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青年远征军赴缅抗日
回到目录页黄义方
我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受的是抗日教育，读的是抗日教科书，唱的是抗日歌曲，听到的是日本蹂躏沦陷区人民的暴行。在我幼小心灵里种下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在我读过的课文中，民族英雄戚继光消灭倭寇、岳飞“精忠报国”、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对我启发最深，刻骨难忘。
1944年初，我中断了南充师范的学习，到重庆投考待遇较丰的邮电学校。当时，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宣传抗日救亡的声势自然较南充营山浩大，工作也较细致深入。敌机经常轰炸重庆，造成不少悲剧。日寇在沦陷区的滔天罪行各种报纸不断披露，耳闻目睹，点燃了深藏在我心底仇恨日寇的火焰，决心投笔从戎，报效祖国。这时，正在号召知识青年参加青年远征军，为这事我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有人劝我，说印缅战场生活艰苦，上战场弄不好会送命。我想，中国国土不能让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国人民不能长期任敌人欺凌，有国才有家，国破使家亡。即是战死沙场，我还有三个弟弟；我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是吃惯了苦的，我毅然到军政部报了名。报名后验了学历证件，检查了身体。被接纳分配到军政部教导第三团一营三连当下士学兵。军营在重庆江北鸳鸯桥，团长是曾鲁。
志愿报名参加远征军的，大多数是出于对祖国赤诚。我们连便有杨志遥、钟换文等60多名原是资源委员会的年轻技师、技工、工人与学徒，为了抗日救国，他们放弃了生活待遇及工作条件都很好的工作。连里还有职员、大学生，也还有师长的儿子。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来。
教导团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都要操练队列，严整军容，还要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个人的前途，以鼓舞士气，稳定军心。出发前，我们参加了慰问会和欢送会。会上，慷慨激昂的讲演词，使不少热血青年摩拳擦掌，决心与盟军并肩杀敌，打通滇缅公路。
1944年5月上旬，满载青年远征军的车队，沿成渝公路向成都行使。浩浩荡荡的车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风尘滚滚，气势庞大。车队走州过县都受到热烈的夹道欢送。这盛大的迎送场面，使我们受到巨大鼓舞。欢送的人群看到这么多青年学生，志愿远离爹娘到外国去打敌人，既受到了爱国教育，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力量。不少妇女揉着眼泪说：“没有日本的侵略，这么年轻的娃娃，怎么舍得离开父母走向远方”。
到了成都，我们受到各界的欢迎比重庆更为频繁、隆重与热烈。无论我们走到那里，不管是商店营业员，还是馆子里的堂信，他们总是笑脸相迎，连警察、宪兵见了我们也意外地客气。不少人都这么想：群众如此关重我们，我们应以爱国的实际行动证明青年是值得关重与信赖的。在成都等飞机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些患得患失的，趁这时管理松懈悄悄溜走了。我们这些真心实意要为国杀敌的人，这时想的是，将要远离亲人了，是否能再见面？心里烦躁难安，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但我们的去心还是坚定不移的。
在成都新津机场，我们终于轮到上飞机了。那时正是炎热的六月，却给我们每人发一套棉衣穿上，否则不准上飞机，因为飞机要从珠穆朗玛峰侧飞过。起飞不久便不热了。当机翼下是白茫茫一片时，我们便寒栗起来。到了印度丁江，飞机停稳。机舱打开一股热浪迎面扑来，热得人心慌意乱，这骤然的气温巨变，真叫人受不了。
丁江的接兵部队，要我们把衣服全部脱掉，洗澡后一律发新服装，并做了很多消毒灭菌的工作。接兵的少校，虽也是中国人，但没国内军官那么和气。他生硬地给我们约法几章，不准离开营房一步。到处是热烘烘的，心里是乱哄哄的，我躺在帐篷里，什么地方也不想去。
新兵交接后，接兵的把人分散接走了。有的学宪兵，有的学通讯兵，有的学工兵，也有学炮兵的。我们这批400多名便分到新六军22师当步兵。22师师部当时住缅甸卡盟，师长是李涛。师里为了把我们这批学生训练成为有杀敌本领的军人，由师参谋长赵照从分师调了一批有文化、军事又好的军官，组成学生大队，大队下分成三个中队，按年龄分到一起，进行严格的步兵训练。
由于骤然进入热带，我们象热锅上蚂蚁，总感到油煎火燎的。在灼热的阳光下，上午要进行各个基本步伐训练和班训练，下午还要到野外去学习如何利用地形地物保护自己攻击敌人以及挖散兵坑、修简易防御工事等。酷热的气候己使我们吃不消，严格而繁重的训练更使我们苦不堪言。可是我们信服一个道理：训练时多流汗，战场上便少流血；没有过硬的杀敌本领是无法战胜日寇的。大家咬紧牙，专心地学习，比在校读书时努力多了。
生活中最使人头疼的是疟蚊和蚂蝗的叮咬。一到黄昏，头上要戴防蚊罩、身手要擦防蚊油。每天还要由区队长监视着吃很苦的黄色防疟疾药片，不然得了恶性疟疾是相当危险的。缅甸的蚂蝗是长在草丛里的，每次野外训练，大家都想法把一身收拾得天衣无缝，可蚂蝗还是无孔不入。每当从野外摸爬滚打回来，总有人从衣服的血溃处发现身上有吃得胀臌臌的蚂蝗。
一次武器课上，教官讲排出武器故障。讲完后教官叫人把眼睛蒙得严严的，只见他用三分钟时间把冲锋枪拆完又装好，用五分钟时间把轻机枪拆完又装好。我们钦极了，多么盼望自己也有那么熟练的技术。因此对本师的老战士也是肃然起敬。
战场上抗日的捷报，时时鼓舞着我们刻苦训练。最使我们振奋、自豪和解恨的，是两月前22师在盟军飞机的配合下给日寇的那次惨重打击。原来离我们营房驻地和训练活动场地几公里以外的地方，两月前（1944年6月16日前）还是日寇顽固据守的阵地。结果被新六军22师端掉了，成了我们现在的训练基地。虽然早已打扫了战场，但是从被我军炸得稀烂的汽车、装甲车、坦克、大炮的凌凌乱乱的场景，可以看出当时战斗是异常激烈的。从敌人丢弃的各种军用品可以看出，他们已被打得狼狈不堪，只顾怆惶逃命。在我们野外训练，挖散兵坑、简易防御工事时，常常掏出些敌人来不及烧掉的日记本和书籍。只因我们不认识日文，没多去注意它。在草丛中的东西更多，我们怕蚂蝗，也怕长官说我们学习不专心，就没去收捡。我们学习侦察搜索时，也常发现日军隐蔽起来的东西。休息时，一些同学去找战利品，总是有收获，不过都只捡些好看的好玩的。
部队经过休整后，新的攻势开始了，我们这个学生大队的训练也相应结束。年龄稍长、身高体壮的，分配到步兵连。我们这30多个年龄小的，分到22师直属部队特务连，成为第三排。在以后的战斗中牺牲了几个学生，师部便把学生全部调到直属部队。听说军政部有令，学生的牺牲率不能超过2%。
为了奇袭敌人，22师是穿过原始森林去作战的。前卫和工兵在前面开路作记号，指挥行进方向，遇上难攀登的山路，便挖几个踏脚坑，遇到难涉的水，便砍几棵树横架两岸，铺上点细枝叶。这便叫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除了山炮用马驮，一切全是靠人背肩扛。
我们这些娃娃兵算是照顾对象，背得轻些，除背自己的行装、枪枝、子弹、米袋、罐头外，还要给战斗的一线部队背机枪子弹等。这时没有经过行军锻炼的我们是吃不消的。背不起，走不动，红肿的肩头象针刺一般。幸好我们的班长、排长性情温和又有耐性，他们帮助背、陪着走。可是行军是要赶时间的。连长看到大家走几步歇一歇，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学生，简直是来送死的”！我们只好忍受着坚持前进。
说也奇怪，沉重的背负，艰难的山地行军，并没把我们这些娃娃兵压垮。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这种生活。力气在渐渐增长，筋肉在慢慢地结实，在行军队列中逐渐响起了笑声，并开始了独立执行任务。这使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后退路，只有前进心，要杀鬼子，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就这样，我们闯过战时军人生活的一道道难关。
只要行军一停，不要班长操心，便迅速放下背包，有的扯青草垫床铺，有的砍树枝搭蓬架，然后拿出军用胶布往草上一铺，便成了软绵绵的床，胶布往蓬架一搭、捆紧，便成了遮雨蔽日的帐蓬。如果把胶布往身上一围，便又成了雨衣。我们的任务是分班独立执行曾戒，在紧要路口放哨保卫师部安全。我们放哨很认真，都知道要是敌人混入师部是不堪设想的。在原始森林里，只要走出10来步远，视线全被树木挡住，什么也看不见。深夜站岗，更显得阴森恐怖，一听到鸟啼兽鸣便会毛骨悚然，好在到处都有人，我们以此来壮壮胆子。
在原始森林里行军，我们走到那里，联络的飞机便飞到那里，林深树茂，飞机不一定看得到我们，但联络官和联络的飞机不断对话，盟军司令部对我们的情况还是了如指掌的。
行军到一定时候，给养便要补充了。这时工兵营便派人选一块较平坦的地方，砍掉一些树，把空地显露出来，用信号布摆成规定的联络符号，联络官发出电报，联络飞机先飞来，盘旋一圈又飞走。不一会，运输机飞来，绕飞一圈后，便打开机舱把大米、花生这类笨重物品掀下来，较贵重易残损的使用一个或两个降落伞降落下来。这守护空降场的任务，经常落到我们肩上。来空投的也经常是那架飞机，虽然一是天上，一是地上，次数多了，我们也就熟了。每当空投完毕，飞机绕最后一圈时，空投员总是站在机舱门边，和我们挥手，做个鬼脸，表示招呼。也许因为我们都是异国他乡人。
联络官全是美国军队的，大都懂汉语，有的还较精通，至少也会日常用语。我们远征军中懂英语的大学生便当了翻译官。联络官用的东西都是高级而轻便的，到宿营地的时候，只要把吊床的两头往两棵树上套好拴紧，蚊帐、床、遮雨的蓬便都有了。有时他们也来和我们交谈，听不懂，便手比笔写，互相找些生活乐趣。当时我为了使自己精神与生活充实些，便把发的解便纸钉起来作日记本。一个联络宫经常来看我写日记，他见我的笔不好，还送了我一支派克笔，这对我也是个鼓舞。可惜那些日记没能保留下来。
当时我是列兵，也是个不很懂事的小青年，没有报纸看，上级叫做什么便做什么，多半时间是在森林中渡过的，除了自己的活动，其他情况不可能知道很多。但是时间长了，凭我们经验也能猜到一些。比如师部行军中途停下来驻的时间较长，联络机来往频繁，联络官匆匆忙忙，深夜电报声多，准是要打仗了。当时士气旺盛，对战斗胜利充满信心。战斗前是美国飞机扫射、投弹，当时最厉害的战斗机是双机身的“黑寡妇”（我们这么称呼），当它从空中掠过，声音又尖又噪，使人惶恐。飞机过后，是大炮的轰鸣，重机枪、轻机枪的咆哮。步枪响后不久便渐渐沉寂起来，意味着战斗胜利结束。我们把这叫战斗“四部曲”。特务连始终只听枪炮响，从没参加过一线战斗，因而只能从战斗留下的痕迹来判断战斗规模的大小和激烈的程度。以后战斗便越来越少，侦察得来的情报，往往是某地二十天前或三十天前有日本鬼子。
走出森林后，我们驻扎在孟拱郊区的森林边缘。这时，我们的任务是维持军纪。三、五个一组，到郊区居民住地巡逻，不许本师官兵骚扰当地居民，并查禁赌博和违犯军纪的行为。本师的人确实惧怕我们，因师长治军很严，军纪严格。一次我们在树林僻静深处抓住五个赌博的军官，其中一个还是少校营长。班长好孬不开腔，我们毫不徇情地把他们押送到师部。这事引起了轰动，有赞扬，也有指责。我们觉得维持中国军队在国际上的严明军纪，是天经地义的，没有错。
一次，我和钟英、郑克成三个人，每人拿一支冲锋枪离队外出，为了不迷路，我们边走边劈树作记号。我们天真幼稚地幻想能捉住日本的探子，要不打死一只老虎或一条巨蟒也行，这也许是渴望杀敌的心理，在旺盛的士气的鼓舞下，产生的幼稚行为。结果什么也没碰到，遇到的总是猴群。我们便打起猴子的主意，能捉住或打伤打死几只也行，打死了便尝尝猴肉的味道，一直吃罐头的我们，太想吃新鲜肉和蔬菜了。猴子鬼得很，不管我们怎么隐蔽前进都被发觉了。我们一生气，便瞄准射击，一只猴子尖叫“哦哆”发出警报，几百只猴子都叫起来，攀着树枝惊逃，森林中发出哗哗的排山倒海似的巨响，数不清的猴子转眼便藏匿得无影无踪。为此我们违反了军纪，受到严厉的训斥。
我们巡逻或行军的时候，一遇上英美印缅盟军，他们总是翘大拇指齐声喊：“中国兵挺好！”这简单的赞扬是用生命、英勇和智慧换来的。中国军队无畏的精神和辉煌战绩是盟军公认和钦佩的。远征军确实是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国威，我作为远征军中的一员感到自豪。1944年10月中旬，我们到八莫附近去守空降场。听说八莫是“不毛”的谐音，孔明深入不毛七擒孟获就是这里，这里的山头人便是孟获管辖部落的后代。当然这要历史学家考证，不过这里的土著人是知道诸葛亮的。山头人家只要生了孩子，亲友们都要送铁炼钢打刀。山头人都是赤脚，腰背一把刀，作为防身武器。
不久，我们奉令去孟拱附近守空降场。去时还是一块平坦辽阔的荒原，不多会，来了一连工兵，花半天时间，便修了一条笔直平整的临时跑道。联络机来了，低空盘旋了两周飞走了，不多时运输机便降落在这跑道上。飞机舱门打开，一台台开山机、推土机开了出来。一下飞机，这些机器就开始工作，不几天一个临时性机场便修成了；探照灯、高射机枪、高射炮也都部署齐了。机场上还停了九架战斗机。接着便是一架架运输机不停地降落和起飞，一连连士兵来了，然后又坐飞机走了。原来国内战事紧张，形势危急。
这时，日本飞机极力空袭、阻挠我军空运回国。一天夜里，空袭警报一响，盟军迅速进入布满高射炮、高射机枪、探照灯的阵地，战斗机同时呼啸升空，我的心顿时紧张起来。但也盼望日本飞机来，能亲眼看看空战也可使好奇的心理得到满足。结果这些飞贼见势不妙，便夹着尾巴逃跑了。这事使我体会很深，国家要强盛，必须有先进的科学和发达的工业。中国出人，外国出装备打仗，我国会永远处于被利用被控制的地位。
美国也许是为了获得中国的好感或显示自己的强大，让中国永远受他们的控制利用，给四国部队加强了装备，还给全体官兵发了呢质军装。回国后，少部分人觉得神气，甚至看不起兄弟部队。这些人穿了别人给的衣服，便看不起自己的亲人，忘记了自己也是中国人。我们这些守机场的回国较迟。记得1945年的元旦是在回国的飞机上渡过的。我们在云南沾益机场下飞机后，便乘车到师部的驻地曲靖中学。这下我们才算结束了野外住帐蓬的单调生活，才揭开森林绿色帷幕认识了师部的一些人。这时我们也才了解，祖国湘桂战场吃紧，衡阳沦陷，连贵州独山也落于敌人手中。这不利的形势，严重地威胁到重庆的安全。蒋介石慌了手脚，才把远征军新六军从缅甸调回来。为了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彻底战胜这些万恶的强盗，又把新六军空运到湖南芷江，摆开战势，向湖南日寇发起猛攻，鬼子见势不妙，迅速龟缩兵力，負隅頑抗。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我们更是心花怒放。9月3日，我们亲眼看到日本飞机拖着两条表示投降的白带，听说是载着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在芷汇机场降落到指定的地方，向盟军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这就是发起罪恶战争的侵略者应得的可耻下场。
滇缅公路打通通车了，日本投降了，我们投笔从戍的任务己完成。根据参军时的承诺，当时我正做着一个甜甜的但一直没有圆得了的大学梦。
来源：营山文史资料第2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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