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受降侧记
回到目录页作者：严怪愚
严怪愚当时系《中国晨报》社记者
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0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我正在雪峰山前线采访。8月上旬，由龙潭司回到安江。8月15日，当时在安江出版的《中央日报》发出“号外”，说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安江全镇哄动，镇民及安江纺纱厂工人的欢乐，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8月20日，我奉报社派遣，就便乘新6军军长廖耀湘的吉普车奔赴芷江，等候日本侵略军投降人员的到来。当日乘飞机到达芷江的有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以及华中、华南各战区负责人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数10人。
下午，重庆飞来运输机4架，何应钦、萧毅肃、冷欣、钮先铭同随员及新闻记者50余人同时赶到。20日晚上，何应钦及各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汤恩伯、张发奎、王耀武与湖南省主席吴奇伟、新6军军长廖耀湘等一度会商，认为接待日本侵略军投降专使人员的生活，应全部军事化，起居饮食不但要规定时间，且应以号音为准，严肃庄重，方不失战胜国风度。同时，所有标语、便条：亦应印上V字（Victory）。在这之前，筹备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以第四方面军与新6军的两个副官处长赵汝汉、敬远平为主干，他们已忙碌了3日夜，才布置好这一宏伟的场面。会场原为空军第5、6队俱乐部，乃一西式平房，东西两头有出口处及休息室，正中部是会场。会场前有一旷地，左右皆有马路可通。路口各扎松柏牌楼一座，左边入口处缀“公理”两字，中为V字，上扎有“和平之神”；右边亦然，缀以“正义”两字。会场前旷地，高竖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东头墙上，有大红色Ⅴ字，两旁各悬四国国旗。其前置一长桌，玻璃窗均糊上绿色纸。其间空隙处，又悬四国国旗各一小面，两边各摆有长桌。西墙上悬挂大钟一口，其下为新闻记者席。
在日本侵略军投降专使人员所乘飞机未到以前，记者们特驱车到为日方准备的招待所参观。该所位于空军总站合作社之后，有小马路可达，为一灰色平房，食宿房屋各一栋.宿处系“∩”形平房，共六间，每室备有未加油漆的水椅、木桌、木床各一张，红色门帘、被单皆系新置。进食处在其左右，且有休息室，朴素而整洁，连日方投降专使人员都觉得中国方面宽大优遇。
参观后，数千人伫立在机场等候日机到来，谁知到了正午12时，还不见踪影。当时，机场广播台广播：日机已飞越常德，接着又说已过辰溪。但12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日机中途迷失方向，错认洪江作芷江，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
在机场上，我碰着冯英子。当时湖南新闻界就只有《中国晨报》的我们和沅陵《力报》黎浩3人参加。英子是报社特派来的。他告诉我，报社曾发行“号外”，全体人员渡过沅水到辰溪市区散发，市民们无不欢欣鼓舞，特别是从外地流亡来的人，看了“号外”，披此握手，拥抱，跳跃，含着眼泪，互询何日买舟东归。
12时11分，日机飞临芷江上空；20分，驶向指定地点着陆。飞机两翼下面各缀有日本国旗一面，两翼末端各系以4公尺长的红色布条。25分，在严密保护下启开机门。陆军总部派陈少校（实际上是新6军的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少将）接待。今并武夫在机舱口立正，问陈少校是否可以下机？陈答称：“现在可以下机了！”今井着军装，佩军刀，首先下机，面有戚色，缄默无语。陈少校检查前来联系人员的名单，宪兵草草检查行李后，12时30分，陈少校即引导今并及其随员等8人，分乘吉普2辆入城。中外记者沿途拍照，今井横目挺胸，手握军刀，情绪颇为紧张。
日本投降专使住的招待所距机场约2公里，周围设有数层宪兵岗哨严加戒备（据说足足用了一营的兵力），不让老百姓接近，也不许新闻记者进入采访。
21日下午3时20分，陈应庄等两位少校引今井及其随员分乘吉普开赴会场。会场正中桌旁坐着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右方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方是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翻译官王武上校（其他翻译人员都立在王武左右）。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将领及文职人员顾毓琇、刁作谦、刘英士、龚德柏等亦都列席。中美新闻记者数10人，从走廊一直挤到会场外面。
会谈从下午4时一直谈到5时半，所有发言均译成中、英、日三国语言，其实，这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实质性的问题，萧毅肃宣布将在今井逗留的3天之内随时解决。
（此处后置内容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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