫的女儿。她曾在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天津任教多年，以后与廖耀湘相识，在法国巴黎结为夫妻。后来相伴回国，两人感情笃深，然聚少离多，抗战胜利后黄女士携子定一，住在上海。廖耀湘战败被俘，她迁到香港后转台北，现侨居美国。廖耀湘于辽沈战役被俘，一直到被特赦，与黄伯溶断绝通信来往，未成家室。申伯纯得知这些情况后，主动征求廖的意见是否重新建立家庭。当时周总理也很关心特赦人员的婚姻家庭问题，指示说：“对于特赦人员的家属准许团圆，凡没有配偶或失偶者，准许在大陆履行结婚手续，重建家庭。如溥仪、宋希濂、王耀武等，都已丧失配偶，独身鳏居，在申伯纯等领导的关怀下，都顺利地找到了对象，成了家。廖耀湘也是如此，在申伯纯等领导的支持下，经友人康心如介绍，在某中学找了一位教师，名叫张赢毓，1964年办理了结婚登记。起初几年，夫妻生活还算可以，可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婚变，给廖耀湘带来了不幸。
廖耀湘等特赦人员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经常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照顾。领导让他们参加有关政治、文化及社会活动。如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专题报告、有关集会及文娱活动等。政协机关职工享受的福利待遇，一视同仁，没有偏颇。政协庭院里，植有牡丹、玫瑰等花卉，葡萄、柿子等果树，他们在红星人民公社学的正是这一门管理技术，就自告奋勇担当起管理工作。杜聿明、廖耀湘最为热心。
他们听说申伯纯副主任院内有几棵苹果树和一架葡萄没有人管理，他们就携带工具赶去给他修剪与杀虫，申伯纯一家不胜感激，摆出烟茶糖果殷勤款待他们。
四 游踪遍南北
（一）周总理再次接见
1963年11月10日，是廖耀湘又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再一次接见并宴请了杜聿明、溥仪、廖耀湘等全体文史专员和他们的妻子们。全部到齐后，周总理一一和大家点头示意，让大家就座。
陈毅副总理首先致词说：“听说大家在政协工作的热情很高，认真负责，表现很好，加之多数人安了家，扎了根，有所依靠，这都是很好的。看来各位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党和国家对各位关心，决定让各位在新中国里，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总理很想念各位，特邀请各位来这里见面谈谈。总理为此亲自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来参加。我是政协副主席，对各位也负有责任，很愿意来参加这次集会，和各位见见面。最近台湾放出一些谰言，说你们没有真正的自由。我现在要问各位一句话：你们是不是真正自由了哩？不要有顾虑，可以坦率地告诉总理和我，凡是各位感到不自由之处，我们一定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各位有充分的自由。”廖耀湘和所有专员都一致表示：“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一切由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
周总理接着说：“大家对陈副总理提出的‘自由’这两个字，要有真正的理解。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这些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的规律，而且把自己的思想与行动，适应这种规律并加以利用时，人，才能成为自由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从改造世界观入手，这就要求每个人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进而改造自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由必然王国跨进自由王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任务。否则，就不会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感到一举手、一投足，处处都有矛盾，那怎么能有自由呢？对于这个问题，陈毅同志提了出来，提得很及时，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考虑，最好多学点马列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总理最后说：“以后还有很多人要被特赦出来，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成为他们的标兵。党和政府正在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安排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参加政治活动。”
陈毅副总理接着说：“为了让各位更好地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和社会面貌，总理指示明年安排各位带着家属到祖国各地参观一些建设项目，游览名胜古迹。”会见完毕，周总理邀全体人员摄影留念，并一同进餐。
过不久，中央统战部张执一副部长按周总理指示，对廖耀湘一行参观游览作了安排：1964年开春之后，先游南方等地；“五一”节前返回北京；下半年，到北方各地看一看，“十一”国庆节返回北京。每人发给200元零用费，旅游团由陈此生率领。
（二）瞻仰中山陵
1964年3月9日，廖耀湘一行由首都北京启程，乘快车直发南京。11日到达，由江苏省政协殷勤接待，寓新街口福昌饭店。
到南京的第二天，正好是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9周年纪念日，因而江苏省政协首先安排他们去谒陵。
廖耀湘在没来南京时，早就听到谣言，说共产党将中山陵破坏殆尽，可一来到中山陵前，抬头仰望，那雄伟气魄不减当年。他们拾级而上，环顾四周，林木葱秀，花团锦簇，背靠钟山，气象万千。他争先进入享殿抚摸着孙中山大理石座像，再进入陵寝，凝视着孙中山先生的卧式塑像，俱清晰可辨，完好如旧，不禁感慨万千。他站在享殿前沉思良久。
孙中山是廖耀湘自幼崇拜的伟人。1925年（本文错误，未改）在广州办了黄埔军校。当时，廖耀湘在长沙读书，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决心去报考黄埔军校。他对相好的同学言志：“国步日艰，民生日瘁，岂能拘守于文墨中求生存哉！”当年暑假，他相约数人，拟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后因经费不足未成行。但他戎志已定，无心再读书，乃到驻长沙的五十标第六旅教导总队当学兵。1926年3月，湖南第四师师长唐生智驱逐省长赵恒惕。5月，廖耀湘随部队经平江、浏阳反攻长沙。他认为“良禽择木而栖”，“若徒为军阀卖命，则非所愿，况光阴易逝，年华日逼，事业无成！”为符志愿，他逃离部队，考入了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孙中山已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廖耀湘想到此，潸然泪下。和大家在堆满花圈的中山先生座像前行过礼后，便进入后面陵墓。这时他愧恨交集，觉得自己真生无以对祖国人民，死无以对中山先生。解放前，他也曾多次来此谒陵，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激动，这样愧恨。
祭谒中山陵后，他们又参观了灵谷寺、紫金山天文台、南京的一些工厂及南京长江大桥，3月16日至27日又先后到无锡、苏州、上海游览。
（三）岳飞庙遐想
3月27日，廖耀湘一行来到杭州，在岳飞庙旁边新建的杭州饭店下榻。次日，由浙江省政协安排游览了西子湖，谒了岳飞庙。
岳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象征。廖耀湘从小就听祖父讲过他精忠报国的故事。他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以岳飞偶像。进入岳庙大门，见门厅两侧分别跪着秦桧夫妇、万俟高、张俊的铸像，则投去了憎恨的目光。大概以前游人均对这些奸臣唾骂吐痰，很不卫生，所以现在铸像前挂了一块禁止往铸像吐痰的牌子。穿过门厅，走过天井，步入大殿，只见群众对岳飞父子塑像顶礼膜拜，十分虔诚，足见历史是公正的，人民群众的心里是忠奸分明的。是流芳百世，抑或遗臭万年，在岳庙有着强烈的对比。
在杭州尽兴游览后，他们又参观了新安江发电站。不久又驱车来到安徽黄山游览。廖耀湘和沈醉、李以劻、杨伯涛等5人，登上了西海险峰，站在排云亭前，极目远眺，只见云雾翻腾，犹如海波激浪，纷纷扬扬的云团，横空掠过，山峰若急若现，犹如海中的岛屿。祖国辽阔的江山，如此多娇，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黄山归来，他们继续南下，相继参观了南昌、吉安、井冈山。
（四）岳麓山远眺
4月14日，廖耀湘一行由南昌到达长沙，住湖南省政府招待所。
1923年至1926年，廖耀湘曾往长沙岳云中学求学；尔后，又去长沙驻军叶开鑫部当过学兵，后投考黄埔军校。因此，他对长沙的每片土地都很熟悉。
在长沙，廖耀湘游览了岳麓山。当他登上云麓宫，放眼远眺，“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的美景，尽收眼底，只见长沙高楼丛立，车水马龙，一片繁荣景象。青山依旧，面目全新，他联想到当年长沙大火后，那一片破败的景象，多么凄凉和悲怆。
接着他们拜谒了黄兴、蔡锷墓。廖耀湘站在蔡锷墓前，低头默思。他对蔡锷有特殊的思想感情。虽没有共过事，可他是真正的同志，曾经他把自己与蔡锷相提并论，称为邵阳的两大名人。这时他站在墓前，自惭形秽。
（五）韶山情思
4月16日，廖耀湘一行渡湘江西岸，乘汽车专程向毛主席故乡韶山前进。
这天，天气晴和。长沙到韶山的公路，全部是柏油路，车行甚速，两个小时便到了韶山招待所，原准备让大家吃了午饭休息休息再去参观，可是他们哪里闲得住呢？急不可待去参观。
踏上韶山的土地，远望韶峰，巍然挺立；近看毛主席故居，绿树环抱，屋前池塘波光粼粼，映衬上屋场格外灵气。在毛主席诞生的那张古木床边，廖耀湘和不少的人都情不自禁地用手抚摸了一下，对毛主席用过的家具和农具，他感到有一种异常的感情。特别是在陈列馆里，讲解员详细向他们介绍了毛主席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六位亲人，令人感动万分，情思切切。
4月22日，廖耀湘一行结束了韶山、长沙的参观，从长沙乘火车到武汉，游东湖，又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4月27日，他们又登上北上的火车，从武汉回到北京。
（六）延安游踪
廖耀湘一行在北京休息了两个月之后，按照预定计划，1964年8月初，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辛志超率领，赴西北参观。8月10日到达了延安。
廖耀湘一行聚精会神听着延安大学党史系李桂胜主任的详细介绍。在延安，他们先到杨家岭、枣园等地参观了共产党中央办公厅的旧址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办公室，以及他们曾经住过的窑洞。在解放前，张国焘叛变革命后，投靠了军统。他曾经污蔑说，延安大部分人的生活是艰苦的，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生活却“很奢侈腐化”。当时，廖耀湘在国民党军队里，从报纸上看到这方面歪曲事实的报道，信以为真。因为他与国民党的高级官僚类比，确实是如此，当官的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高楼大厦，三妻四妾，司空见惯。共产党何尝不是这样？可是，当他参观了毛主席及其中央领导人的住处和办公室，听到当地人的介绍后，完全明白了，张国焘当时是为投靠国民党，有意诽谤共产党的。
（七）华清池感怀
即将离开延安时，遇上天雨，小河水涨，来往汽车要等到水退后才能过去。于是，廖耀湘一行便分两批乘小飞机到西安。
8月17日，他们到达西安。18日，陕西政协领导人给他们介绍西安情况。西安是我国历史古都，有11个朝代建都于此，前后历时1100多年。名胜古迹颇多，如历代帝王陵墓、半坡村原始社会遗址、大小雁塔、钟鼓楼、大静禅寺、华清池……
华清池位于骊山脚下，是著名的温泉浴场。传说唐代杨贵妃曾在此洗过澡，池中还留有杨贵妃的余香，故有人称之“贵妃池”。这里也是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地，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了推动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举行兵谏的地方；廖耀湘凭吊着历史陈迹，思绪早已飞到了1936年……
1936年，廖耀湘由法国圣西尔军校毕业回国，被分配到南京桂永清所部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骑兵连任少校连长。12月25日发生“西安事变”，廖曾随大部队开赴渭南，待命向西安推进，距今已27年，回想当年为解决西安事变，廖耀湘深深为共产党人的民族大义、高瞻远瞩、胸襟宽广所折服。抚今忆昔，不胜感慨。 在西安结束参观后，廖耀湘一行又到洛阳、郑州等地参观访问，国庆节前回到了北京。接着，他们又参加了庆祝国庆十五周年游行观礼活动。
旅游归来，廖耀湘感到一切似乎都十分美妙，尤其是1964年11月，廖耀湘接到了一个通知：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他和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六人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这是出乎廖耀湘意料之外的惊喜，至少，个人的晚年生活可以安然度过了。可梦象肥皂泡一样很快就破灭了！
五 文革掀恶浪
（一）风暴袭来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于文史委员们来说，灾难降临了。因为他们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伪满政府的残渣余孽，属于牛鬼蛇神，自然在“横扫”之列。
机关后院大殿内贴满了大字报，其中对《文史资料选辑》中某些史料和观点，指名道姓地提出批判。外面的“造反派”在政协大厅上贴上传单，指责政协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于是，头一个受冲击的便是主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全面工作的机关党组成员兼副主任申伯纯。揭发批判申老的大字报起初贴在机关后大殿里，廖耀湘等文史专员们没有得到参加运动的指示，谁也不敢去看。6月16日，当时主持政协机关工作的另一位副秘书长，把全体文史专员召去开会。他端着自备的茶杯，慢悠悠地喝茶，一张冷冰冰的脸，使专员们摸不透这个会是凶还是吉。人到齐坐定之后，他才慢吞吞地说：“第一条，从今天起文史专员可以和政协机关的职工一道参加机关的文化大革命；第二条，现在机关革命群众对文史工作的领导人申伯纯和他主持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意见很多，大字报已经揭露了很严重的问题，他不能再参加大革命，希望你们也写材料揭发；第三条，文史办公室编辑王述曾错误严重，已宣布他停职反省，交代问题。”
文史专员们来不及弄明他是什么意图，便被带到大殿内去看大字报。使专员们大吃一惊的是几百张大字报几乎全部都称《文史资料选辑》是美化“帝王将相”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指责申伯纯是一贯包庇、重用“右派”和“牛鬼蛇神”的“大右派”“老右派”，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廖耀湘等看了几个小时的大字报，昏昏沉沉回到办公室，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个个默不作声。凭他们的政治阅历，能不理解申伯纯所包庇的“牛鬼蛇神”是指谁吗？所谓让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岂不就是让他们揭发申伯纯、批判自己吗？十分清楚，如果《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的都是“大毒草”，那么《选辑》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的文史专员，自然人人在劫难逃了。
廖耀湘他们了解申伯纯，申伯纯是他们的好领导，谁去违心地检举揭发他呢？大家没有一个人去写申伯纯的大字报，而只是检查自己的错误。
不几天，“文化大革命”在深入，疾风暴雨似的袭来。政协机关那位负责人又派人到文史办公室查封了全部稿件，宣布“从现在起，专员不再办公，停止写文史稿子，专心专意学习文件，交代揭发问题”。专员们摸不着头脑，却预感申伯纯和文史委员会的问题升级，今后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果然，从7月6日开始，廖耀湘他们便被通知参加在政协机关礼堂三楼召开的批判申伯纯的大会。主持人把一个个使申伯纯无法回答的问题提了出来，申伯纯虽然一再作了说明解释，但主持人总说他“不老实”“不坦白”。廖耀湘他们在台下为申伯纯捏着一把冷汗，生怕那些“造反派”动手动脚。随着一阵阵口号声，他们只好附和着举手，但没有喊出声。就这样，文史专员们一直“陪斗”了三天，“陪斗”后还得回来座谈。
时至8月24日，“机关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正式向文史专员宣布：自即日起停止学习文件，也不准参加机关运动，一律在机关打扫厕所，搞环境卫生及其他劳动，老、弱、病也不例外，这一命令限三天之内执行，不准延误。哪里还等得三天？他们从第二天起，就自动参加机关内打扫卫生的工作。他们的工资，也自9月份起扣减30元。
自从扣减工资后，许多专员都把去领工资当成一个包袱，因为这些被认为“只拿钱不干活的牛、鬼、蛇、神”，每去领一次工资，就要受到不少的折腾，低着头走进去，连看大字报也不准，一路上还得听到叫骂声。所以他们常到领工资时，托熟人去带回，免得受那窝囊气。后来不知谁把这种情况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当即指示政协领导，要把文史专员作为保护对象，并把少发的那部分工资补发他们。为了避免“造反派”的迫害，总理还批示他们搬到离政协机关较远的地方去居住。也不知是谁在大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此院内已经检查，以后不要再来破旧。”果然就再也没有人来折腾了。从此廖耀湘常躲在家里，看书学习，很少出家门。
（二）刘宗藩之死
刘宗藩，是湖南人，曾与廖耀湘在第五军共过事。解放前还在四川某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过专员。曾在东北开过跳舞厅，不知什么原因，被国民党当局取缔后关押过。直到东北解放，才被释放出来，来到北京自谋生活。在北京市东单附近开办了一家织袜厂。廖耀湘于1961年12月特赦后，打听到他在北京，慢慢地联系上了，常有来往，在一起叙旧，关系甚为融洽。
想不到，“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祸从天降。刘宗藩因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被红卫兵列为清查对象。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一班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刘宗藩的家里，翻箱倒柜，房子里的东西被搞得一片狼藉，满地都是废纸片、鞋、袜、碎布头，没有一间房子的桌椅柜橱不是东倒西歪的；所有的东西，从古董、字画、古籍到细软的衣服被褥等等，都翻遍了。忽然，一个红卫兵从一本甲种《辞源》中发现了秘密：《辞源》里刻一个孔，里面藏了一只小手枪。私藏枪支这还了得？红卫兵如获至宝，逼着刘宗藩交代枪支的来由。刘不肯说，在红卫兵的拳打脚踢逼迫下，刘才供认：这支手枪是解放前的自卫手枪，以前向国民党当局报过案，并办有持枪许可证。红卫兵说他不老实，没有彻底交代，结果被红卫兵用皮鞭活活打死……
廖耀湘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伤心，一方面暗责好友刘宗藩为何不早将手枪交给人民政府，免得今日之死；另一方面为红卫兵的粗暴作法，打人致死感到悲愤。退一万步说，即使私藏枪支，也不致于犯到死罪这一条。进而联想到自己，是罪大恶极的战犯，“文化大革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自己入了围，说不定哪一天大祸临头，屈死在红卫兵的皮鞭下。因而他忧心忡忡，对个人前途和命运悲观失望，整天哀声叹气，一直处在惶恐和不安中。
（三）不幸的婚姻
廖耀湘特赦后，于1964年经人撮合，与某中学教师张赢毓结婚，至“文化大革命”前，两人的家庭生活还算正常。可到初期，发生了突变，张女士一反常态，扬言与廖耀湘要划清阶级界限，不再与廖生活在一起。
文革时期，由于极左思潮泛滥，阶级斗争抓得很紧，廖耀湘身为大战犯，难免其灾。张女士“左”的思想严重，公然宣称，后悔嫁给廖耀湘，要与廖耀湘离婚，保持自己清白身份。吵得廖耀湘不得安宁。日不能食、夜不能寐，给廖造成极大的心灵创伤。
（四）含笑九泉
从1966年6月1日，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发表后，全国掀起了“文革”大风暴，至1968年12月，风暴席卷全国各个角落。全国上下一片混乱，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廖耀湘等文史专员忧心忡忡，感到人人自危。据李以劻回忆，廖耀湘当时与他同住一楼，几乎天天都见面，他知道廖耀湘在“文革”中常常吃不得，睡不安，夜夜失眠，寡言笑，与“文革”前判若两人，张女士的寻衅闹离婚、刘宗藩之死、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的家先后被抄……许多事对他的打击极大。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身患心脏病，出门常常将救急含片带在身上。
1968年12月7日，廖耀湘同往常一样，到住处的附近散步，以排遣心中的郁闷。想不到，在回家的离寓所不远的地方，突然晕倒在地，幸亏被邻居发现了，从他身上搜出救急含片，塞进他口里。然后拾到家里进行抢救，但抢救无效，不幸与世长辞，享年62岁（编者按，此为文强的回忆，与李以劻的回忆有出入）。 据廖耀湘的侄子廖谷生回忆，他曾在叔公身边多年，照顾叔父的生活，但后来因叔父组织新家才没住在一起，加之廖耀湘仅住有一间房子，他无容身之地，不能不离开他。廖谷生说，他叔父本可以多活一段时间，“文革”前身体还算可以。他分析死因有三：一是“文革”造成天下大乱，使他对国家前途失望，个人前途也绝望；二是结婚后，深受张女士的折磨；三是看到许多亲朋故友纷纷因灾祸惹身而离开人间，“文革”武斗搅得人人自危，心情沉重，因此心脏病日趋恶化，以致猝亡。
1976年10月，党中央发动亿万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纠正了极左路线，拨乱反正，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政通人和，蒸蒸日上。党和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廖耀湘一生重新进行了功过评价，认为他抗日有功，解放后对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并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于1980年5月20日，垂念追悼，将其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这是廖耀湘生前所始料不及的，如今他能受到如此礼遇，倘地下有知，当含笑于九泉。
录自《廖耀湘专辑-新邵文史第十辑》，作者系《新邵报》原主编，为撰此文曾赴北京多方采访，收集史料
录入校对：第N个日常
来源：《抗日名将廖耀湘：新邵文史第2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