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资料选辑】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

周振强（时任教导总队第一旅旅长）

一、教导总队扩编的经过

1933年，蒋介石采纳了德国总顾问法根豪森的建议，按照德国步兵团的编制，将原有的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加以扩编，作为德式的团营连战术的示范部队；并派曾在德国步兵专校毕业的桂永清任总队长，指派了步、骑、炮、工、辎等方面15个德国顾问担任学术科的指导，完全按德国典范令进行训练。以后几年中，蒋介石常令陆军大学学员和中央军校学员到教导总队学习参观。该队开始扩编时，有步兵二团，总队直属的有特务连、军士连、军官队、骑兵连、工兵连、炮兵连、自动车队、通信连等，共约官兵9000人，驻在南京中山门外孝陵卫营房。1935年，该队增加了一个团，总队部直属的连队除军官队外，都扩编成营。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开始时，该队奉令扩编成九个步兵团，合为三个旅；总队部直属的营，除了特务营、军士营、通信营没有扩编外，其余的营都扩编成团，约有官兵43000人。当时该队主要干部为参谋长邱清泉、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第二旅旅长胡启儒、第三旅旅长马威龙、工兵团团长杨厚灿、炮兵团团长楼迪善、骑兵团团长王翰卿、辎重团团长郭旭泉、军士营营长吴曙青、通信营营长杨秉成、特务营营长何相震。

二、复兴社的对内对外活动

教导总队在名义上是作为德式的团营连战术的示范部队，而实质上是蒋介石的铁卫队。该队扩编之初，总队长桂永清就召集他的亲信干部周振强、胡启儒、杨厚灿、萧劲、楼迪善、田鄂云等秘密指示说：“现在校长准备将军队完全按照德国陆军的方式来组织训练。我们教导总队是校长的铁卫队，要仿照德国希特勒的铁卫队进行组织和训练，要切实注意部下的思想行为，要训练他们忠于党、忠于领袖，要使他们成为拥护‘领袖’最忠实的铁卫队队员。”接着就在教导总队成立了复兴社支部，介绍周振强、胡启儒、杨厚灿、楼迪善、田鄂云加入“力行社”，在总队部成立“力行社”小组，组长由他自己担任，副组长由周振强担任，其余为组员。这个“力行社”小组就是领导总队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在各团营内分别成立“复兴社”小组，要周振强等考察认为忠实可靠的干部，介绍他们加入“复兴社”；规定每周开小组会一次，将官兵言行汇报给他，作为对部下考核升降的依据。桂永清利用“复兴社”特务组织，对部下官兵控制很严，稍有对他不满的，就被撤职。例如第一团少校团附资昆如因为说了“桂永清经济不公开”一句话，就得到撤职的处分。

桂永清为了讨好蒋介石，扩张他的政治野心，又以南京励志社的名义，利用教导总队的枪、弹和马匹，派了教导总队复兴社的社员在南京中山门内“明故宫”成立了“骑射会”。该会以不要会费引诱青年加入，宣传什么“我们中国只有仿照希特勒‘国社党’治理德国的办法，中国才能强盛；只有拥护蒋介石为全国领袖，才能救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并勾引青年加入复兴社。1936年，桂永清兼任南京大中学校学生暑期军事集训总队队长时，派教导总队复兴社骨干分子楼迪善、杨厚灿、萧劲等任大、中队长，向青年学生灌输拥护蒋介石为全国“领袖”的法西斯主义，勾引了当时受训的青年学生300余人加入了复兴社。教导总队的特务组织对内对外的活动，是当时蒋介石将所辖军队进一步法西斯化的缩影。

三、协同宪警禁止南京学生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议冀东成立防共自治区的伪组织，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举行了游行示威，当时遭到了宋哲元的压制和逮捕，打伤了许多人。这一运动引起了全国各大都市学生奋起响应，形成了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潮。上海、苏州的大学生决定乘火车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就下令上海、南京戒严，企图阻止学生前往南京。这时上海、苏州的大学生迫于爱国义愤，不顾军警的阻止，由上海交通大学学生领头，自行开火车到了南京，决定同南京各大学学生一起举行游行示威和请愿。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奉蒋介石命令，调动南京军警力量，企图禁止这次学生的行动。当时桂永清曾对周振强说，“上海、苏州学生到南京来，是共产党暗中策划的，这种捣乱行动，会引起中日外交纠纷”；命令周振强率领第一团步兵第一、二营开往城内，归南京警备司令部指挥。周振强率部到南京城内后，奉到南京警备司令部命令，要教导总队的部队担任成贤街、石板桥、中央大学四周的警戒，协助宪警禁止学生游行示威。12月中旬某日，上海、苏州和南京各大学学生集结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开会的时候，周振强令第一营第一连将中央大学的前门、侧门、后门都派兵守住，企图不让学生出门。不料守卫在中央大学前门的士兵，感于学生的爱国正义行为，没有认真执行命令；学生游行队伍冲出中央大学前门，经石板桥、成贤街到国府路，向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沿途散发了“反对冀东成立防共自治的伪组织”、“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等传单和标语。当时蒋介石很怕驻南京日本领事的抗议，下令南京警察厅派了大批警察将传单捡去，标语撕掉。学生游行完毕，教导总队才回营去。

四、西安事变星夜调兵

1936年西安双十二事变发生，南京国民党高级人员大为震惊。黄埔军人中，如桂永清、贺衷寒、邓文仪等暗中议论，都认为这次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指使张学良、杨虎城干的，他们的校长落在共产党手中，只有死路一条，不会有生还的希望。于是他们秘密主张拥护军政部长何应钦为蒋介石的继承人，而在公开宣传中痛斥张、杨扣留“领袖”，“大逆不道”，主张大张讨伐；并由师长级的黄埔系军人胡宗南、王耀武、桂永清、宋希濂、贺衷寒等34人联名通电，要求张、杨立刻将“领袖”送回南京，否则就是不共戴天之仇，必当誓死以报。

当时何应钦想乘机取蒋而代之的企图，在国民党中已是公开的秘密。当他听到蒋介石被张、杨逮捕后，认为有机可乘，事前没有同宋美龄、宋子文商量，即以营救蒋介石为名，下令讨伐张、杨，动员各路军队围攻西安。驻在南京孝陵卫的教导总队也奉到何应钦的命令，由周振强率领步兵第一团、第二团、工兵营、炮兵营、骑兵大队、战车大队、特务连官兵约9000余人，于12月12日星夜由南京下关渡江，13日由浦口乘火车直开潼关，14日到潼关时，奉令接替董钊的二十八师潼关防务。其后陆续到达潼关的，有六十一师、三十六师、五十七师、四十六军。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担任纵队指挥，指挥教导总队和六十一师；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担任总指挥，指挥此路军队，围攻西安。

樊崧甫到达潼关以后，即召集各师长开会。他指示说：“为了迅速营救‘领袖’出险，何部长已命令各师围攻西安，并已准备空军集中轰炸西安。”当时指定教导总队为攻城部队，并密令教导总队准备大量催泪性的毒气弹，俟空军集中轰炸西安时，在西安城东北角施放毒气攻城。他将所属各师分成两个纵队，命令迅速攻击前进。教导总队于16日由潼关推进到华阴，18日奉令协助二十八师董钊部攻击华县。当日华县攻克后，教导总队即沿铁路两侧前进，攻击东北军刘多荃部队的赤水阵地，攻击了一天，牺牲官兵百余人，没有成功。20日奉到桂永清的命令指示说，“现在蒋夫人（宋美龄）和宋子文已乘机飞往西安，同张、杨会谈”，命令暂时停止攻击，在原地迅速构筑工事，防止东北军和红军在利用会谈期间的突然袭击。25日听到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乘机飞回洛阳的时候，樊崧甫以下的将领都一致认为这是“领袖”的“感召”。1937年1月2日，教导总队奉令开回南京。

五、参加上海抗日战争

当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日战争开始后，桂永清于10月间由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回国。他拟要求蒋介石派教导总队一部开往上海参战。周振强不同意，对他说：“抗日战争时间还长，而教导总队现已扩编了这样大，老兵都成了干部，其余都是新兵，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很差，不如加紧训练三个月后，再请求整个参战，比较有把握打一胜仗。如果现在派一部队伍到上海参战，对上海整个战局起不了多大作用，而是白白地消耗力量。现在最好是做到不请求也不抗命，校长命令我们去就去，没有命令就加紧训练。”当时桂永清听了没有作声，当天晚上派了总队部上校服务员彭克定到周振强家里来说：“我们校长在上海战场投入了这样大的兵力，其目的是在赢得在政治上同日本讲和的条件。上海的战局，将同‘一·二八’一样，结果会同日本讲和的。如果教导总队现在不到上海参战，将来就没有参战的机会。而且宋希濂、王敬久、孙元良在上海打了仗，现在都升了军长。我们教导总队到上海打一仗，总队长可以升军长，你也可以升师长了。”周振强听了自己可以升官，也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桂永清要求派队到上海参战的请求得到蒋介石准许后，他命令周振强于11月5日率领特务营、工兵营、通信连、步兵第一团、第三团共约官兵7500人，由南京尧化门乘车经苏州转苏嘉路，在沪杭路新桥车站下车，奉令接替六十七师八字桥的防地。桂永清奉令任纵队指挥，指挥教导总队和俞济时的五十八师。周振强亲到第一线，同六十七师师长黄维协商，了解敌人已渡过苏州河，攻占了八字桥镇的一半，并且集中了陆海空的炮火，企图从八字桥突破我军防线。我军正面防线虽只有1200公尺宽，但无工事可以依据，因而能否阻止敌人深入突破我军防线，决定于能否守住八字桥镇。周振强当即决定以营为单位作纵深配备，以八字桥为重点构筑防御工事。当日施行夜袭，夺回了已失去的八字桥一半。因教导总队团级以下的官兵对日本帝国主义都有同仇敌忾之心，作战都很勇敢，在同敌人争夺八字桥的四天拉锯战中，在敌人陆海空集中炮火的轰击下，官兵牺牲不少。后因敌人在上海金山卫登陆，教导总队奉令撤退。在撤退中，第一团第三营第九连中士班长张忠率领八个弟兄，用轻机枪打下了低空飞行的敌机一架。部队撤退到苏州时清点损失，只余3000余人，伤亡营级干部以下官兵4000多人。

六、守卫南京牺牲惨重

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后，高级将领都对守卫南京没有信心，不愿担任守卫的任务。桂永清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后，对他的亲信部下周振强、胡启宇、邱清泉说：“在会上，校长问大家谁愿担任守卫首都的总指挥时，连问三四次，都无人作声。后来由校长亲自到唐生智家里劝说，唐生智才勉强答应担任守卫南京总指挥的任务。”并说据他得到秘密消息，已由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同日本讲和，日本不一定会来打南京；即使来打，只要守一个短时间，也可以换得讲和的条件。

守卫南京的原计划是守南京外围汤山之线，因兵力不足，才改为防守乌龙山炮台、紫金山、雨花台之线。当时防守乌龙山炮台的是徐源泉的第十军。守卫牛首山的是俞济时的七十四军所部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和冯圣法的五十八师。牛首山失守后，这两师退守南京水西门。守卫雨花台的是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守卫南京下关一带。原计划守卫通济、光华门外红毛山之线是王敬久的八十七师担任，因他的部队没有到达，由教导总队派兵一营暂时防守，等八十七师到后移交。另有粤军邓龙光部也集结南京城内。教导总队奉令守卫叉路口、紫金山、孝陵卫到工兵学校之线。

当时我们判断敌人主力部队是由京杭国道向南京前进，而敌人攻击重点是紫金山、雨花台；因此教导总队兵力部署的重点是保卫紫金山。兵力部署大概如下：

副总队长兼步兵第一旅旅长周振强率本旅步兵第一、二、三团，军士营，附工兵一营为右翼队，担任紫金山老虎洞、西山到工兵学校之线的防守。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威龙率本旅七、八两团为左翼队，担任紫金山老虎洞左侧到叉路口之线的防守。骑兵团在汤山、青龙山之间占领警戒阵地，阻碍敌人前进。炮兵团在富贵山一带占领阵地。步兵第二旅旅长胡启儒率领本旅四、五两团和工兵团（缺一营）为总预备队，集结在太平门、中山门附近（步兵第六、第九两团开往江西补充新兵未回）。

12月7日晚上，据骑兵团团长王翰卿报告，敌人便衣队穿了八十七师士兵的军衣，混入在八十七师撤退的队伍中，袭击了该团驻汤山担任警戒的第一营，该营伤亡很大，汤山已被敌人占领。总队部一面命令骑兵团在青龙山之线极力阻敌前进，于9日拂晓前逐次经麒麟铺、叉路口撤退到徐坟附集，担任左侧的警戒，并与守卫乌龙山炮台的第十军联络；一面下令各队禁止八十七师的士兵通过阵地，以防敌人的袭击。

8日拂晓，大批敌机已向紫金山阵地轰炸，敌人炮兵集中火力向我麒麟门前进阵地射击，步兵也开始向我阵地攻击，敌人的先遣装甲部队已达通济、光华门外红毛山附近。因八十七师没有到达，驻守在红毛山之第一旅第二团周石泉营兵力单薄，伤亡很大。敌人的坦克车已炮击光华门。周振强见到这样情况，除即派军士营营长吴曙青率本营附战车防御炮连增援外，并报告总指挥部，由总指挥部调粤军邓龙光部接替红毛山的防务。8日一天战斗结果，我麒麟门一带的前进阵地被敌人占领。

9日拂晓，敌人集中兵力，攻击我紫金山老虎洞阵地。因老虎洞阵地比较突出，在敌人集中陆空火力攻击下，我军伤亡很重，增援不易，周振强决定放弃老虎洞阵地，退守紫金山第二峰的主阵地。

10日拂晓，敌人占领我老虎洞阵地后，即开始集中力量向我紫金山第二峰、孝陵卫之西山主阵地攻击。因为教导总队在孝陵卫驻扎四年之久，地形很熟，构筑的阵地也比较坚固，官兵作战又都很勇敢，由10日至11日晚止，在第二峰和西山同敌人反复的争夺战中，我队伤亡虽然很大，同时也杀伤敌人很多，阵地始终在我队手中。

11日晚10时左右，周振强在紫金山第一峰指挥所看到南京中华门方向和下关方向都起火，打电话到总队部也打不通。派人到总队部去看，回报说，总队长下午7时到总指挥部开会以后没有回来，参谋长邱清泉也离开了总队部，城里部队很乱，都纷纷向下关方向跑去。这时总指挥部的电话已不通，旅部参谋马连桂报告说，八十八师防守的雨花台阵地已被敌人占领，并有一小部敌人攻进了城，八十八师部队很混乱，又看到粤军邓龙光部队都出了太平门。周振强当即赶到富贵山总队部，召集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威龙、工兵团团长杨厚灿、骑兵团团长王翰卿（此时总预备队第二旅旅长胡启儒、四团团长王化、五团团长睢友蔺已不知何往），告知当前情况，并商议决定：第二旅旅长马威龙率本旅同粤军邓龙光部一起突围；工兵团团长杨厚灿率本团到下关煤炭港、燕子矶之间准备渡河器材，骑兵团团长王翰卿率本团占领煤炭山之线担任掩护；第一旅第一团团长秦士铨率本团为后卫；从12时开始逐次由阵地撤退，留一部占领紫金山的天宝城为掩护阵地，其余部队向煤炭港、燕子矶之间方向撤退，设法渡江。周振强于是日夜1时率总队部特务营约百余人，经尧化门到了煤炭港，即指挥队部渡江，并指定滁县为集中地点。12日上午12时才用木排渡江，13日敌人攻击南京只有二个师团，攻击重点是紫金山、雨花台。紫金山以北只有敌人少许部队，水西门到下关根本没有敌人。乌龙山长江封锁线在12日下午2时才被敌人突破，敌舰才深入到下关江面。在10日至11日的战争中，教导总队三团兵力约1万人没有使用，其余防守水西门的五十一师、五十八师和布防在下关的三十六师，以及集结城内的粤军，估计约二三万人。周振强在紫金山上看到敌人晚上向我阵地攻击时，麒麟铺一带驻有敌人部队的村庄都有灯火，目标很明显，当将这种情况报告桂永清，并同第二旅旅长马威龙工兵团团长杨厚灿联名建议，要求集中兵力由紫金山的叉路口地区出击，威胁敌人的后方，但没有得到桂永清、唐生智的同意。他们的理由是“现在消耗兵员太多，万一出击不成，守南京的兵力就更不够了”。

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在上海作战时损失很重，担任防守雨花台的重要任务，本来兵力不够。在敌人重点攻击下，雨花台吃紧时，如果总指挥部能派队及时增援，雨花台阵地不一定会失得这样快。

当时，下关码头的趸船以及各军控制的民船，估计约千只左右。如果当时总指挥部有精密的撤退计划，将守卫南京部队作有计划的渡江撤退，部队就不会损失这样多。但因为总指挥部没有计划，高级将领抢夺交通工具，各自逃命，抛弃部队不顾，以致造成守卫南京的部队官兵，除了三十六师全部和教导总队少数部队渡江，以及粤军邓龙光一部突出敌人包围外，其余全部覆灭。

周振强于12日下午2时渡江到达八卦洲对面北岸时，敌舰已突破乌龙山长江封锁线，亲眼看到渡江的我军官兵，在下关一带江面遭到敌舰敌机射击和冲击，因而死在江中的，约有三四千人。情况极凄惨，目不忍睹。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第五团长睢友蔺、第二旅旅部中校参谋廖耀湘等三人在南京撤退时，化装藏入民间，以后又化装难民，才逃出南京。据他们说：敌人占领南京后，即大肆搜捕我军官兵，装上卡车送到下关，用机枪集体杀害，并将尸体投入长江。这样被杀的有几万人，下关江面都为我军官兵的鲜血所染红。

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曾在南京城墙构筑有永久城防工事。当教导总队奉令防守时，发现中山门至光华门之间城墙上的永久工事，虽然外面涂了水泥，而内部的横梁都是南竹，并且已经腐烂。官兵发现这种情况，愤恨已极；一致要求要报告蒋介石严惩谷正伦。

教导总队的官兵在撤退时经过挹江门，看到三十六师的官兵将交通部、铁道部的东西全部搬运过江，并放火烧了交通部、铁道部。渡江后到滁县的途中，又看到三十六师的部队沿途收缴零星逃出南京的各师士兵的械弹。

桂永清曾自吹自擂地说：“大家都不愿守南京，我向校长自告奋勇，得到了10万元的犒赏费。”当时守卫南京的教导总队官兵约35000人，12月份的薪饷，除了渡江的4000余人补发外，其余3万余人的薪饷和10万元的犒赏费，全部为桂永清所吞没。教导总队改编四十六师开驻湖南衡山的时候，教导总队伤亡官兵的家属，纷纷要求发放生活津贴和抚恤金，桂永清避而不见。副师长周振强见到在南京阵亡的团长秦士铨、谢承端的家眷，每家发了500元的安家费，但还受到了桂永清的申斥，认为发多了。

对第11、12辑的几点订正（丁裕长）：《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在第48页上第12行“在沪杭路新店车站下车”，句内“新店”两字或系“新桥”之误。

来源：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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