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赘言——我怎样写廖耀湘将军传
回到目录页李珍
缘起：不得不言的赘言
赘言者，无用之言也，无用之言，为何而言？无用之言而言，自有不得不言者之意在，既有不得不言者之意在，故终言之也。
撰写传记的纲要
中华民国六十六年八月二日，余承刘焕公（名建章别号焕纶）之命，撰“廖耀湘将军传”（以后称廖传）（焕公因需去美国且奔走苗栗，台北之间，无法执笔）并负责主编“廖耀湘将军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当时焕公并指示先要说明廖将军事功的可传性。当时余即决定下列几项要点，作写廖传的纲要：
一、在廖传之前，写一篇人物论，即廖将军论。作为廖传的导论。
二、如欲分析，廖公平生事迹的可传性，必须以三不朽为立论的根据，不朽即可传。如不能跻于不朽之列，则无可传的价值了！即或写出来，也只能当人茶余酒后一时的消遣，在历史上发生不了什么作用。三不朽为立德，立功，立言。立了怎样的德？怎样的功和怎样的言才算不朽呢？此又必须借重前人着作中的人物事迹，比较论述，才能有个标准，如苏洵的管仲论，苏轼的留候论，均准此而言。
三、将军的立德、立言均有所表现，而最大者为立功。
将军之立德：忠孝与仁爱
以立德来説，将军事母至孝，谋国最忠。将军谋国之忠，除在军事上表现的以外，有二事忠与仁并见最能为世人表率而可不朽者：
一为刘焕公劝其治产为政治资本，他的答案是：国家正多事之秋，吾人应以全付精力应之，无治产的必要。此即与“颜子之安贫乐道，成为亚圣”之理同。
一为缅北日军第十八师团被歼灭后，将军派文中侠中校安抚野人山土著，将虏获敌人的战利品及军中剩余物质，可为土著用的，悉数散赈，一则以收人心，一则悯他们在战争中所受之损失而予以救济，此即孔子所谓“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之意同。
并马上建议中央，乘我战胜的余威，从速定滇、缅、印百年来未决之边界，此事嗣后设非共匪倡乱，则可为国家开辟六十万平方公里疆土（等于二十个台湾大），解决百年来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
将军为国之远见与忠荩岂为时人所可及。其他方面将军忠的表现多得尚难罄述。国父民在讲述民族主义时，归纳我国固有道德，以忠，孝，仁为八德上最重要的德目，如是之忠孝及仁岂不为将军立德的不朽。
将军之立言：军事著作与史学见解
以立言来说：
一将军因应战事需要，会因时因地手著“小部队战术”，“森林战战法”，“城镇村落战法”，此数书曾因新六军袍泽来台后传授整个国军，伍长制度即其一例。除国军受将军上述数书的影响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迪威将军，会将将军上述著作，携回美国，交陆军部译成英文本训练美军。
还有将军对史学的见解（见本辑蔡贤俊将军遗著）虽因军事忙碌，未写成专著问世，要亦见前人之所未见。上述著作可与中国古代武经并美，岂不为将军立言的不朽。
有关将军立功的部份，已在廖传中讲得很详细，兹不再多说。
四、我衡量历史上有关立功的成败人物，与将军的平生有类似之点而又克享盛名的，得下列四人：
（一）李广
（二）班超
（三）文天祥
（四）史可法
与李广比功：飞将军的威名
李广击匈奴，系因外族入侵，将军在缅北击灭日军第十八师团，亦系因外族入侵，广数以寡击众获胜，将军灭敌第十八师团系少于敌三倍以上的兵力。广会失败脱逃，将军在辽西会战后亦类似广跳车脱逃，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歳不敢入右北平”（一）。将军击灭日本第十八师团后，新六军先后空运曲靖及芷江，接独山与湘西，敌人均闻风撤退。将军在东北沙岭战役以后，林匪竟相戒：“逢六不战”，这又与匈奴人称广为飞将军给予敌人的威撼与凌厉更具有深远的意义。至于缅战日军指挥官河边正三郎大将及日俘英井中队长，评中国军队为世界上最强的军队，为英，美，德，法所不及（请参阅本传第十三页），这都是针对新六军来说的，前美军驻华陆军司令麦克鲁将军且说：“中国如有新六军之部队十个军，非但无内患，且无外侮。”这种荣誉又在“飞将军”之上了。
李广最后失道后期，不愿对簿公庭而自杀，虽然好像是天意，但失道的原因仍在李广，将军以所建议不用，致辽西失败被掳，其过则不在将军，故实际上，将军之功在李广之上。
与班超比功：立功异域的难易
班超：凡有志的青年，每当国家危难之秋，总兴起“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岂能久事笔砚间乎？”的高远理想。将军肄业岳云中学时，国家正当军阀割据，列强纷争，瓜分豆剖，频于眉睫的处境中。一将军受班超启示，投笔从戎，其志岂在超下。从立志来说：班、廖就可相提并论了。将军与班超同样有奋斗的志节，就孕育于此时了！其后立功异域，以寡击众，始终忠于国家与领袖（班超忠于汉帝，将军忠于先总统蒋公），全是与班超同一楷模。
若以立功来说：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为敌我形势的对比，也就是客观环境对班、廖所产生的影响，班超能令西域五十几个国家纳质内属。当时所谓西域的国家，其大小不及现在的一市一镇大，且各自分离，不相连属，绝无今天的所谓国与国之间的攻守同盟。
以大汉的声威，那些“小国”何敢抗衡，“依汉使如依父母（二）”，“依汉如依天等（三）。”的话，乃是班超有大汉的庞大国力做他的后盾，故班超出使西域，是比较容易奏功。我与强敌日本相比则不然，日强而我弱，日本第十八师团，曾在中国战场所向无敌，终被将军的寡兵所击灭。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而被困疏勒，一筹莫展，就达五年之久。
将军灭第十八师团，打通中印公路，不到一年。班超之功，只在使西域各城邦小国或逐水草而居的部落向化而已。而将军打通中印公路，使美援物质装备十八个师的械弹内输，逐渐改变抗战末期的优劣形势，若非美国的原子弹轰炸日本，使日本投降，则将军对国家起死回生的功力，岂可言喻。
后来寇犯独山，重庆震动之时，将军率新六军刚抵曲靖，日宼即闻风而逃。湘西吃紧，将军率新六军一抵芷江，日寇亦迅速撤走，将军之功，岂在超下？
进一步说：假使班超在西域的任务失败，并不致影响东汉的安危，若将军在北的任务失败，则日军侵缅指挥官河边正三郎，指挥五个师团向昆明进攻，则我西南之存亡，不可能等待美国的原子弹在长崎，广岛轰炸了！
这样分析，则将军之功，岂又班超所能企及。
东北戡乱各役，将军在一年之内所底定的四十七县市，并不像西域各部落各自分离，而系在林匪统合战力之下与我对抗，且尚有韩共、日共、蒙共以及仪（校者注：俄？）帝等的大力支援，而我又在抗战八年民穷财尽之后，像俄、匪这样强大，凶狠，狡诈的敌人，在中国历史上是找不到的，将军在沙岭一役，以两个营的兵力，击溃林匪近十万之众，岂非尽人皆知，此后林匪竟相戒：“逢六不战”，这样的声威与战绩，岂是班超以三十六人杀匈奴使者及其从事三十人以服鄯善的奇袭一事所能比吗？
将军指挥缅北的抗战，东北的戡乱的功勋，无不举世震惊，并获得中、美，英三国的最高勋章及领袖付以专阃之重任，汉室之依畀班超及班超在东汉地位的重要，实难与将军比拟。
东北的失败，我已在廖将军的本传中详细论到，其过不在将军，若国家没有辽西的失败，则东北的党政军大权，领袖付托于将军，只是迟早的事，那又何逊于一万户侯呢？
班超使西域，名义上由于他的出使、西域五十余国才纳质称臣，实际上与汉作对的，只是龟兹、焉耆，姑墨、温宿（这二国国王为龟兹所立，等于龟兹的属国）尉头等三、五个国家或部落，其余有的是中立，有的是倾向汉朝的，故建初三年，超请兵的疏上说：“鄯善，于阗即时向化、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愿归附，欲并其力，破灭龟兹，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
由此看来，班超与将军屈敌之难易，非常明显。由使敌屈服的难易，就可以判断他们功烈的大小了！将军之功，岂让于班超。天下的事，是不可拿最后的成败来下判断的呀！
与文天祥比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文天祥：天祥是宋朝养士三百年最后收功的第一人，他从小就意志高超远大，有经世济民的抱负，可是他也命运不济，在宋朝尚有可为的时候，受贾似道的压抑，做着不相干的外官，等到他决心毁家纾难，带兵入搜京师时，国家的大势却已经去了！等到他担负起宰相的责任，已是万分之一成功的希望也没有了！他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尽他做臣民的责任的精神，真可以傲视千古。
我现在把文天祥的成败事迹来说明廖将军的忠贞精神，是不是不伦不类呢？
“不！”“绝对不！”
若对文天祥与将军的成败事迹与成败原委和他两人所持的观念有彻底了解的人，绝不会有这种想法。我首先在廖传导论中引文天祥与史可法作证，只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关系一个国家存亡的军事的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而又回天乏术的时候，那失败的责任，不能归之于某一个人。
我们了解了文天祥生平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南宋的灭亡，其责任不在丈天祥而在贾似道那一批人。
将军在昆仑关、缅北以及东北的初期之所以能长胜而建立不世的功助，与后来辽西的失败，其中有一个主要的不同的因素，就是前则将军能独行其志，后则将军有谋而不能用，并且无可如何地任听刘匪斐去导演，致使走上覆亡之局，其失败的责任，当然也不在将军。
最可哀的，将军陷身于此一悲局中，牺牲了个人的伟大的前途，与毕生的英名以及使大陆沦入魔掌。
我们今天想来想去，伤心之极，真如姜汉卿将军所说：“椎心泣血，欲哭无泪。”
辽西败因之辨析
然其责任究应让谁来负。我在廖传中会反复说明：
第一，马歇尔的调停失去了立场，偏袒匪方，当国军进攻顺利，匪军即将消灭时，一再要求我政府发布停战令，使匪军获得喘息的机会转而壮大。当共匪疯狂地向国军进攻时，反撒手不管，坐观成败。孙子兵法云：“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这就是马歇尔造成的后果。美政府最后还落井下石，发表对华白皮书，成为中美外交史上最大的污点。
第二，俄帝全力支持共匪叛乱，将收缴日俘关东军五十万大军的全部械弹，悉数拨补林匪，并负全责训练共匪军事人员，予以最新的军事技术支援。
第三，刘匪斐为内奸导演辽西战役，将我全部军事秘密与军事计划均泄之于匪，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此！匪何能不胜，我何能不败。这样失败的责任，不是很明白了吗？
忠贞精神的再论证
我看完了陆续所收集的稿件，我再三追忆三十年前，我服务将军麾下，蒙将军耳提面命所受之义理和分析，将军驰驱疆场的表现，故在“我毕生所敬仰的廖耀湘将军”一文中，写下如下的结论：诸葛亮之才、李广之数、文天祥之忠。也在廖传导论中下结语：“其情又何异于文信国在燕市作正气歌乎？”是则说将军之忠，无愧文信国了！我在写下这两个结论之前，我会作过如下的分析：
一、文信国的“毁家纾难”与将军的“国尔亡家”先后相辉映：南宋贾似道当权，灭亡无日，元军分三路大举进攻，宋室下诏勤王，文信国当时为江西赣州知府，在深思熟虑之下，认为自己身受国家大恩——文天祥系宋理宗选拔的第一名状元出身，国亡了！家已无存在的价值，要想存在恐也不可能，乃首先响应国家的下诏勤王，文家本来富有，僮仆无数，姬妾如云，乃立即遣散姬妾僮仆，并将所有财产拿出在作为军费，招兵买马，召募四方英雄，率兵赶往临安保卫京城。这是文天祥毁家舒难的一段事实。
将军事亲至孝，但自民国三十年于其尊翁逝世后，到东北沦陷时，迄未归省，就是三十四年驻防芷江，距家仅数十里，车行数小时可到，亦未归家探母，只是每当与夫人聚首时，嘱托夫人好好侍奉母亲以赎他不孝之罪。
日本投降后，将军率新六军首入京沪，敌人留下物质到处山积，将军一文不私，后刘焕公劝将军治产，作日后之政治资本，将军答以国家多难，应以全副精力谋国，无治产之必要。
三十七年东北沦陷，在战场自杀未成，被掳囚禁于抚顺集中营中，此时已有很多将领，向共匪表示好感，愿意靠拢，作匪的顺民，惟独将军岸然不屈，整天忧心忡忡，邱中岳（当时邱为暂编六十二师第二团长，来台后以少将副军长退休)南下时，秘密地向将军辞别，将军暗中指示邱：“切勿在匪区停留，就是当兵也要随政府反共，共匪一定会失败，迟早是时间问题。你先去长沙到我家里见我内人。”
邱反问：“是否要夫人和公子留下来？将来可以和将军团聚。”
将军立即坚决地否决：“不！要内人排除万难，迅速带定一经香港去台湾，不然经桂林去昆明从缅甸去台湾！告诉他们要永远追随政府。”
将军此时当深知，如此一来，夫妻父子，必永远失去团聚的机会，但将军表示他忠于政府，忠于领袖，甘心如此。
上述这些不归省，不治产，要夫人带领公子奔台湾追随政府，自己甘心在集中营中永远过着孤寂的生活等死，岂不是较文信国遣散婢仆姬妾，折卖家产勤王，更难作的一种非常痛苦的决定吗？
三、“当死不死，可为即为”，这是许有壬“文丞相传序”中的话。有关死与不死，将军与文信国也有相同的情形，信国以资政殿学士到元军去议和，被扣留，拘至镇江。信国本准备自杀，后和随员杜浒，余元庆定计脱逃，就没有自杀，准备再兴兵报仇，即就是所谓“当死不死，可为即为。”后又失败，为元将张弘范所掳，被拘至燕（元朝都城，即现在的北平），元丞相李孛罗问信国为什么不死？信国对说：“国亡当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东，老母在广故耳。”
将军于辽西失败后，曾举枪自戕，枪为随从副官李万福所夺，被俘后又与周副师长（璞）跳车逃走，为匪兵所伤，这时跳车的决心，或被匪兵所击毙，或可逃脱，死则成仁，俗所谓求仁而得仁，不死则生还，再慢慢想法报仇，此时，将军不仅有老母在邵阳，国家且尚未亡，华北、华中、华南尚大有可为。世人没有以不死责文信国，又岂可以不死责将军。
信国被拘至元都后，他的生死操在元人手里，将军拘留在集中营后，将军的生死操在匪军手里，信国未即死，留下了一篇千古绝唱的正气歌，将军未即死，留下一些反共诗词，惜在匪暴政下没有人能收集他这些时词，只有罗安先生凭记忆道出一首六言古风，虽非千古绝唱，但他在忠贞思想的价值上，也就不让正气歌了。后信国为元帝忽必烈所杀，使文信国获得了千古流芳的“成仁取义”的美名。
但是毛泽东却不肯杀将军，这也就毛共的一项斗争策略——不杀俘虏，伪装宽仁。但将军必竟是一位与文信国同样受中国正统思想熏陶最浓厚的人，终在匪窟忧愤而死。
将军于民国五十七戊申逝世，卒年仅六十三岁，以将军之身体状况，如不遭受忧愤的折磨，当然活到八十岁或九十岁，甚至百岁自有可能。
犹记得民国三十一年第一次缅南保卫战失利，由野人山转进时，将军健步如飞，而杜聿明将军却是由八位健壮的兵伕抬着走，且八位兵伕是每日轮流替换。
今杜将军尚在匪区活着，而将军却早在十年前离开了人世，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此一现象要如何去解释呢？
与史可法比命运：成仁取义的标准
四，史可法。史忠烈公和文信国在中国历史上于成仁取义方面，同样享有盛名的，史公也同样是“一头代罪的羔羊”，魏忠贤，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将明末弄得糜烂不可收拾时，由他来收拾残局，做一名亡国之臣。为于不可为之时，失败了，当然不能由他来背负责任，辽西之战失败了，不能由将军来背负责任和明亡不能由史公来背负责任是同样的道理。
扬州城破后，史公的生死不明，明朝的历史上到现在尚未弄清楚，史公是怎么死的？梅花岭上的坟墓，只是一处衣冠空塚罢了！若当时史公不死于乱军之中，被俘后清人再不杀他，他也是否能如文信国一样享有成仁取义的千古不朽？
换句话说：若将军当时也死于辽西战役的流弹下或死后尸首也找不到，是否也能如史公一样成为成仁取义的千古民族英雄以这样的死，与他们的意志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不应该是关乎死的时间和地点，也不应该关乎死与未死，要应该看他没有死以前的表现如何了！
“杀身成仁”真义之探究
我认为中国千百年以来，对于孔子所讲“杀身成仁”和孟子所讲的“舍生取义”的涵义和看法是有某些偏差的，按孔子的原意：“杀身成仁”，乃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成就“仁道”，如不能成就“仁道”，又何贵乎杀身？事情失败了，以死来推卸责任，以死来求解脱，这那能算是成仁呢？死与不死有什么两样呢？不死还可以徐图恢复，雪耻，报仇，死了等于砍下了一棵树，去了一根草，摘下了一朵花，他与人类还有什关系呢？
程子说：成仁是成就一个“是”，拿军人来说：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才为“是”，如求不到最后的胜利，就是自杀死了也不能算是成仁。
朱熹说：“生死是大关节，而工夫却在平日，必平日处事，无论大小，皆欲即于义理之安，然后临死生之际，庶几不差”。朱熹这段话是说：“成仁”不在死与不死，在于合乎处事的义理。
清朝焦循彫菰文集论“杀身成仁”说：“杀身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谏，夷齐之饿，固矣！然杀身不必尽刀锯鼎镬也。舜勤众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四），为民御大灾，捍大患，所谓仁也。以死勤事，即是杀身成仁，苟自惜其身，则禹不胼胝，颜色不黧黑，覆气不塞，足不偏枯。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赋不能成。即是不能成仁，则是为求生以害仁也。
以管仲为例：成仁不必在杀身
‘管仲不死，而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六），是成仁不必杀身。夫圣贤之死不死。审乎仁不仁。非谓仁必死也，非谓死则仁也。”我们再申论这段话，所谓“比干之谏”。孔子说：“殷有三仁焉”（五）：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三人生死不同，且没有一人是自杀的，比干谏死，是惹发纣王的脾气，纣王把他杀了；孔子都称之为仁。
“夷齐之饿”，也不是自杀的，是因为不食周朝的稻米而饿死的。因此比干和伯夷，叔齐的称为“仁”，不是因为他“死”了！因为“死”不是他们行为的目的，他们行为的目的是要合乎“义”，也就是前面程子所说的成仁是成就一个“是”。也是朱熹所说的，求义理之安。论语上还有一段话，说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并不是指不食周粟而饿死，而指的是逊位让国。因为这段话是因卫君父子争位而引起的（七）。
再论“管仲不死”，管仲与召忽同事公子纠，公子纠与弟小白争王位，小白先入齐为王，公子纠失败了为鲁国所杀，照我们目前世俗所谓杀身成仁，管仲必须同公子纠一块死在鲁国，方能算做“成仁”，虽然召忽死了，可是管仲并没有死，而自请囚禁去齐，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孔子并没有责管仲不死为不仁，也没有赞美召忽之死为“成仁”。子路，子贡都怀疑管仲忘君事仇，忍心害理，认为管仲不仁，来问孔子。子答复子路说：“桓公会诸侯，不用战争，完全是管仲的力量是，管仲可算一位仁人。”（八）答复子贡说：“管仲辅佐桓公，使天下归于正道。老百姓到现在还受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都要变成野蛮人了，他岂肯像那些没有见识的男女们为了小信小节，自己缢死在水沟里，还没有人晓得他的姓名呢？管仲怎么不算仁呢（九）？”
由于上述孔子对管仲的赞美。我们可以了解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了。
结语：反共斗争的启示
我们今天从事反共斗争，我们失败了，不能以死来推卸责任，也不能以死求千古流芳的美名——成仁，取义。这正合乎敌人的要求。是敌人的如意算盘；我们要的是愈挫愈奋，再接再励，力求复仇雪耻，使共匪消灭为止。俗语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话虽小，可以喻大。不过，假使为了求生，为了怕死，妨害了我们任务的达成，或者以“不必死”为借口而逃避责任，那就千古的罪人了！
注：
（一）见史记李将军传。
（二）见后汉书班超传。
（三）见后汉书班超传，超于建初三年请兵疏。
（四）“冥”的故事不详，是否是“禹”字之误？见世界书局出版之所编诸子集成第一册，论语正义卷十八，三三七页志士仁人群注解。
（五）因见论语微子篇。
（六）因见论语宪问篇。
（七）见论语述而篇。
（八）见论语宪问篇。
（九）见论语宪问篇。
录入校对：鱼珠前航道舵手
来源：廖耀湘将军逝世十周年纪念集P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