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廖耀湘
回到目录页文强
篮球场上初识荆
1923年至1925年之间，我在长沙明德中学和艺群美专读书，廖耀湘在岳云中学读书。我与他年龄相若，他1906年出生，我1907年出生，实际相差仅四个月（校对者注：廖耀湘1906年年初出生，不可能与1907年的文强仅差4个月，似有误）。
大概是1923年间，岳云篮球队来明德比赛，正是寒冬腊月，我穿着父亲留给我的一件旧羊袍上场，引得两校球员都捧腹大笑，有的还嘲笑说：“文家大少爷，穿皮袍上场，真是见所未见。”我听了不免脸红发烧，忙将皮袍脱下，丢到草地上，一言不发，钻进明德队里练球。不料，这时岳云里有人向我打来一个篮球，我接住这个球，便与他练起来。他说：“你的个头比我高，练好传球和投篮，可打后卫也可打前锋，我就只能打打中锋。”我见此人体魄健壮，待人和善，互通姓名，始知他就是廖耀湘。以后，我俩便常在长沙各校的球赛场上见面了，都是球队的好选手。
广州街头又重逢
1926年7月，我自黄埔四期政治科提前毕业，分发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宣传大队任宣传员。有天我穿着雄纠纠的军服，昂首阔步走在广州的大街上，突听有人喊“文大少爷！”我扭头一看，原来是廖耀湘，穿着湖南学生惯穿的黑色学生制服，我忙上去握着他的手说：“好容易在广州见面，我穿着军服，你为何喊我文大少爷呢？”他似有歉意地说：“请原谅，骤然见面，一时忘了大名，只记得那次篮球场上穿皮袍的文大少爷了。现在我想起了，你单名一个强字！今后不会忘记了。”我感到球友、乡亲的亲切，外地重逢，岂能不叙旧？便邀请他到茶馆里叙谈叙谈，也是人生一乐。他说：“我初次出远门，刚到广州，见有铜柱楼梯的大茶馆不敢进，理发师西装革履的发廊不敢进。”我说：“开始我也是，连香蕉都不敢问津。”他说他这次来考黄埔，已被录取，等待入伍，要我介绍情况。我介绍了自己入伍受训半年，经过甄别考试，才作为军官学校第四期学员受训近一年，又被挑选为300名优秀学员之一，到广东大学，接受一个月的特别训练，作为提前毕业分发到北伐军服务。他又问了些有关黄埔军校的其他情况，我一一作了介绍，后互道珍重而别。从此，十多年沧桑变幻，互不了解情况，只间或听说他成绩优秀，出国学骑兵，先在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后又进了我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昆仑关击溃日军，他参与帷幄。率师入缅，威振异域，他又当了军长。详情则不甚了了，总的印象是在抗日战争中，他业绩辉煌，青云直上，如日中天，窃为故人庆幸。
杜帅片言慰我心
八年抗战，我一直在第一线与日、伪作殊死斗争。1945年日寇投降，我随胡宗南在郑州参加一战区受降典礼。我由陆军少将晋升为中将，调为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长。我自西安转道重庆北上北平赴任。因东北行辕，以东北苏联军队不撤，中共的解放军林彪、李运昌部，重兵驻守山海关，而被阻于北平，暂以旧国会大厦为行辕办公楼。我为了解东北形势去见了行辕主任熊式辉上将，得悉国军接收东北受阻，山海关争夺激烈的情况。辞出，又在东北保安司令部晋见杜聿明司令官。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临时办公处。在重庆与他多次见面，故友重逢，他很热情。说到接收东北，他说“打”字当先。问到兵力，他说现在掌握的主力只有赵公武的五十二军和石觉的十三军，估计打下山海关没有问题。后续部队有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陈明仁的七十一军，正由美舰海运至葫芦岛登陆，在锦西一线集结，他计划以七个军的兵力解决东北问题。他问我有何意见，我大意说，东北问题，单纯靠军事解决是冒险的、不明智的，也难以取胜，应在外交上努力。他表示同意。我问到新一军、新六军谁可作长城之靠？他说，按理，两军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屡建军功，都是劲旅。然以黄埔精神论，廖耀湘是六期生，法国留学归来曾在我的第五军任过参谋长，且由我推荐出来，才有新六军的成立，廖耀湘是个出类拔萃的指挥官，部队战斗力很强，在缅甸打过许多硬战，史迪威都十分赞赏他。这支部队为我可靠的力量。而孙立人，清华大学毕业，又留学美国维吉尼亚军校，一贯骄横，目中无人，难听命。
我听后很感欣慰，往日的球友，今日的名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同为黄埔同学，同为湖南骡子，我也引以为荣了。
东北战场彻夜谈
1945年12月，中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后，苏军撤走，解放军后退，此时，行辕与长官部均已进入东北。我在北平过春节，杜聿明正在北平割治肾脏。我到医院去看他，他约我次晨同飞沈阳。后来才知道，他这次并没痊愈，而是带病去沈阳的。
我刚到沈阳，即接到廖耀湘打来电话，约我长谈，我即邀其当日来我家晚餐。
他如约前来详谈了广州别后20年的风风雨雨，从法国留学谈到南京沦陷，从昆仑关大捷谈到缅北凯旋，直到深夜12时，他尚无倦意。从他平实的谈话中，使我感到，他痛歼日本侵略者，扬我民族威，名垂青史，值得钦佩。
他问我对东北的看法，我说，接收东北受阻，内战欲罢不能了，应重视中苏外交，力争和平谈判。他与我有同感，表示有责任向上进言。
他又问我的20年情况，并问我此来东北的任务。按我们的纪律，是不能对他明言的，考虑到亲情乡谊，又是高级将领，黄埔嫡系，不可避而不答，乃告以八年抗战，是我研究日本问题的，军统局派我作日伪情报活动，现在由华北调东北，任务规定我研究日本是怎样统治东北14年的，具体工作是负责收集苏联、外蒙、朝鲜的情报，以督查处处长身份出现，实际上是军统局东北办事处。
他说到我这个研究对日问题的专家，不因抗日战争结束而结束，又转而对待苏联了。他认为东北问题，是前门打狼，后门进虎，必将顾此失彼，内战中将会葬送东北。
将军心中有政治
在沈阳与廖耀湘作彻夜谈之后，两人感情逐步上升到无话不谈、肝胆相照了。发现他不仅是卓越的军事家，而且对经济、政治、哲学、史学等方面均有兴趣，潜心研究，是一位颇有政治头脑的军人。
我在东北为时一年零八个月（1945年2月-1947年10月）（校对者注：此处可能有错，应为1946年2月-1947年10月），与他时相过从，与他合作办过几件带有政治性的事情。
一、1947年夏，美国特使魏德迈来华考察，其任务是助蒋反共反苏。东北以熊式辉、杜聿明为主，召开多次会议，讨论部署接待，为他确定考察项目准备资料，指派焦实斋、余纪忠、邹静涛、廖耀湘和我等7人分头负责，并指定我和廖耀湘，加翻译唐燕，陪同魏特使考察抚顺煤都、鞍山钢铁厂等重工业及资源基地，以及国军驻扎的中心地带，任务是要使魏德迈看到东北国军在军事、经济上的劣势，要使他明白，如没有大量的美援，东北便会落入苏联之手。考察期间，廖耀湘讲军事，我讲政治和情报。魏德迈身边的众多顾问，与我们谈话较多，廖不卑不亢，应对自如，该讲什么，不讲什么，什么多讲，什么少讲，他颇有政治头脑。
二、1947年春，蒋夫人宋美龄派刘德明夫妇到沈阳，组织“军之友社”，在铁路宾馆召开筹备会，以行辕、长官部处长以上、部队军长以上的将领为发起人。廖为此事来找我商量，他说要亲自插手，不能让“军之友社”落在非军人手中。我说，不管他是不是军人，他是夫人派来的，夫人也是非军人，能把校长夫人也排除吗？我们只能赞助，你不能以军长身份直接插手，否则，陈明仁、赵公武、孙立人都可来插手，这事不好办了。他立刻同意我的意见，说明他不是一介武夫。
三、有次他请我到他家晚餐。我如约前往，另有两位客人，一是行辕财政处长方群，一是行辕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关吉玉。开始廖讲东北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滔滔不绝，俨然一经济学家。他住嘴后，大家沉默一阵，我发问后，关吉玉才说出“在东北成立一个经济开发学术研究促进会。由军方牵头，官商民合作”。方群接着谈“以军事机关仿效日本关东军的办法欠妥，因行辕有东北经济委员会，主持人是张公权先生，我们又出来办个促进会，不大好”。廖、关便没说什么了。我打圆场说了几句要从长计议的话，餐会便散了。
四、1946年、47年，湖南遭水、旱天灾。我发起联络廖耀湘、邹静涛（行辕参议）等同乡，为家乡募捐。我邀请平津的京剧名角来沈阳义演。廖规定新六军中级军官以上，都要捐赠。我们所募捐的款项汇到长沙，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署名来信致谢。
五、1948年国民党政府竞选总统，程潜竞选副总统，我受程潜委托，曾在沈阳为之活动。廖耀湘是第一个热心拥护者，即派出新六军政治部少将主任从东北赶到南京为程潜助选。后程退出竞选，而成立“宪政协进会”以保留其政治资本，我与廖都是该组织的委员。可见廖的政治热情不低。
新生结缡吮苦果
廖耀湘原配为汪青，廖留法时在家病故，继配黄伯溶乃黄克强之女侄，留法征缅，夫唱妇随，聚少离多，而情深意笃。在东北时，夫人定居上海，亦曾到过沈阳。廖在黑山战役中被俘，羁押十多年，夫人黄伯溶先携子定一到台湾，后侨居美国。在人民政府1961年第三次特赦中，廖获得了新生，由于当时台湾与大陆还是敌对状态，与美国也未恢复邦交，因此廖黄音讯隔绝。廖由康心如先生介绍，认识了张赢毓女士，于1964年8月与张结婚。
廖为晚年生活安定有伴结婚安家，不料他却跳进了苦海。缘于文化大革命，张女士为中学教师，受“左”害颇深，自认出身清白，反悔嫁了个大战犯，在人前矮了一截，划不清界限，受嘲受气，在家对廖十分冷酷，遇事即大吵大闹，日夜不安。廖耀湘婚姻的不幸，加上文革的政治逆流，许多老友在文革中遭到劫难，使他对国家对个人前途，失去信心，因此精神非常痛苦。1968年12月2日散步归来，在距寓所不远处，突然心脏病发作，晕倒在地，邻居发现，搜出他口袋里的救心片，塞进他的口中，抬到家中抢救无效，不幸与世长辞，享年62岁。
全国战犯大集中
1955年以后全国各地的战犯，陆续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来了，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及廖耀湘等共约五百多人都来了。
廖1948年10月28日被俘之初关在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念念不忘蒋介石、杜聿明的“知遇之恩”，又以堂堂中将兵团司令，沦为阶下囚，一时接受不了这严酷的现实，曾几次觅机自杀，以求“杀身成仁”，因此被脚镣手铐关押在一间黑洞洞的民房里。后判死缓，在东北绥化监狱关了三年半，继转押抚顺管理所一年半，1955年6月转到功德林来的。经人民政府的耐心教育及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的感召，才逐步安下心来。这时转到北京来，所处环境更好了。
一天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长姚伦宣布：为加速战犯的思想改造，创造早日新生的条件，才有这次全国战犯大集中，现在管理上作出新的重大措施：一是准许互相谈话，交流改造心得；二是成立学习管理委员会，由战犯选举委员多人组成，管理所指派一名主任；三、由战犯自办自管图书馆；四、战犯五百多人编成18个组，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五、由战犯自办墙报。
管理所这些新举措都得到廖耀湘的率先响应，如自办图书馆，大家推举庞镜塘当馆长，廖耀湘则自动报名做庞镜塘的得力助手。如办墙报，先后由陈远湘、李范群和我负责，廖耀湘也主动来协助我们。又如学习讨论、劳动生产、文娱活动等，他无不事事带头，于是战犯们呼之为“带头羊”。又由于他学习努力，为人诚恳，有书生的天真本色，学理论肯钻研，故人们又呼之为“书呆子”。他均坦然受之。
这时由相互隔离变为可自由交谈了。有次他对我说“刚来功德林时我关在单间里，出来放风，常听到一位长沙口音的人在读报或讨论发言，我便判断出十有八九是阁下。”我说：“正是，我比你们早8年就到了功德林，我常从遮阳木板的缝隙里看到你们放风，其中就认出你和杜聿明。”他大笑说：“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廖在功德林呆了两年多，又转到秦城监狱，直到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后到红星公社劳动一年，1963年初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4年12月吸收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于是，他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可他一直没有忘记我这个尚在羁押中的老朋友。
拳拳尺素掬真情
廖耀湘自特赦后到1968年逝世为止，先后来过五封信，封封都是密密麻麻的三、四页。我曾把他以及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等人的来信，装订在一起保存，不料我被特赦时未能带走，此为憾事。回忆他的信，与其他人给我的信相较，有其大不同处，即他有什么说什么，实事求是，肝胆相照。其他人的信，往往转弯抹角，其真意要我去捉摸、估猜。他的五封信，基本内容我还记忆犹新，择其荤荤大者，略述于后。
一、第一封信，仔细描述了他特赦前的急躁心情和特赦后的喜悦之情，安慰我说特赦并非幻想，也不是靠开后门，而是靠自己努力争取，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毛泽东对陈明仁说过，战犯本是各为其主，特赦有先后，只是时间问题，这对于消除我们战犯之间的埋三怨四的心理，增强改造信心，起到良好作用。
二、信中曾介绍他们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是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他们可列席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的会议，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信中说：“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后来者都是还可以居上。”
三、来信中曾介绍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经美国来大陆，夫妻团聚了。介绍了王耀武、宋希濂、杜建时、沈醉等老友，均建立了新家，他自己也和张女士结了婚，他笔下有着特别的风情，简洁数笔就勾勒出失偶者的悲苦和得偶者的幸福，由隔世之忧到出乎意料的人间情趣，有如看电影喜剧似的福从天降。这些信息，使我们欢跃无状，奔走相告，传为美谈。
四、有次信中，写了近万言，详细描述了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了一百多对夫妇庞大旅游参观团，其中有起义高级将领，有知名爱国人士，更多的是特赦人员，如杜聿明、溥仪等，游遍了东南各地。还特别提到在上海，把我的三个小孩由阿婆带着，邀到上海大厦参加餐宴。我的老伴已去世，三个小孩由阿婆照看在上海读书，这次让他们与许多黄埔同学的伯伯叔叔们见了面，我读到这时，不禁热泪潸然，使我们这些在押战犯深受鼓舞与感动。
五、他在一次信中说到周总理很关心我，问到我的身体和情绪。又说到周总理的胞弟周恩寿先生找到他，打听我的情况。周恩寿先生现在的名字叫周佥宇，自称在黄埔四期受训时是我好友，北伐时与我同在西路军服役。信中说到有次朱德总司令问他，认不认识文强，他说岂止认识，而且是老球友、老同学、老同事、老同乡。朱老说：“1926年文强曾随我入川，1927年南昌八一起义时，他是第三师特务连少校连长，你知道吗？”他这一说，廖耀湘就答不上话了，廖要我直接给朱老写信。我想我不但应给朱老写，而且应该给周总理及其弟周恩寿写。但反复思考，又觉不妥，如去信，这些领袖人物对我这囚徒的信，怎么处置呢？岂不给领导为难，所以最后决定不写。回信告诉廖，廖也以为然。
廖在来信中，先后附了几首旧诗，可能鲜为人知，兹抄录于后：
《观黑山阻击战影片后感怀》
卫帅早降曹，疑心梦朝朝。
黑山狙击战，口袋岂能逃？
悔未战仁死，无可论天骄。
楚囚逾十载，相对泪如潮！
《望赦之悲》
岁岁花开又花落，年年翘首我心悲。
辽河西望伤心地，寒雨连宵只泪垂！
战阵而今思往事，白云深处不知归。
天涯问讯无消息，日暮风沙吹柳堤。
《寄意赠念观学长》
回忆羊城初识荆，几多乡谊几多情。
人生道上难安枕，柳暗花明路万程。
《喜见焦实斋老友》
实翁家宴喜相见，寄语拳拳问故人。
我道故人天欲健，回头是岸显精神。
续话旧事慰亡灵
一、我于1975年3月获释，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果如廖耀湘所言，甚感欣慰。当杜聿明来前门饭店与我见面时，论及王耀武、廖耀湘等老友俱已作古，不胜唏嘘，如说杜的知遇为徐庭瑶，则廖的拔擢乃杜聿明也。杜对廖知之甚深，说廖刻苦好学，意志顽强，生活严谨，戎马一生不失书生本色，胸怀韬略，藏而不露，有大将之才。随他昆仑关痛歼日寇，印缅抗日，扬威异域，也随他在东北覆灭，被俘后又同获新生。盖棺论定，对国家，对民族，功过交织。又忆及他在功德林写交代时，没写昆仑关一役，战犯管理所长要他补上，说他不写这一节，是不完整的，说明共产党实事求是，功过分明，对国家对民族作过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二、1985年秋，我应原新六军副军长刘建章、国民党国大代表蒋志云夫妇之邀，访美探亲，在美国逗留了100天，游历了10个洲，得悉廖夫人黄伯溶女士侨居美国，在刘蒋夫妇陪同下，我专程去拜访了廖夫人。她与我是长沙老乡，乡音未改，又与我同年出生（黄女士是1905年2月生人，比文念观大2岁），越谈越亲热，在她的寓所看到其父（廖之泰山）为廖的一生撰书的十首赞诗精裱悬挂在客厅。她为欢迎我，将其子廖定一、媳欧阳蘅携孙男安国、孙女安来咸来与我见面。并把公寓里我的老友、旧部肖焰文、张宝全夫妇、刘省吾、包赞君夫妇，邀来与我欢聚共餐。当我作答谢宴会时，廖夫人没来，定一夫妇致歉，并说他妈妈在台湾进过神学院，是虔诚的基督徒，本日是她布道的日子，所以不能来，请我原谅，并举杯向我敬酒。我对廖夫人表示敬意，赠了她一个“王母娘娘”的称号，她高兴地接受了。廖定一，不负父望，已是个出色的工程师了。廖之遗孀、子嗣，幸福地生活在大洋彼岸，廖君可安息矣。
三、我刚任文史专员时，一天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女士（那时她为全国政协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我敬礼，称之为“师母”，她很高兴。问到我与台湾高层人士，哪些人关系较好而有联系，我作了回答。她说对台湾问题，要寻求和平方式解决。谈论多时，她又要我坐下来，问我：“廖耀湘在黄埔六期时，是不是共产党员？”我答称：“不知。”她说：“廖特赦后，曾向周总理和我写过一封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不久文革风暴突起，这事就搁置下来了。”说完，慈祥地望着我，似有无限感慨。停了一会儿，她挥手说：“你可以走了，只是希望你不要忘记，以后有谁为廖耀湘写史或写纪念文章时，将我今天所说的，写上一笔。”
因此，我在结束本文并深深怀念周师母时，要重重地写上这一笔！
录自《廖耀湘专辑-新邵文史第十辑》
录入校对：第N个日常
来源：《抗日名将廖耀湘：新邵文史第2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