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忆录（节选与廖耀湘相关片段）
回到目录页“你也来了！我还活着”
说这些话的原因很简单，因为1951年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国民党被俘的党、政、军、特人员大批被枪毙了。当时谣言很多，我在“解放”初期，看到上海出的一本《人名字典》，便说杜聿明因为在“淮海战役”中施放毒气，他又是中共公开公布过的战争罪犯，所以在被俘后，便被“镇压”了。1956年，我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时，看到他居然还活着，感到很奇怪。后来看到不少在谣传中和国民党报纸上曾刊登过“已被共产党枪决”或“惨遭杀害”的康泽、范汉杰、廖耀湘等一大批“死去了”的人时，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人真的还活着！
用进口手纸解大便露出破绽
当时各野战军对待战俘，在管理和待遇上有些不同，以陈毅、粟裕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区待遇最好，用的名称也很使战俘们满意，它和解放军军官训练团只少一个军字，称为“解放军官训练团”。待遇与解放军战士一样。最差的是林彪领导的四野，他把俘虏到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如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与几个军长都送到最冷的佳木斯，严厉看管。而华东的三野则轻松得多，开始时王耀武并不老实，他还是利用身边带的一些钱，以及仅有的手表、金笔一类东西，继续搞他那一套收买拉拢手法。
范汉杰喜开玩笑 廖耀湘一本正经
提起范汉杰，在国民党军队中和黄埔前几期的学生中，谁都知道他是一位足智多谋而且十分有趣的名将。他在进黄埔军校第一期之前，就在广东地方部队中有相当地位了。他自己常常夸口说，蒋老先生虽是他的校长，但他在1918年至1920年间，就和蒋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部同过事。当时蒋任总部高级参谋，总部参谋长邓铿留守汕头时，蒋代理参谋长，他就在总司令部任军事委员和兵站站长。他入黄埔时还当过一段时期的粤军旅长，因部队被打垮了才进黄埔，所以在黄埔学生中，他是相当引人注意而且一直受到蒋的器重。
我和他同是第二批特赦的。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接见我们第二批特赦人员时，一见面，总理就能认出范来。我们一致钦佩总理的记忆力特别好，总理笑着说：我在黄埔教政治课时，对第一、二期一些学生认识不少；范汉杰和李仙洲等都比我这个老师的年龄大。并且说，他印象较深的是范汉杰是瘦而高，曾扩情是胖而矮，所以多年不见，还能认出来。
范汉杰黄埔毕业后，官运一直亨通。蒋老先生为了培植他，特地送他去德国学过军事。抗战期间，他与胡宗南一道包围陕甘宁边区。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为实现自己的野心，曾把包围延安的几十万大军分别派往华北、东北等地抢占地盘，决心跳出终南山这个地区。
说起来也很可笑，当胡宗南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统率40万大军包围西北边区时，有一位自称高明的星象家，给胡宗南推算前途命运，原来是想讨好他，说他的名字和终南山的终南，不但同音而且他的事业也和终南山一样，永远威镇西北边陲，陕甘宁将全部在他统驭之下。胡听了不但不高兴，反而大发脾气，说他的事业是在全中国，岂止西北而已哉！所以抗战刚胜利，他就把屯在西北没有向日本人放过一枪的精锐部队赶忙派出。范汉杰就是以他的部队成立第一兵团，由范任兵团司令，带了十多万人赶赴东北去抢地盘的。以后，范又改为冀热辽边区兵团司令。
正在这时，蒋老先生突然调范汉杰到南京任陆军副总司令，他因受了胡宗南抢东北地盘的重托，坚决不去就任。不久，自命不凡的东北行辕主任陈诚，以为他这个曾指挥过全国军事的参谋总长，屈就东北一隅来和解放军作战，肯定能打几个大胜仗，结果出他意料的是连吃败仗，便借身患重病为理由，要其妻子谭祥（又名谭曼意，谭延闿之女）向她干妈宋美龄求情，由蒋将陈诚调回上海养病，而以卫立煌去接替。
卫到东北后，撤销冀热辽边区兵团司令部，改任范汉杰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结果，解放军绕过沈阳而先取锦州，几天时间，范所指挥的十几万大军全军覆没。他记得最清楚的是1948年10月16日下午，他感到形势越来越严重，原来请求调援锦州的侯镜如、廖耀湘两个兵团已赶不上了，他便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副司令杨宏光、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和几个师长带领少数卫队，按照南京派往锦州上空的飞机，用烟幕作信号，示意可以向锦州西南方突围的暗示，开始突围。 他们经松山向塔山陈家屯之间山地小道逃走时，刚走过西海口和高桥之间的公路，就被解放军潜伏在该地的一支小部队截获。他们当时都是身穿士兵衣服，解放军便把他们和暂编第五十五师安守仁部被俘官兵放在一起，经飞机场向班吉塔方向进行。他一面很庆幸自己未被发觉，可以有机会溜走，一面想到自己是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官，而今丧师失地，即使能溜出去，又怎能向蒋老先生作交代？特别是想到10月8日，蒋乘“灵甫号”巡洋舰从天津亲自赶到葫芦岛给他在电话中的种种指示，回去后肯定要受到严重处分，十有八九要杀头。
他为了求得速死，便自己向押送俘虏的解放军坦白自己的身份，请求早日枪决，不要再解来解去，因为长期不走路，走起来十分吃力。
出他意料的是，自己报了身份后，马上就被送到解放军纵队司令部受到优待。1956年，又从佳木斯解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加速改造”。自此以后，他知道不但不会被杀，而且还有可能恢复自由，所以在战犯管理所内，他那爱开玩笑、喜欢作弄人的习惯，又慢慢地表现出来了。
廖耀湘相当骄傲，自命不凡
和范汉杰个性恰恰相反的，是另一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廖耀湘。他相当骄傲，自命不凡，像他那样中央军校第七期毕业生能当上兵团司令的，在当时还只有他一个。
他常常对人说：“湖南宝庆（邵阳）出了两个杰出人物，你们知道吗？”
我明明知道他把自己也列为宝庆的杰出人物，便故意气他：“我是湖南人，我只知道我们湖南出的许多杰出人物中，宝庆只出了一个蔡锷（蔡松坡），没有听说还有第二个。”
他便用不服气的口吻，拍拍自己的胸膛说：“还有我呢！”
我是最爱假装糊涂和人逗趣的，便退了几步，从他头上看到脚上，看了两三次，才慢慢吞吞地说：“可惜矮了一点，将来也许有希望，如果能长高几英寸的话。”当然，他更气了。我不等他开口，便一溜烟走了。
由于我在战犯管理所学会了剃头，每到星期日，便给人理发，有一次，在给廖耀湘理发时，这时房内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他的话匣子便打开了。他知道这时我不听也得听，他是想说服我承认他是宝庆第二个杰出人物。
我过去只知道他是新六军军长，他的部队在秦皇岛准备乘美国第七舰队的船只去东北时，军统在秦皇岛接收了美国海军赠送的一大批美式武器，我刚派人点收完毕，便奉蒋老先生的命令全部拨交给了他，所以，我过去对他只有这么一个不愉快的印象。而他却和我谈，他从1945年冬开始，由秦皇岛率领新式装备的新六军如何攻打盘山、台安、辽中，以及1946年3月间就打通辽阳、鞍山与沈阳到营口的交通线。他越说越起劲，特别是谈到四平街一战他的部队拿下八棵树之后，共军不得不撤出四平，以及他如何首先攻入长春……
他正说得眉飞色舞时，我有点听得不耐烦了，便把刚磨好的剃头刀举起来向他脸上一扬：“等一下说吧，我的手艺不高，刮破了脸皮，割掉了鼻子、耳朵不能怪我！”
后来我才渐渐知道一些，抗战刚一胜利，他带领的新六军赶赴东北后，林彪部队的人数、装备等都不及他的时候，他的确在东北横冲直撞过一段时期。由于立过不少战功，而晋升为第九兵团司令。
但好景不长，到1948年后，国民党在东北只有几个大城市了，铁路交通等都被截断，想把几十万大军主力撤回关内都不可能了。 有一次，我问起他是怎样被活捉时，他仰天长叹一声，大有楚霸王在乌江边上的气味：“非战之罪也！更非我之过错，是最高统帅部的举棋不定，意见不一……”我看他有点黯然神伤，便不愿再问下去。后来我还知道了他在锦州被解放前、范汉杰被活捉后，为了把他统率的辽西兵团（第九兵团以外的一批部队都归他指挥）近20万人安全撤出东北，曾和蒋老先生以及卫立煌、杜聿明都发生过争吵。
1948年10月间，蒋老先生亲自到北平召开会议，高级将领对东北战场的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主张夺回锦州；有的主张退回沈阳固守待援；有的主张由杜聿明指挥的葫芦岛东北兵团和他指挥的辽西兵团东西推进，夹攻锦州后，在大凌河会师，再去解救长春等城市守军之围，一同撤进关内。廖当时极力主张弃地保留部队，只要有人，还可以收复失地。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决定把辽西兵团经黑山、大虎山向营口挺进，这样可以把东北这一主力部队从海上运往南京去整顿。没有料到，他这一方案被共军得知。共军便以大部队在这一带埋伏起来，等他自投罗网。
大树之下欲轻生
这次大败，他很有感触地说，抗战刚胜利他带兵到东北时，到处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耳目众多，几乎战无不利；等到他决定撤出东北时，路上想找一个老百姓带路都不易找到，更不用说像当初那样主动来通风报信了。
他当时统率的辽西兵团，计有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等五个军，共12个师，再加上一些游杂部队和直属重炮单位及地方团队共20多万人，只几天时间就全军覆没。最后他身边只有新六军军长李涛、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与一随从副官带一个特务连跟着他东逃西窜。他记得最清楚的是，1948年10月27日那天晚上，他决定向南方解放军较少的地方突围。那时正是阴历八月底，夜间很黑，走着走着，他那个一向不离开他的副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卫队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李涛、周璞和新六军一个高参，还一直跟在他身边。
正在徒涉饶阳河通往盘山一条水渠时，周璞不慎跌入一个水深没顶的坑里，他大声呼救，便引来解放军的搜索。他把周璞拉出水坑，李涛被冲散，只剩下三个人绕过一处小树林继续向南探索前进。那时附近还有小部队被解放军包围，他们又躲过一处村庄向老达房前进。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看到前边有一小村庄似乎很平静，那个高参便决定先进去看看，好买点东西吃。因为又饿又累，他和周璞便等在附近。没想到那个高参一走进村，就被在村里休息的解放军抓住了，他和周璞便从一处有隐蔽的地段赶快离开那里。不久，天大亮了，他和周璞只好在高粱秆堆里躲了一天，真是又饿又渴又累，连一撮野草根都吃得比鱼翅还香。就这样夜行晓藏地前进，希望能赶到沈阳追上杜聿明的部队。
路上看到一个老百姓手里拿了些破旧衣服，他们便出高价买了下来，化装前进，胆子也比较大了些，白天也敢走了。等走到辽河边正在等渡船时，听说沈阳已解放了。这时，他是羞愧与恐惧交集，想到自己统率那么庞大的一支精锐部队，几天工夫就打得剩下两个人，既害怕被解放军抓到枪决，又怕侥幸逃得回去受惩罚。因为他想起当年春天七十九师在辽阳和白塔堡被解放军消灭之后，该师师长文礼被蒋老先生下令枪决，那么多人去讲情，还是不准，结果就死在自己人的手中。他一想到这里，便决心自杀了事，但手中连用来自杀的手枪都没有。他坐在路边一棵大树下，不由抱头痛哭起来，准备等到天黑就在那棵树上自缢。
周璞看出他的心事，一再苦苦相劝，要他绕道奔葫芦岛，可以赶上国民党撤退的部队，能逃出解放区总比较安全，他只好勉强站起来慢慢走去。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通行证和路条等东西，不敢走大路，结果在一条小路上还是遇到一小队巡逻的解放军，一盘查，他便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以求速死。他说周璞是勤务兵，巡逻的解放军当时就把周璞放走，因为找到了他，巡逻的解放军干部高兴极了，对周璞没有兴趣再去盘查。
廖本人立刻被送到一个高级指挥部，并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多日来东躲西藏、寒冷饥饿的生活暂时结束了。他想，不管将来怎样处理，目前总是可以舒服一下。后来他被辗转送到了佳木斯一处高级战俘收容所，那里不是监狱而是一处普通民房，同在一起的有范汉杰、李仙洲和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等十多个人。
“报告小便”有刺激
不过，那里管理很严，夜晚起来大小便都先喊“报告”再说明要解大小便，得到站在窗口的解放军战士的答应之后才能起床。他和郑庭笈都有前列腺炎，解小便不易解出来，有时站在便桶边很久都解不出。他更有一个怪习惯，别人看着他的时候便解不出大小便。他认为这是最大的苦事。特别是在佳木斯漫长的冬天，室外经常是零下30摄氏度左右，不能出去上厕所，白天还好一点，夜间起来，看守的便死死盯住，久久解不出小便还得挨批评，说他故意找麻烦，没有小便说有小便，真是有苦说不出。
范汉杰倒有心和这些看守开玩笑，他常常在要小便或大便时，便把四个字连在一起喊：“报告小便”或“报告大便”。有的战士不注意，回答他一声让他起来。有的一琢磨，这样喊是故意在捣乱，便责问他：“你是向谁报告？”“当然是向你报告！”“我是小便、大便吗？”就这样一来一往顶了起来，范汉杰也不肯认错。所以，后来便规定，只准先喊“报告”两个字，等答应后再说干什么。
廖耀湘一向爱看书报。在佳木斯的几年中，他只能看到管理人员发给的文件和报纸，他往往能从头到尾看完，有时看累了，便倒下来看。那里规定白天没有病的，只能坐在大的炕上看书；有病的经过医生允许，白天才能睡觉。他有时把报纸盖在脸上睡着了，看守的战士喊他质问时，他有好几次从炕上跳起来和战士大吵大闹，说妨碍他的学习；后来又规定，经过管理干部的同意，白天才能躺在炕上看书。当他们从佳木斯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集中学习时，他高兴极了。因为白天夜晚房门都不关，上厕所时再没有人站在窗口盯着，他常常说：“这才算是解放了！”另外一件使他高兴的事是，北京战犯管理所有许多书和报纸，还可以请求购买自己喜欢阅读的东西。他买了一些法文书，津津有味地一看便是一两小时。许多人都笑他是“一本正经”。
1961年冬，他在第三批得到特赦，1964年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后，才有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告诉他，1948年冬，他的兵团在黑山、大虎山地区被解放军全部歼灭的消息从新华社广播出来时，蒋老先生听了后，气得连收音机都一脚踢翻。正在那时，宋美龄养的一条小狗还不知趣地向老先生身上扑过去，也被一脚踢死了。
他听后连忙摸着头发全白了的脑袋笑着说：“好险！差一点就搬家了！”
沈醉宽解，张严佛落泪
我急忙安慰他，不会因历史罪行再来处决他。他开始不相信，我便反问他，前几批特赦的战犯中，杜聿明、范汉杰、廖耀湘等在东北和淮海战役中打死过那么多解放军，还不是没有人和他们算旧账。
坐定又还起，无风门自开……
扩大哥到了北京后，有一个很显著的思想变化，他常常爱和曾经统率过几十万大军、叱咤风云的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等许多人比过去的地位、声誉，比的结果，总是这么几句：“他们都享过福，走过运，我却是总不得意。”真是这样吗？那我可要破除情面来揭发他一下。
画地为牢，人人遵守。指山作界，个个不违
在农场一年多点的劳动锻炼中，将军们虽闹过不少的笑话，却也增长了不少的知识，把小麦当成韭菜，这是一般城里人常弄不清的小笑话，但一经别人指出，不久就能分清楚了。而有些个别的人不懂装懂而且坚持自己意见的也有不少。有一次我们出工，经过一片胡萝卜地，廖耀湘便自作聪明大声赞扬：“这块地的香菜（芫荽）长得真好！”他的话音刚落，立即引来一片笑声。担任我们农业指导的一位老农民和带队的管理员马上纠正：这不是香菜，是胡萝卜。廖还坚持是香菜，而且要我证明，我们湖南的香菜就是这样。我也摇头不承认那是香菜。他有点生气了：你们湘潭的香菜不是这样，我们宝庆的香菜都是这样，一点都没有错。 为了证实这的确是胡萝卜，管理员和那位老农民便用锄头挖出一些来，他们一边分给我们每人一个，一边把胡萝卜在袖子上擦几下，将上面沾的泥土擦掉后，就放进嘴里吃了起来。我们却没有这种“劳动人民感情”，不敢学他们那种吃法，而是装进口袋带回去洗了又洗，才敢入口。
每次去地里撒肥料，特别是用人畜粪便掺和的上等有机肥，我们都是找一块破瓦片之类的东西，舀着去撒。带领我们劳动的那位科长一看就笑了，他说这样撒，既慢又不匀，应当用手抓着撒。我们听了都不做声，只是加快一点，仍旧用东西舀着撒。他却不责怪我们，而是走过来用手抓一大把，边走边向两面均匀地撒着。我们看着他一次又一次地用手去抓，也只好学他一样，他立刻称赞我们一番。不过回来之后，我们都是用肥皂洗了又洗才去吃饭的。如果让我抓过干粪肥的手只拍打几下，或者在衣服上擦一擦就去抓馒头，老实说，直到今天，这种“不怕脏”的习惯，我还是没有养成。
最使我们犹豫而无法着手的事，是有一次派我们一二两队的人去农场的猪圈起猪粪肥。一走到猪圈前，因刚下过大雨不久，猪的粪便都溢了出来，那一股臭气，使许多人都把鼻子掩了起来。虽然我们也会学着劳动人民的腔调：“没有猪粪臭，怎有猪肉香。”可是身临其境时，看着那满坑的猪粪，都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带去的工具是十多个挑粪桶和几个葫芦瓜做成的瓢，怎么能把圈坑的粪水舀上来，连我们队里那位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庞镜塘，也想不起什么书上曾说过起猪圈肥的有效方法。大家只是你看我，我看你。最后还是一队小队长，著名的不怕脏、不怕累的邱行湘，这位洛阳警备司令官操起葫芦瓢，弯下身子，把粪水一瓢一瓢向桶里舀。我站在旁边计数，要40瓢才能装满一桶。如此下去，一天也清不完一个猪圈，这一排20多个猪圈，不是要半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清完。
正当我们自己都感到这样效果太差劲时，又是那位科长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说这样太慢，要下去用桶舀。“下去！”谁也没有响应他的号召，又是他带头脱下鞋袜、卷起裤子、毫无惧色地走下粪池，用桶侧起来一舀，便满满地装了一桶。邱行湘一看，也就二话没说，照样下去了。
我马上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脱鞋袜，我们的小队长一看，二队也出了一个不怕脏的“英雄”人物，十分高兴地帮我把鞋子提着放在另一块大石头上，等我把袜子脱下去，才把脚伸在大伙面前：“我是烂脚丫，天天流水，不能碰脏东西。”那位科长回头一看，忙说：“你可不能下来，当心感染了得破伤风，那就麻烦了。”
如是，我又把鞋袜穿上，想不到我这双“香港脚”使我避免了与猪粪肥去打交道的“光荣任务”。
旧貌新颜，令人激动
这次出去大规模参观，要经过几个省市，所到之处，大都是国民党中这些文臣武将的旧游之地，触景伤情之事，将是无日无之、无处无之。若不先规定一下，说不定会产生什么不可想象的意外事件。因为像我遇到似曾相识的汽车，因它风驰电掣而过，只是一瞬的事，如果遇到似曾相识的洋楼，看到被别人居住，一定会产生“王侯第宅皆新主”的感叹。
从北京驶出的特快列车到达沈阳车站后，许多战犯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曾经在东北显赫一时的杜聿明、范汉杰、廖耀湘等人身上。杜聿明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乘汽车经过过去作为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部办公大楼时，一点也不激动，就像天天看改造所的学习室一样，毫无表情。想从他身上找出头发丝那么细的思想问题也没有能找出来，真高明！
战犯们参观不是游山水，而是像进学校去学习一样，所以参观之后，便抓紧时间谈学习心得和感想体会等。杜聿明参观后第一次发言表示，使他最激动的，并不是看到昔日的办公大楼而联系起来的思想，更不是当年他乘着美国高级林肯牌轿车进出时，必有一排卫兵列队迎送，远远看到他的汽车，两个号兵便发出“立正”号音，四周立刻寂静得只听到汽车引擎发出的轻微响声，正在行进的官兵都得停下来向他敬礼。那种威风凛凛的派头，他早不屑去回顾了。当前使他感受最深的，是过去不冒烟的工厂都在冒烟，许多旧工厂扩大了多少倍，许多没有见过的工厂如雨后春笋一样矗立了起来。他滔滔不绝地追述着抗战胜利后，所看到的东北重工业区奄奄一息的惨状。
在长春参观汽车制造厂的时候，大伙对这座汽车城的确感到极大兴趣，因为过去大家都是坐惯了外国汽车，没有想到中国自己也能生产汽车了。所以当工厂的领导叫人把一辆刚装配好的解放牌卡车驶到我们面前时，杜聿明便急不可待地走过去，摘下近视眼镜仔细去看起来。领导我们去参观的管理人员，知道杜聿明带过机械化部队，对汽车感兴趣，便小声问了工厂的那位领导人后，居然叫杜上车去试试。当杜一坐入驾驶室，许多人便有点不听指挥，纷纷走过去。他们想：杜聿明能开车，我们当然也可以上车。杜聿明总算没有丢人，当他很平稳地把汽车启动后，内行人一看都暗地里叫起好来。他把车开着在试车场内兜了一圈，引来了工厂不少职工都围了上来，他跳下车后，一个劲地赞好，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他这一句话而点头微笑。当然，工厂的职工们是不便和这位东北过去的统治者直接交谈，但从许多人面部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都没有表现出半点恶意，可能是事前关照过了。
梦里仍是自由人
在精神上，犯人凡是可以创造出来足以安慰自己一下的事，则莫不尽力以求。拿上床睡觉来说吧，许多人可能连昨夜上床时鞋子怎样安放的都已记不清楚了，但许多犯人却非常注意这样一件小事，甚至多少年如一日，从不忘记。当然，也有许多马大哈，平日从来不注意，也不相信一双鞋子的摆法可以与自由有关，但到了年三十夜或年初一晚上，看到别人那样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偶然也会注意起来。万一还和平日一样，上床时乱七八糟地放在地下，同组的“同学”中，总会有那样热心肠的人，帮他把鞋子的尖朝外放好；一下床，就可很顺利地把鞋穿上向外面走。这就象征今年可以交上好运能朝外面走了。如果把鞋尖朝里，一下地去穿鞋，脚尖还朝床而不朝外，这就等于今年还没希望走出去了。坐牢是度日如年，而犯人的刑期往往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所以，求得在一年内有希望就算是大吉大利了。
像廖耀湘这样一位在生活上一贯马虎的人，如果在除夕之夜别人帮他把乱放的鞋子摆好，即使他不相信这样一个动作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对这样一个善良的祝愿，他也会点头微笑表示感激的。
犯人最喜欢是夜里做好梦，因为“不论牢门千万锁，梦魂仍是自由人”。牢门是关不住梦魂的，所以大家对于做梦，特别是做了一个甜蜜的美梦，很久都是感到快乐的。但除夕之夜这个梦，却又关系到第二年吉凶，就特别使人重视。我在云南监狱中过第一次除夕夜，做了一个与家人一道吃饭的梦。可能是由于我平生最讲究吃的缘故，我经常做吃东西的梦。第二天我告诉同牢的人，他们马上问我：是梦吃中餐还是梦吃西餐？我说是吃中餐，他们便向我祝贺，说我快要出去了！我问为什么？解释是吃中餐用筷子，筷子的谐音是快，所以梦到用筷子就是快出去了。而吃西餐用刀叉，叉谐音差，差就不是好事，出不去了。我至今仍感谢他们为我解释而给了我几天的精神安慰。但这一“快”却要多等十年才得到了特赦，也许是按蜗牛最快的速度，我爬了十年才爬出牢门的。你能说这个梦不是十分灵验的吗？
在春节快要到的前几天，战犯们分为两大派发生了一场南北大战。南方同学极力主张把春节分配到的猪肉做成回锅肉、红烧肉，因为这是南方人过年少不了的两道菜。而北方同学（包括西北、华中一部分）却主张，还和去年一样美美地吃上几顿饺子和包子。这也是北方人过年的习惯。争论的结果，是吃饺子的一方胜利了，因为是在北京过年，就得按北京人的方式——吃饺子。
农场食堂的几位炊事员照例得回去过春节，北方同学们把袖子一卷，饺子由咱们自己来包，南方同学便乐得不动手。我想学学包饺子，便自动参加了这一工作。当饺子包出了一大半的时候，庞镜塘要我回寝室给他把一包白糖拿给他。我以为他想喝红茶，他悄悄告诉我，他要包十个白糖饺子，混在一起，谁要吃到了糖饺子，谁便可以交上好运。但两顿饺子吃过之后，我和庞镜塘都没有吃到这种能带来好运的糖饺子，也没有听到有人嚷嚷，吃了糖饺子。我想可能和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囫囵吞下去，连味道都没有尝出来。
首次参加国庆观礼
我们照例是在公安部的图书室或大礼堂休息，9点多，便到公安部专门为我们搭的看台上去看国庆节的活动。这座看台正对着天安门城楼，看得相当清楚，这比我们特赦后安排参观的观礼台还要舒服。观礼台的中外来宾和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与外国贵宾都是站着看，而我们在这个看台上却可以坐着看。所以，彼此之间常常开玩笑说这是“特级包厢”，可以落座，对面看台是买的站票，只能站着看。
那次是十年国庆纪念，当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大会开始并简单讲话之后，便是检阅部队。当机械化兵和重炮车隆隆驶过天安门时，我正在傻里傻气瞧热闹，而坐在我前面和身旁的许多战犯却把头垂了下去。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这些长年带兵打仗的将军们对这种场面竟不爱看，我便用关心的口吻问在我右边的廖耀湘。这位兵团司令听了之后，只是不断地摇头，并轻轻地长叹一声。我更莫名其妙，便进一步去问他为什么这样？坐在我左边的刘嘉树用力在我背上捅了一下：“蠢货！你不看这些重炮和坦克都是从我们手中夺过去的吗？”这一下把我捅聪明了。我才想起这些似曾相识的东西，过去它身上涂的是青天白日，所以，看到这些东西一出现就把头低下去了，他们不是不想看而是越看越难过。我过去没有带过兵，便一个劲地在瞧热闹，不会触景生情，甚至想也没有想到那上面去。刘嘉树如果不狠狠捅我一下，可能到今天我还不会理解那许多败将的心情。
公安部为了让我们看国庆节的盛大晚会和烟火，不要我们回功德林，就在图书馆吃饭和休息。当几位山东同学翻阅山东的《大众日报》时，看见该报在9月25日已刊登山东特赦战犯的消息，几位东北籍的同学也发现《吉林日报》也刊登了释放特赦战犯的消息，大家更是欢天喜地，认为北京会在国庆节后了。
宣布转移，大家高兴
记不起是哪两位英雄好汉，正在为争一段铅丝的阳光而舌剑唇枪，什么“他妈的”“你娘的”都冲口而出时，管理员突然站到了放风场宣布全体集合。看惯了小事也当大事看待的战犯们，以为是这两位英雄不文明的对话又引来什么麻烦了，都无精打采地集合到一起。这回可不是宣布什么小事了。管理员字句铿锵有力，声音比平日大得多，便显示出它的分量了。“明天，全体搬往秦城，所有的东西都带走，老弱病残全部都去，望大家赶快准备好。”管理员的话音刚落，院子里立刻骚动起来。许多人都十分高兴，又回秦城，肯定又会住在农场的干部宿舍，伙食比功德林好，还有相当范围的自由，比在城内坐牢好得多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都搬去，功德林不再是我们的后方，不少人高兴得喊了出来：“别了！功德林！”“别了！监狱！”有几位佛教信徒，更情不自禁地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这回总算是功德圆满了！”
这一天心情的激动和忙碌就甭提了，每个人都几乎是臭汗淋漓。第二天吃完早饭就都把被包打好，只等汽车来接了。谁知吃过午饭还没有消息，廖耀湘一个劲儿地在二门口不停张望，不时用手拍拍自己的大腿。如果是“想当年……”他早就暴跳如雷，厉声斥责副官们，车子为什么还没备好，而今天呢，只能顶多在肚皮里骂上几声。平日习惯午饭后要甜美地睡上一觉的人，今天也不可能了。被包打开容易捆好难，大家只好斜靠在被包上闭目养神。“一切听安排。”这是当犯人起码要好好认真遵守的一条准则。虽然没有人讲怪话，但不讲出来并不等于没有，看那么多人在用力摔毛巾一类摔不破的东西，就可看出是在拿这些东西出气了！许多将军过去习惯了在不高兴时摔电话机、茶杯甚至饭碗等，以发泄发泄，今天就连搪瓷茶盅也舍不得摔了。这倒不是说这些人习惯改好了，主要原因是当了犯人后，才真正懂得一针一线来得不容易，连半张纸片也得好好收拾起来。除了大小便和唾沫，别的东西都是“有用之物”。不坐上十年八年牢，怎么能有这样一种难得的心得体会啊！
大轿车和大卡车终于在下午3点左右开到功德林监狱的大门口了。管理员一打开通向八角亭胡同的第二道铁门，大喊一声：“各组按顺序带好行李准备上车。”立刻就队伍整齐地与功德林告别了。虽然与这座古老的监狱在告别时没有举行仪式，但每个人几乎都在上好车后会不自觉地最后看上它一眼，我相信不少人会和我一样，默默地说上一句：“永别了！这辈子我绝不愿意再光顾你了！”
录入校对：鱼珠前航道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