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廖耀湘相关的文字资料合集

Memorial for General Liao Yaoxiang

    新一军的少校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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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佑

    (此处前置内容省略)

    到利多才个把月,前方一连的翻译官被炮弹片打中大腿,我又得去顶他的缺,这下真的上了火线了。告诉你,前方的利多离火线远着呢,有几百里,火线上师部、炮兵阵地、步兵线,又都相距几里,并非到处都是很危险的。

    一般每师有两个炮兵营,每营配有七十五毫米口径榴弹炮十二门,这种炮比较小,可以拆卸,便于骡马驮运。三十八师多一个炮兵营——炮三营,配的是一百零五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这种炮不能拆卸,只能用十轮大卡车拖。由于三十八师负责翻山迂回,二十二师廖耀湘部负责沿大路正面攻击,他们没有这种炮,所以孙立人师长派了炮三营第一连带四门炮去支援。上到前线不久,连里原来的翻译官不幸被鬼子炮弹弹片打中大腿,幸好被裤袋里的打火机挡了一下,弹片没有伤到骨头,只是嵌在肉里,就这样也够他受了。我被派去顶替他的工作,于是我便离开了三十八师和我的联大老师、同学,只身来到二十二师的第一线。

    一连连长冯浩和连副老王都是年轻人。王原是南京金陵中学的学生,八一三以后逃出南京才参军的。他们对我很好,使我少吃不少苦,少出很多洋相,更避免掉许多危险。据说有一位翻译官初次上火线就遇上不友好的军官开他的玩笑,骗他说:火线上十分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斗,所以晚上睡觉不能脱衣裤鞋袜,连绑腿都不能解开。为了装得像,那军官当着他的面和衣上床、下了蚊帐、熄了灯,再从背着他的一面下床、脱掉衣服睡觉。这位翻译官信以为真、穿着大皮靴和衣而卧,吓的一夜都没睡着,从此传为笑柄。那日子可不好过啦!没上过火线总以为战士们一天到晚都在放枪放炮,其实前线上平静的时间多。双方互相试探侦察,搞清了敌情,然后拟定作战计划。还要申请弹药和支援,例如空军来轰炸扫射哪些地方、轰炸各个目标的时间表,重炮轰击哪些地方、打多少发炮弹等等。纸北丛林里交通条件很差。一下雨路就断。像我们用的炮弹和给养常常都是空投下来的。为了准备一次战斗要花个三五天不稀奇。但是打起来有可能只持续几个小时,一小时以下的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是说我方进攻的战斗,还有敌人进攻我方的战斗,那就难以预料了,不过一般时间也不长。尤其是炮兵,在两次战斗之间是很悠闲的,大家都无事可干,没有书看、没有人聊天、没有地方可去,抽烟抽到嘴都发苦了,怎么办,我就老是煮咖啡喝。一天要煮三四回。煮咖啡的方法也是你想不到的。一发炮弹就像一粒枪弹,前面是弹头,后面是弹壳,弹壳里的火药分成几包,每一包上都有号码。我们的炮弹有大大小小七包火药,在准备射击时,根据目标的远近和要求弹道的高低,取出几包不用。这些药包里装的都是TNT黄色炸药,做成米粒大小的七孔圆柱形颗粒。莫以为炸药危险,其实它还是很安全的,它只在雷管引爆时才会爆炸。如果你将它少量地投入火中,它将吱吱地燃烧而不爆炸。我们在地上放三块石头支好锅,锅下放些废纸,先把纸点燃,用三个手指捏起一小撮火药投入火中,那火顿时就旺起来。在火力开始减弱时,再投一小撮。水一会儿就烧开了。这样烧水又快又省力,还没有烟子,燃烧绝对完全,没有一点污染。你用过这样贵重的燃料烧开水吗?当心!可别抓一把火药投进去,那是要爆炸的,听说足以炸死人!

    雷管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摸都别去摸!如果你的营地选得好,比方说正在小山后面土坎底下(哦,想起来了,褚仕荃先生教过,这叫阴空),鬼子突然开炮打你了,你完全不必惊慌,更不要着急,他们每次撤退前都要先把手头几十成百发炮弹打光才走,一时三刻不会停止的。

    你最好安心煮一大壶咖啡,靠在床上一面品尝那香喷喷的咖啡,一面欣赏那炮弹飞过来时的啸声和爆炸时的震响。和同伴们议论鬼子这发炮弹打偏了、那发炮弹打远了,数数鬼子打了几发炮弹了。那份安闲适意与捧着一杯美酒在手听命运交响乐又有什么区别!可是话又说回来,你可千万要当心,此时绝莫乱逛,如果你擅自离开了你那安全的小阴空,保不定会中头彩的!榴弹炮炮弹的弹头装的引信是带保险的,只有经过来复线使弹头高速旋转后保险卡钩才会松开,所以没发射过的弹头是安全的,发射过的弹头嘛离它越远越好。一般都把引信调到延时零点零五秒,使弹头穿入地面深一点再爆炸,所以弹着点会有一个坑,如果打中工事,破坏力就大得多。你看那弹坑都是锥形的,说明杀伤范围就是这个锥形的延伸部分。所以你趴在地上就比站着安全得多。如果炮弹打在树上,这个锥形的顶点是在空中,弹片沿着锥形向前向下飞散,杀伤范围就很大了。所以如果你是在树林里遇到炮轰,一定要迎着敌人的方向跑出树林再趴下。如果发射时仰角很小,弹头着地时就不能穿入地面,反而弹回空中才爆炸,那就叫跳弹,和打在树上一样,要杀伤一大片了。

    我到达一连的第二天早上便同冯浩还有一位美国联络官去找二十二师参谋长,跟他们去第一线了解情况。一行十多人走着走着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地边上,这里的草齐胸高,是大象最喜欢的食物,叫象草。前边有座小山,路擦着山脚向前伸延,路上静悄悄的什么都没有。参谋长看见地形很好,料到前面有敌人。见路旁有两个士兵坐在地上休息,就问:“前面有鬼子没有?”小兵回答说:“不知道。”参谋长大怒,说:“前面敌情都没搞清楚就敢在这里偷懒,还不快上去看!”两个小兵端起冲锋枪弯下腰往前走,才走出五六十步,哒哒哒哒,鬼子的重机枪响了。冯浩连忙叫我走进草丛中坐下,他说有这样密的草,子弹穿不了多远,坐下来等参谋长做出决定。上前面去侦察的两个小兵回来报告说,敌人在山脚下有工事。过了十几分钟,突然听见前方叭的一声,接着我们后面又嘭的一声,冯浩说这是枪榴弹,就像是手榴弹,不过它是借步枪把它“甩”过来后才爆炸所以甩得远,如果是在身边爆炸就没命了。我于是又跟着他往回走,离开了子弹能打到的地方,找个地方呆下来。这就是我的火线处女航。此后三天两头我就和冯浩跟着参谋长这样跑一趟。有一天我们正站在一片树林里说话,突然鬼子那边嘭的一声炮响,接着弹头嗖嗖地啸叫而来。声音越来越响,声音也从连续的变成断续的,越来越刺耳。冯浩喊声:“不好!”一把把我推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我头还没着地便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随着头上身上感到沙土打的疼。等定下神来爬起身一看,但见我左边不到十米处一个美军军士仍然俯卧在地上,他是一位非常高大强壮的黑人。弹片击中他的头,夺去了他年青的生命。如果不是冯浩推我一把……从此我知道了注意老兵的动作,反应敏捷就是保全自己最重要的本领。但是切不可惊惶失措,有一次也是在树林里,突然鬼子一声炮响,但是弹头飞行声音较柔和,没有那种断续音,那是炮弹打得太高太远,不会有危险了。可是一位美军少校联络官却拼命缩到大树下,两手紧紧地拉住钢盔,恨不得全身都挤进钢盔里去。大家虽然没好意思笑,但是他自知失态,几天后就被调走了。在前线最被人笑话的就是胆小怕死了,要避免成为笑柄,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注意那些老兵的行动,你跟着他们做决不会吃亏。

    当炮兵比较安全,不在第一线鬼子看不到你,用步枪和小炮都打不着你,你更不用冲锋肉搏。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的,支援二十二师的还有一个重炮连,他们的四门炮是一百五十五毫米口径的榴弹炮,每颗弹头就有九十磅重。他们直属驻印军总司令部炮兵团,由美国的炮兵指挥所直接指挥。他们的阵地虽与我们不在一处,但相距不太远。他们的翻译官曾告诉我,鬼子大炮的弹片正好打在他的吊床正中间,把毛毯打了两个洞,吊床也打穿了,亏得是白天、床上没人,要是有人,准打死了。还有因为误操作而死人的,我们连有一次奉命射击,因为使用的炮弹是空投下来的,弹筒被撞变了形,塞不进炮膛里去,炮手们性急,用一根棍子敲,不幸敲中了抵火,炮弹爆炸,弹头卡在炮管里,炮弹筒的碎片向后飞散,把站在炮后的四个人都打死了。那是我平时常站的地方,幸好当时我有事不在,幸免于难。

    在美军炮兵指挥所工作的翻译官老陈,他父亲是医生,跟我老爸是好朋友又是同乡人,很熟的。他被派去跟着炮兵指挥官史莱令少将。少将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常常开着一辆吉普车,带着老陈,两个人到处乱闯。有一天清早他们被士兵拦住,说前面己经没有中国兵了,老头子就下了车往前走,老陈只好跟着。当他们来到一片开阔地时,老家伙大模大样地走过去了。老陈远远地跟着,才来到开阔地中间,突然“啪啪”,原来被鬼子发现了,用机枪打他,他赶快趴在地上。虽然没伤着,可是只要稍一抬头鬼子就打机枪。他只好紧紧贴着地皮趴着,任他风吹雨打太阳晒、苍蝇叮虫子咬,汗水淌到眼睛里也不敢擦,一动也不敢动,一直等到天黑才能爬回来。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一次跟我们连的联络官浮士德上尉上前方去,到了一处山口,下车步行穿过一段二百米长,暴露在敌人火力下的山路。他背上背一部无线电步话机,那年头还没有半导体,那部机子是用手指粗的十八个真空管做的调频式机,还连着一块大干电池,足足有十六磅重,在当时已经是很先进的了。他比我官小所以总是他背。我们走了约五十米,敌人开火了。不但有机枪,还有小炮。这种炮,弹头的速度接近声速,炮弹出炮口声和弹头着地爆炸声几乎同时到达,中国兵把它叫做“咖孔”炮。这种炮威胁最大,当你听到炮声时弹片可能已经打穿你了。遇到它要躲是来不及的,只好全凭运气了。浮士德和我一先一后,各人都是趴在地上听着,没有枪炮声了就突然跳起来向前跃进一两步又突然趴下。等鬼子发现我们跳起,用枪炮瞄准时,我们早已趴下。但是鬼子对我们的每一次跳跃都要打两炮并扫射一通,炮弹打得近时,炸飞的石子土块打在身上还真疼。有一次浮士德爬过来说背上好疼,叫我帮他看看有没有伤。我笑他说,有步话机挡着哪里会有伤,一定是步话机撞痛的,他想想也笑起来。浮士德是西点军校毕业生,正规军人,比起那些预备役的军官来大大的两样,这次也小小地吓晕了头。回来又经过这里,再领教一次鬼子的炮火。有了通过封锁线的经验也就不觉得怕了,反而觉得像儿时捉迷藏似的,一心只在想应该何时跳起,何时趴下。每次跳起时都很紧张,趴下后感到成功的巨大喜悦。我一辈子没赌过钱,赌钱时押上全部家财而且赢了,不知是否跟我跳起与趴下时的紧张与喜悦相似?小时看过卓别林的《从军记》,记得最牢的一个镜头是:他在战壕中拿着一瓶香槟酒,苦于没有拔塞器,喝不成。他把酒瓶向上高高举起,德国人密集的机枪马上把瓶颈打掉了,酒沫直淌下来。他悠闲地站在战壕里喝酒,子弹打不着他,所以看着很酷,如果他像我那样无遮无拦地在路上跳着躲炮弹怕也酷不起来吧?

    对那一五五大炮不能不说几句。那炮虽然大,但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产品。它的炮弹只有弹头没有弹筒,每次发射都要把弹头上的吊环取下装上引信、推进炮膛、再放进火药包,还要装上抵火、关上炮栓,然后才能发射。炮身在炮架上几乎不能转动,要想改变一下射击的方向都只能用人力去搬动尾架,尾架很重,用三四个人搬动又慢又难精确。一零五炮是新产品,炮弹上已装有抵火也有弹筒,炮身可在炮架上左右转动。更换目标时只消转动手轮不必去抬炮的尾架了。一五五这样老式的炮一定早已停产,这些炮也不知是从哪个废品仓库里翻出来的垃圾,拿来卖给中国真是欺人太甚了。不过我听过一个美国少校说:鬼子偷袭珍珠港时美国极其空虚,本土士兵都扛木枪出勤,如果鬼子袭击珍珠港后立即炸断巴拿马运河,使大西洋的兵力不能方便地调过太平洋来,并在西海岸登陆,必将势如破竹,二战可能是另一种结果。这话若真,给我们老炮也不容易了。

    你很可能没打过仗,让我来介绍介绍我们炮兵打仗的情况吧。每次敌人撤退后我们就要前进。联络官会拿来一套低空拍摄的地形照片。一般是飞机在规定的高度自动沿着大路一张接着一张拍的,每张比例尺相同,每一张和前后两张都有些重叠,拼起来就是一张精确的地图。从图上可以看到这段路的细节,虽说看不清小草,但是小树已经清楚可数。根据这套照片上敌人的位置,先要找一处炮阵地,当然主要是能杀伤敌人,但是也尽量保全自己的地方。我们的炮射程大概九千米,阵地应离火线两三千米。最好是在小山的陡坡背后,敌人大炮打不到的地方,如果没有这样理想的地方,那么就要找树丛背后,使敌人用望远镜也看不见,而且在晚上射击时也不能让敌人看到炮口的火光的地方,否则被敌人找到我们的炮阵地那就等着挨打吧!英军更考究,他们用的是彩色橡皮立体模型,比例尺大多了。定下阵地大概位置后还要到第一线去实地勘察。还要找一个能清楚看到敌人的地方建立观测站,然后把连队迁过去。来到新阵地先把炮架好,在炮的后方立一根标杆,观测员则到前方的观测站去选定一个明显的东西,例如一棵独立的树,一座小破房子作为原点进行试射。阵地上则根据照片找到炮和目标的位置,用罗盘及比例尺大概取一个射击的方向和距离,发射一炮。前方观测员观测到弹着点后发回修正参数,阵地上有位计算员要根据观测结果算出(一般是查表,也可以拉算尺)修正炮的方位角和仰角及药包数。炮手修正了这三项参数。连长或排长下令第二次试射···,直到满意为止(炮很难直接集中目标)。取这一点作为今后射击的原点。这时用瞄准镜对好炮后的标杆并把方向度盘设定为零度。以后要打什么新目标都由观测员在前方发回取原点向左或右多少,远近多少的数据,由计算员算出角度修正试射,到满意为止。读出这时的方向盘读数、仰角及药包数。这套数据保存下来作为一号目标射击数据。然后是二号、三号等等。炮兵用的角度是园密尔。鬼子炮兵有一手本事,他们从一门炮上很快打两发炮弹,使对方以为他们有两门炮。

    等到进攻那天炮兵指挥部发下射击计划: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空军来轰炸,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用几门炮,向哪一个目标,射几发炮弹等等。打到最后要发射一发烟幕弹,告诉前方步兵:炮轰现在结束可以冲锋了。你瞧,炮兵是不是象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无聊。装炮弹、射击、再装炮弹、再射击。别说看不见该死的鬼子,连自己的炮打着什么都不知道。一点英雄气慨都没有的。最快乐的一回,是在前进的路上,看见了被我们打中的鬼子榴弹炮,还有一个尸体倒在破烂的炮上。另一次看见一辆鬼子坦克,它的炮管被打穿一个洞,可惜不能完全确定是我们打的。

    在火线上呆的日子多了也就不怕了,我们常常要在夜里作骚扰性射击,一个晚上三次五次、每次四发八发,我都常常震不醒,被人讪笑。

    在蛮荒的丛林里呆久了感到非常寂寞。忽然有一天有人大声喊叫:“来看呀!来看呀!铁轨!铁轨!”我赶快跑过去看,真的,在草丛中露出一段生锈的铁轨来。这条铁路通向那里?是鬼子铺的军用轻轨,还是英国人铺的民用铁路?管他是哪个铺的,总之它说明我们已经快要走出蛮荒回到文明社会了。心里无比地高兴。

    在卡曼摧毁了鬼子的防守工事,推进到卡曼河边,因为是雨季,河水又深又湍急,没有舟桥,无法渡河我们只好在河边住下。另有一队美国兵也因无法渡河,住在我们左边。河里泡着一具鬼子尸体,被岸边枝条钩住,水冲不走。可能泡了不止一两天了,尸体胀得像气球。我们发现后面树丛中有鬼子,派了几个兵士去抓了来,见他又累又饿就给他一罐午餐肉吃。

    我们在河边住了一夜,早上起来看见美国兵向我们跑过来嘴里连连喊叫“Japanese”。一个兵跟着他过去,只见两个鬼子安安静静地坐在美军帐篷外边。知道是饿坏了,来投降的。就向他们招招手,他们就爬起来跟着他回到我们这边来。美国兵大为惊诧,原来抓俘虏这么容易。正打算给他们点吃的,没想到美国兵又跑过来,拉了两个鬼子就走。我们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又跟过去看。原来他们叫两个鬼子跪在地上,美国兵轮流端枪对着两个鬼子,另一个美国人在一张接一张地拍照。

    这些美国人都不是战斗部队的,也许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鬼子兵。拍张照片寄回美国骗骗老婆孩子或是女朋友,说自己如何英勇地抓到两个俘虏,显显自己的威风,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过了好一会美国人才把这两个鬼子送回来。

    原来美国兵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早上起来走出帐篷看见那两个人坐在地上还以为是中国人,就伸出大拇指说“顶好!”日本人不懂只好不响。那个美国兵觉得不对,仔细看才发现是鬼子。还要好笑的是几个鬼子流落在我们这边了,没吃的就到给养站去领给养,美国兵当了是中国人,每回照发不误。直到一次碰见真正的中国人才把鬼子抓住。

    在前线除了打仗之外我还要负责领给养,送伤病员上医院,送俘虏去指挥部等等与美方打交道的事。其中最难的是送医院,因为医生总要问些问题。好多名词我都听不懂,即使听懂了,那边中国人的回答我也常常不知英文是怎么讲的。我想起了我哥哥从德国回来后讲给我听的一则笑话。德意志帝国著名的铁血宰相俾士麦是一个极其严肃,极其少言寡语的人。一天生了病,就去看一位很出名的医生。不巧,这位医生是个非常细心非常认真的人。医生就问首相这里疼不疼、那里疼不疼,哪里不舒服?吃饭香不香、小便黄不黄、大便是稀是干?等等、等等。首相被问得不耐烦了,就说:“你看病就看嘛,干啥问七问八,啰里啰嗦!”医生笑着说:您不爱回答问题,最好是到我斜对面那家去看病,他们那里从来不问任何问题的。首相一听,大合‘朕意’连忙问是哪一位医生?这位名医回答说:就是那位著名的兽医。首相吃了瘪,只好乖乖地一一回答这位名医的每一个问题。我想如果我那时生病也只好去看兽医了。笑话归笑话,那些美国医生还真是个个都有本事的。即使我翻译得词不达意,甚至答非所问,人家依然能把病看好,你说神不神!

    缅甸天很热,人每天都要出很多汗,因此必须多吃盐,以保持血液的电解平衡,否则便会中暑。所以发下很多盐做的“药丸”,要求每天吃几颗以防中暑。我们有位通信兵不肯吃药,由于在外面架电话线十分劳累,出了很多汗,终于病倒了。发高烧说胡话,还抽搐不停。我吓坏了,开了辆车拼命加速,把他送到野战医院。那医院只是三四个小帐篷立在树丛中。医生一看便知道是中暑,也来不及考我的英文了,叫了几个护士七手八脚地抬着他往山坡上跑。来到一条小溪旁,把他脱光衣服泡在溪水里,额上敷一大块毛巾,嘴里插上一根体温表。溪水很浅只浸到他背部,护士们还不停地把水泼在他额上、胸口和大腿上,医生给他打完针便蹲下来看体温表。美国人用的是华氏度,当水银柱从几乎一百零五度降到快要一百度时便叫护士停止泼水。一不泼水体温便又往上升。超过一百零三度时又叫泼水。搞了三四遍后,体温升不到一百零二度了,才把他抬回帐篷里“住院”。半个月后他回来了,说是亏得我车子开的快才救了他一条命。

    一次在急救站看见一个人大腿被打了个对穿,医生打完止血麻醉止痛针,等几分钟,撕掉他的裤子,把两根食指一左一右同时插进伤口两头,像抠鼻窟窿似的一阵乱抠,明确没有弹片杂物,就往里倒磺胺粉。再把指头伸进去一阵乱纹,确定到处都有药了,就用带扎緊,等飞机来送走。像这样救急我都会做。有人把磺胺药叫做二战功臣。因为所有伤兵在露天的野战医院做手术时,医生在取出子弹或炮弹弹片后,都是往伤口里撒磺胺粉,包扎起来以后就用飞机向后方送。居然没有伤口感染发炎的,是它使无数伤员免于残废或死亡。

    医院跑得多了,我也长了不少常识。战场上个个都是棒小伙,要生病无非是拉肚子、打摆子,伤风咳嗽不算病没有人去要咳嗽药水的。所以我把病号送到医院后,向医生直接讲病员害肠炎、疟疾什么的,为的是逃避医生的各种“怪”问题。算我额骨头高(上海话,运气好的意思)居然没有“误诊”,否则出了人命可不是玩的。

    至于上给养站领给养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无非是开部卡车去装上各种食物后签个字,然后开车回来而已。由于二十二师这边美国人的种族主义者没有受到教育,依然神气活现,有不少侮辱中国人的事情发生。我就在给养站遇到这样一桩气人的事,我带去给养站领给养的炊事员,在发下来的肉罐头中发现有几罐裂了口,由于天热、肉已经发臭。他挑出来请求调换,谁知给养站站长(一个美军中尉)居然说:“这些罐头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买的,给你们中国人什么,你们就吃什么!”

    我觉得离开了三十八师,处理这事慎重一点。我劝说炊事员收下臭罐头,向他保证会叫给养站调换。回到连里,大家听说这事都十分气愤。我就对美国联络官说明情况,告诉他我们非常气愤,如果联络官不能换回罐头来并且不能保证不再发生侮辱中国人的事,我将认为我没有在这里做好工作的能力,我将向孙立人将军报告,请求改派一位翻译官来。而且,如果愤怒的士兵做出什么激烈的行动,应由美方负责。第二天联络官开了吉普去换回所有损坏的罐头,并且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不友好事件。我至今仍在怀疑我对这件事是否处理得当。因为给养站换了一位站长,原来的那个混蛋中尉可能没有受到什么惩处。说不定还调到后方享福去了。要不是在二十二师的地盘上,我就会带十几个战士拿着十几支冲锋枪去逼那个臭美国佬把那几罐臭肉给我全吃下去!!!

    有一次我坐着一辆吉普从后方回前线,天色不早了,因为在前线上是实行灯火管制的,晚上行车不能开大灯。其实即使不实行管制也不会有人开大灯,除非他是白痴否则就是疯子。你想在漆黑的夜里打开车灯不是在告诉敌人说:你来打吧,我在这儿呢!防空灯太暗,光照见鼻子底下一点点地方。所以当时我们急着要赶在天黑之前赶到家。没想到前面出现一辆美军大卡车悠悠地跑着。我们摁喇叭,他反而开到路中间来挡着不让超车。我们在后面跟了快二十分钟吃了不少尘土。我忍无可忍就端起卡宾枪来,等他们在前面转弯时瞄准驾驶室上方打了两枪。大概子弹在头上飞过的声音吓着他们了,马上靠边停下来让路。我们来到他们旁边时,他们向我伸大拇指喊“顶好!”。我也喊顶好,可心里却是在骂:“他妈的,好个屁!”

    李桂华是炮二营的翻译,他们的炮是用骡马驮的。一次部队前进中要渡河,当然骡马是会游泳的,但是背着装备过河是很麻烦的,何况他们一直是在走山间小路打迂回,牲口已有很久没有下过水就会怕下水,困难就更多。于是去找美军渡船摆渡,谁知他们怕牲口在渡船上拉屎拉尿,不肯给渡。老李左哀求右央告,就是不答应。老李急了,叫了十来个士兵拿冲锋枪对着他们。老美吓坏了连声答应渡。渡到中午,老李叫他们休息休息,吃完午饭再渡。几个美国工兵十分客气说没关系,渡完你们再去吃饭不迟。

    英国人也一样,我们连在前进中来到一座桥头,被两个印度兵拦住,不让过桥。问他为什么?回答说他们长官吩咐,要等下午举行过通车典礼才让人过。我要他把长官叫来,告诉他我们奉命限时开到新的阵地去。请他通融一下。谁知他就是不肯,而且出言不逊。但是军令如山我非得马上过桥不可呀!怎么办?只好把对付老美的办法使出来,我直接下令所有有枪的士兵(炮兵不是人人有枪)全都举枪瞄准这个英国佬,然后下令开车慢慢过桥。他气的面红耳赤,但不敢动武。一般英国人最孬,不敢响的,这次是因我们当着印度人丢了他的脸,灭了他的威风。据说日本鬼子对第一次缅甸战争总结出一句话,只看见印度人的手,英国人的屁股和中国人的尸首。其实美国人与英国人也是互相瞧不起的,传说在印度大城市加尔各答,有几个美国人在酒吧打赌,谁敢把旗杆上的英国米字旗下下来就赢十美元。真有一个美国兵爬上旗杆把英国旗摘了下来,酒吧里的英国兵都装着没看见。

    在四十年代美国的种族歧视比现代要严重得多,黑人士兵不能进白人士兵的食堂,看电影,即使是露天电影也不许与白人混坐,只能远远地坐在后面。黑人当到上士就几乎升到顶了,在我的记忆中,没见过黑人校官可能连尉官也没见过。华裔美国人也几乎都是军士,只记得在炮兵指挥所有一位中尉,姓陈,他是生物化学博士研究生,论文己经快写完了,突然被征入伍,如果他是白人本可申请延期到论文答辩完了再去报到,但他是华裔只好放弃学业到部队报到。这样一来他那篇写了两年的论文就泡了汤了。复员回去后又得重新立题从头开始。你我都知道从选题到收集资料做实验写文章得花多少时间精力呀!

    九七年见到阔别多年的何以中同学(霍达德),讲到当年他在滇西远征军炮兵连当翻译时的气人的奇事:他们转战在怒江、澜沧江一带的大山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某次战斗中我军因仰攻一处鬼子坚强的据点,被鬼子炮火压制住,虽伤亡惨重,仍然难以前进。老霍看不过去,便向美国联络官提出请求空军支援。老美坚决不同意,两个人吵起架来,却被中国远征军把老霍关起来要送军事法庭审判。真叫是无法无天了,越是这样敬重贵宾,贵宾们恐怕是越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的吧?还不如跟他对着干,可以少受许多屈辱。你可是要当心啊!先得看清你的顶头上司是谁,千万别被自己人送上军事法庭!!!老霍还算运气,遇见了面子大大的丁善懿才免了牢狱之灾。这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他至今气尤未消,连我听了都还有气。

    陈中尉跟我很要好,他调到别的单位后还辗转托人带给我一把小手枪,放开手掌就可把它完全遮没,子弹是二二口径的小不点儿,还是德国毛瑟厂出品,正宗的名牌勃朗宁。我用它打一棵树,只在树皮上留下一个白点。我真怀疑用它能不能打死人。这枪是陈中尉从一个鬼子军官尸体上取下来的。手枪的皮套上还有这个鬼子军官的名字,这是一件珍贵的战利品,值得永远保留作纪念。可惜我没保住它。

    说起战利品我见过很多。美国人最舍得出钱买战利品,东洋指挥刀最值钱。一般日军尸首衣袋里都有一面小太阳旗,旗上写着“武运长久”,上面还签了很多名,另外还有一块千人针。此外就是相片,家人的相片几乎不见,主要是拿着刀正准备砍中国人脑袋的照片和把中国妇女有时一个,有时站成一排脱得赤条条地站在户外的照片。可惜我嫌它恶心,没有收集,否则将是一份鬼子罪行的物证。说到这里我想起老上海有一份画报忘记是良友还是什么别的名字,其中曾刊出过一张令人发指的照片。一位白发苍苍老太太被鬼子兵脱光衣服赤条条地仰卧在地上,她的阴部被鬼子插了一根棍子,露在外面的一段有一、二尺长。真希望能找出这份画报来,把这张照片复印了刊在日本的报刊杂志上,教日本人看看他们的子弟是些什么样凶恶残忍的野兽。

    攻克缅北重镇伊洛瓦底江边的密支那和邻近的八莫以后,我们连又离开了二十二师和中国部队转而去支援南进的英国军队。这支部队叫做西非旅。(此处后置内容省略)

    录入校对:观棋不语

    来源:二战中国战区盟军译员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